我從“孝婦河畔”來

2022年2月1日，是《淄博日報》創刊70週年紀念日。這個重要的日子來臨之前，我與這份報紙的情緣重新浮現在眼前。

我於1977年12月參加工作，之後便以《淄博日報》通訊員的身份為報社寫訊息、通訊。隨後又學著寫小說和散文，寫出一篇就用方格稿紙謄清，寄給《淄博日報》副刊。那時日報還是小開本，文學副刊叫“孝婦河畔”。時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文學藝術也隨著國家全面改革開放開始復興，相當多的文學青年都以青春的衝動和時代的感召為己任，不斷突破十年動亂導致的思想文化禁錮，奮力書寫富有真情實感的文學作品。可是許多文學期刊還沒有恢復，作為初入文壇的青年作者幾乎找不到合適的投稿報刊，《淄博日報》就成了我的首選。

連續兩年，我寫了不少的小小說和千字文，每完成一篇就謄好裝進信封，貼上郵票寄給報社，然後就是等待、期盼，往往總是沒有結果。也不知道副刊編輯的姓名，也不知道去報社一趟拜拜門子，只知道寫，寫了投稿。轉念一想，自己兩三年下來就寫了那麼多，在那個“天上掉下一塊磚總會砸到一個詩人”的年代，一個報社副刊每天得收到多少來稿呀！一篇來稿有幸被編輯發現，那得多麼幸運，或者說那得是多麼大的機率才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我不缺稿子，就缺被發現，一篇稿子裝在一個信封，不可能幸好遇上編輯的慧眼，要是一摞稿子豁然出現在來稿裡，也許輕易就會被編輯發現？我就找來一個特大信封，一氣塞進去十來篇文稿，真是厚厚的一包，就這樣寄了出去。

那是1980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工廠的熟藥（碎琉璃）堆裡義務勞動，胡升剛師傅告訴我說，看到今天的《淄博日報》了嗎？文學副刊給你刊登了一篇文章呢！我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跑回辦公室，拿出新送到的《淄博日報》，迅速翻到副刊，在倒頭條位置發現了署有自己名字的散文《故鄉情思》。這一年我剛剛19歲。

這篇千字文，以夜晚的博山公園山頂鳳凰嘴俯瞰孝婦河對岸大街一帶的夜景為視角，把大街、西關街交叉口唯一一盞較亮的街燈與母親在黑黢黢的廚房攤完煎餅，額頭上露出唯一一片油乎乎的亮光形成通感，謳歌了母親與家鄉的溫暖與溫馨。文章發表以後，被許多中學語文教師剪下來，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作了訓練學生作文的案例。

譚連老師（前排右二）與方榮翔

繼《故鄉情思》以後，“孝婦河畔”副刊把我當成了老作者，《“開玩笑”歸正》等意識流風格的小說也在報紙上輪番刊出。報社的主任、編輯也到博山訪問作者，一來二去，我就認識了譚連、呂奇、孫鳳深、張峻聲、陳東昇等等老報人，他們都給過我細心的指導和啟示，使我在文學寫作的道路上一路走來，沒有因為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奔波而中輟。張峻聲老師是第一位為我編稿、發稿的編輯，他和其他的老報人打趣說，如果將來劉培國成了作家，那是我第一個發現了他。

陳東昇先生

現在，許多曾經幫助過我的老報人已經離開人世，健在的老報人也都年屆耄耋，他們對年輕一代的扶持、獎掖，鼓勵著我們享受文學的滋養和溫暖。“柳泉”“孝婦河畔”的一代代編輯田嵐、鄒青山、周雁羽、魏廷寶、陶安黎等幾十年如一日，不斷髮現、培養本土文學愛好者、作家，讓淄博文學藝術叢林生生不息、枝繁葉茂，功績卓著，值得作家們崇敬和感恩。

40年下來，我立志於淄博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文學再現，先後出版8部專著計200萬字，從“孝婦河畔”一步步走出淄博，走向山東，走向全國，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名會員、一個地域文學作家，終於可以向老一代《淄博日報》的老報人們說，你們當年的辛勤培養總算結出一枚遲來的成果。《淄博日報》培養了多少像我這樣的寫作者無以計數，但每一位從《淄博日報》副刊成長起來的寫作者，都不會忘記這塊園丁耕耘不輟的養育之地。

向《淄博日報》致敬！向《淄博日報》副刊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