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敏山教授簡介
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肝臟外科主任、中山大學肝癌研究所所長、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肝癌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廣東省醫學會肝癌分會前任主任委員、廣東省醫師協會肝膽外科醫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肝臟病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肝臟外科學組委員、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肝癌學組委員、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肝癌學組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求佳外科客座教授。
從事肝癌的臨床和研究工作30多年，臨床上以外科為主，熟悉和掌握肝癌其他多種治療手段，並積極推廣肝癌的多學科綜合治療。在肝癌切除術、血管介入治療和射頻治療有著數千例以上的臨床經驗，是國內外少有的能夠同時熟練開展肝癌三大治療手段的專家之一，並掌握肝癌的肝臟移植、放療、化療、生物免疫治療、靶向藥物治療等多種方法。可獨立完成難度較大的手術，如巨大肝癌切除術、肝中央型肝癌切除術、肝尾狀葉肝癌切除術、腹腔鏡肝切除術、機器人輔助肝癌切除術、胰十二指腸切除術等。
學術主攻和重點研究方向是小肝癌的射頻消融治療和肝癌的多學科綜合治療。長期致力於小肝癌微創治療的多學科治療研究，共發表肝癌研究論文386篇，其中2006年國際上首個射頻消融對比手術切除治療小肝癌的RCT研究發表在
Annals of Surgery
雜誌，研究結果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據Google Scholar查詢，至2021年6月已被引用1525次。併名列2014—2021年愛思唯爾（Elsevier）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陳敏山教授共有6篇臨床研究論文（第176、181、186、256、259、264篇參考文獻）被美國NCCN指南（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2015—2021年“肝癌”部分所引用。
2010年受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協作委員會、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肝癌學組委託，執筆制定了以射頻消融為模板的《肝癌區域性消融治療規範的專家共識》，在國內6個雜誌發表。同時，參與了《原發性肝癌治療規範的專家共識》和衛生部《原發性肝癌診療規範》的制定，為射頻治療肝癌在全國的推廣和規範化做出了很大貢獻。近年來致力於推動肝癌MDT團隊建立和多學科聯合治療，在國內多個學術專題會議倡議建立肝癌的MDT團隊及開展肝癌的多學科聯合治療，並於2013年依託廣東省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廣東省醫學會肝膽胰外科學分會主持撰寫並發表了《肝癌MDT團隊的建立與多學科聯合治療策略――廣東專家共識》（《中國實用外科雜誌》，2014年）和《肝細胞肝癌合併門靜脈癌栓多學科綜合治療廣東專家共識（2015版）》（《中華消化外科雜誌》，2015年）。2020年依託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主持完成《中國肝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專家共識》（《中國醫學前沿雜誌（電子版）》，2020年）和《肝動脈灌注化療治療肝細胞癌中國專家共識（2021版）》（《中華消化外科雜誌》，2021年）。
主持國家級、省市級等科研基金數十項，作為全球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全國PI和PI參與了多項肝癌橫向課題的研究。2016年作為第一完成人身份以“肝癌的多學科治療策略與最佳化與應用”獲得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2009年獲衛生部授予“全國醫藥衛生系統先進個人”榮譽稱號，2011年獲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的“柯麟醫學獎”，五次獲得醫院年度“優秀科主任”獎。並被評選為2014年首屆“中山大學名醫”，2017年被評為首屆十大“廣東好醫生”， 歷年“嶺南名醫”，以及2013—2018年連續四次入選中國名醫百強榜肝臟腫瘤外科前十強。
2021年肝癌治療進展年度盤點
曾慧嵐，陳敏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肝臟外科，廣州）
通訊作者：
陳敏山 E-mail： chenmsh@sysucc。org。cn
【
摘要
】我國肝癌的發病率和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包括手術、消融、放療、介入、靶向、免疫治療等有機結合的多學科綜合治療模式能有效改善患者預後，並已獲得專家共識。本文將從肝細胞癌的區域性治療、全身治療和肝膽管細胞癌的綜合治療三個方面系統總結2021年肝癌研究進展。
【
關鍵詞
】肝細胞癌；肝膽管細胞癌；多學科綜合治療；靶向治療；免疫治療
對於肝癌的臨床治療與研究領域，註定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多個治療領域沉睡多年後獲得重大進展，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希望。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和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公佈了眾多的肝癌治療研究進展，我們將2021年重要的研究進展總結如下。
肝細胞癌的區域性治療
1.1 新輔助/轉化/輔助治療
手術切除是目前最常用的肝癌根治性手段，透過多學科模式進一步提高肝切除術和區域性消融治療的效果一直是臨床研究熱點［1］。2021年各大國際會議公佈了新輔助和轉化治療的研究進展，其中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郭榮平教授團隊在ASCO年會口頭報告了一項多中心、前瞻性、開放標籤、隨機對照研究，入組208例可切除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巴塞羅那分期A/B期，超米蘭標準），104例術前接受新輔助肝動脈灌注化療（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HAIC組），104例直接手術（對照組）。結果顯示：HAIC組99例患者、對照組100例患者納入療效安全分析，HAIC組患者1年、2年和3年中位總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分別為92。9%、78。6%和63。5%，對照組分別為79。5%、62。0%和46。3%；HAIC組患者6個月、12個月和18個月無進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率分別為77。6%、50。4%和47。4%，對照組分別為52。7%、42。8%和34。8%；HAIC組患者6個月、12個月和18個月中位無復發生存（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率分別為63。8%、47。3%和47。3%，對照組分別為52。7%、42。8%和34。8%。HAIC組患者OS率和PFS率均顯著優於對照組（P＝0。016、0。017）。兩組患者RFS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85）［2］。該研究表明對於超出米蘭標準的可切除巴塞羅那A/B期HCC患者，術前接受新輔助HAIC可能帶來生存獲益。
2021年ASCO年會公佈了一項納入49例巴塞羅那B期和C期肝癌患者轉化治療的研究，經3～7個週期侖伐替尼和3周1次程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劑治療後，51%的患者（5例完全緩解、17例部分緩解、3例疾病穩定）經過影像學評估成功轉化，30。6%（15例）的患者接受了手術［3］。該研究提示，聯合應用侖伐替尼和PD-1抑制劑有益於中晚期HCC的轉化治療。
長期以來，HCC術後是否需要輔助治療也是研究的熱點。2020年ESMO年會更新了肝動脈栓塞化療（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聯合侖伐替尼用於術後有高復發風險HCC患者輔助治療（LANCE研究）的多中心、前瞻性佇列研究最新分析結果。該研究共入組184例有高