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音樂人、野史發明者高曉松曾說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這話雖然放在這樣一個肥頭大耳又家世顯赫的人說出來，似乎不那麼詩意，就好像晉惠帝驚訝中說出了“何不食肉糜”，就不那麼詩意。但不得不說，對閒適的、寧靜的、古樸的生活的嚮往，卻是古今中外人所共用的，西人海德格爾就提出了“人，詩意的棲居”這個偉大的哲學命題，詩意的山水田園夢則是通過歷代文人的詩詞銘刻在中國人的基因裡，今日讀起來亦能勾起無限的鄉愁。
然而真正的田園勞作很辛苦的，古今文人大多不需要自己種田。終南別業的詩佛王摩詰老師，他同道友們泛舟嘯詠，彈琴賦詩，過著半官半隱、名利雙收的舒適生活，無不讓人稱羨，連蘇軾看了他的詩都老唸叨著做個歸期許，但考究起來，王維的山水田園夢可不是種田砍柴，他的詩清靈空渺，卻僅僅是士大夫為官之餘的休憩，他本身是個大地主出身，歸隱後住的是輞川別墅。
講真，王維老師無疑是標杆，深深地影響了後來人——以至於後世權貴都偏愛在秦嶺興建私園。對於這些假歸隱的人，很早以前孔稚珪在《北山移文》裡就損過了，“厚顏無恥”這個詞就出自此文。范文瀾先生說，王維學陶淵明，可是怎麼都學不像。
陶淵明是真的做了農民，“躬耕自資”，還是反覆下了三次決心，從他的詩中也能看出田園生活並不是十分美好，他自嘲自己“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說明文人真要去種地，其實是很難飽腹，苦則苦矣，但使願無違嘛，晚年更是貧困潦倒，當初“不為五斗米折腰”，現在被迫去乞食。後世學陶淵明的詩人也都是明白人，大多有所保留，雖敬仰，但學姿勢不學人。蘇軾說：“淵明飢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陶公就是千古真實的一個人。
比起古人，都市人長期處於由理性規制的混泥土森林裡，和山水田園又好似隔了那麼一層，道是可遠觀不可褻玩。人們不一定分得清楚小麥和韭菜，田園並不比月球環形山脈遙遠；旅遊彷彿例行公事，成為一串黃金週的貢獻的經濟數字。說起來並沒有什麼丟人的，人終究要去往城市，便利的交通，集中的醫療和教育資源，這便是現代文明所賜予我們的，雖然從來不是均勻的賜予。
城市化、資訊化自會沖刷掉田園生活的土壤，用海德格爾的說法，就是人已經被連根拔起，存在的“無家可歸”是世界性的命運，同時現代的傳媒技術也會提供了一個景觀的視窗，那些流水線和格子間折磨的筋疲力盡的都市人，也需要李子柒們為人類營造了一個田園牧歌的夢境去投餵，李子柒不是梭羅式的思想家，但都市人不僅需要李子柒，也還需要更多李子柒們，據報道，這幾年，終南山歸隱開設了大量培訓班。
說起李子柒，筆者就忍不住想說一句，是不是文化輸出和真不真實本身並不衝突，首先筆者十分贊同李子柒是一種中國文化輸出，類似過去的武俠文化，將前現代的文化重新編織，以工業化的影像生產，同時也有現代的、年輕化的審美風格的表達。就好像熱血漫是日本的文化輸出，韓劇是韓國的文化輸出，它能增強本國文化自信，但文化產品終究是文化產品，它的本質是人造夢，所以不妨礙農村本是李子柒曾經想逃離的地方，不妨礙古人不這麼過日子，現代人也不這麼生活。真實的情況是：我們既要坐享都市生活的便利之下，才能去把目光投向田園牧歌。說起來有點虛偽，也是人之常情。
真正的問題在於，都市人除了停留在撫慰心靈的景觀之中，能不能在工業化的可實現的範圍內，去構建一種詩意的生活？用社會學家賴特的說法，是一種可實現的烏托邦。在前幾年，小布爾喬亞掌控了傳媒，藉由文化工業的佈道，把他們的生活方式變成了所謂的現代生活的樣板，旅行、美食、攝影、咖啡廳，這樣的消費主義的樣板顯然是桎梏了我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在這裡，筆者想介紹與此不同的生活模板，田園牧歌的想象不一定是李子柒式的，也不一定是中產閹割版的莊園夢式的，誠然，這些模式都帶有逃避和空想的色彩，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點綴物，並不是普適性的。
在京郊的鳳凰公社，實際上京郊有幾個這樣的合作社，比如新青年綠色公社，這裡主要是做有機農業的，也認識了一些拒絕996的年輕人在這裡集體勞作、學習和生活，有的人也明確表示，是來這裡創造另一種生活的。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可能被主流遮蔽，但並不能說明這樣的生活不存在。讀者朋友們可能會質疑，還是犯了老嬉皮士們的錯誤，只能在城市邊緣守望，就像筆者之前強調的，絕大多數人是很難離開工業和城市的。
其實在國外也是不乏這樣的公社，東德有個農講所，一般保持著蘇聯工人文化宮的樣貌，後來被用來作為公社專案，越來越多年輕人過來生活，和村民一起學習農業/陶藝/縫紉等工作，有時也用來作為歐美左翼活動家的聚會場所。
像日本的山岸會，義大利La Commune di Bagnaia，以色列的Kibbutz，想必也有人耳聞，裡面很多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物，已經維持了半個世紀之久，中文網際網路的一些遊記可以一窺集體農莊的生活和運營。
這裡挑日本山岸村說一下吧，環球時報曾經寫過特稿介紹過山岸會，值得一提的是，山岸會的人都曾參觀過大寨，其受到過人民公社的影響，並且和中國河南的南街村結為友好村，不過日共好像並不待見山岸會，把它當成歐文這樣的空想實驗批判過。
山岸會前身在二戰以後建立一個養雞場，創始人對共產主義有共鳴，聯合志同道合者一起，變賣所有的家產，創立了“生活一體化，經營一體化”的公社生活模式，生產和生活資料公有，理念強調大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物質財富。實踐證明，他們並沒有像歐文的和諧新村那樣破產，雖然不如往昔繁榮，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是日本最大的多種經營組合會，從單一養殖發展為將農業，牧業、乳製品、木材加工、有機肥料製造、建築、運輸的組合經營模式。擁有上千頭牛圈和豬圈、數萬只雞的雞舍。
這裡有集體食堂，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大鍋飯，一日兩餐，每天配給的食物沒有市面上花裡胡哨，透過一面巨大的玻璃可以一邊吃飯一邊欣賞窗外景色，根據豆瓣網友在山岸會的短暫居住反映，一般午餐素食偏多，有時候一頓飯三個菜都是豆類，豆腐+納豆+黃豆。晚上有暖和的燉肉，秋刀魚，烤肉。蔬菜肉類都是集體農場自產的當季的食物。牛奶自由取食。老人另有特殊食譜。
醫療方面，村裡有自己的內科、外科和牙科醫院；住房方面，集體宿舍裡都是簡單公寓型，根據人口分配，一房一廳或者兩房，沒有廚房和浴室，只有公共澡堂以及溫泉；車輛實行共用，如果你是村民，既能免費借車，也能免費加油；教育方面，村裡有自己的幼兒園和學習大樓，以自主學習為主，開設農牧業等知識講座，因為要否定私有財產，在成為成員之前，首先要參加“特講”集體培訓，接受平等主義的精神理念，再進入“鑽研”學校。當然了，如果認可其理念，錢是得充公的，如果不想勞動想離開這裡，村會還制定了退會全額財產退還的機制。
有網友表示住進來發現整層樓都是帶孩子的家庭，孩子們可以在一起玩耍，有很多公共的空間，眾所周知日本也是東亞內卷高地，出生率持續負增長，山岸會的小孩出生增長率明顯高於日本一般社會出生率。孩子滿五歲就要離開父母，被送到集體宿舍過集體生活，接受集體主義和泛父母式教育法，後被日本政府要求上了當地的公立學校接受完義務教育，再回到集體農莊做事，這一點時常被日本社會詬病為是對小孩的洗腦。
山岸會之所以持續時間比新和諧公社要長得多，並且有所發展，無疑因為建立在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之上，這是前提。作為最小單元鄉村來講，選擇集體經濟無疑是最高效和最低成本的一種組織方式，其發酵床養殖技術本身是世界領先，其農業組合模式又為其帶來豐厚而獨立自主的經濟來源，其次，組織上的創新，有“中央調正機關”和“實驗地正廳”，職務分配由村民透過圓形座位討論產生，“中調”負責推進山岸會的運動；每天有懇談會和檢討會，村民相互交流，保證思想統一，避免內部矛盾，集中處理問題；
這半個多世紀，在經歷了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運動、“全共鬥”學生運動、蘇聯的解體，在左翼運動的低潮的九十年代，日本很多互助組織都變成了封閉的邪教團體，製造過地鐵毒氣事件，山岸會並不是宗教團體，和奧姆真理教之流也扯不上關係，其理念更多來自左翼和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因為共產而被時常日本媒體炒作攻擊，公社內部對此建立正常的對外開放渠道。
筆者上次看呂新雨老師講塘約道路、蒲韓社群等重新集體化的案例，很受啟發，在今天重走集體經濟的呼聲來自於基層，但走集體經濟無疑要面對外部的市場經濟的衝擊，若不能有效地形成在市場經濟中存活的機制，很容易就會瓦解。塘約村建立了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合作社，並迅速脫貧；而蒲韓社群的透過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的社群體系。把婦女、兒童、青壯年用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實現了生產、教育和社會建設的有機結合，這些案例都與公社制度互助互利設想遙相呼應。
筆者倒是希望，有一天中國人的田園牧歌都是消除三大差別，解決城鄉對立，達到“共同富裕”，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可足以稱得上是詩和遠方了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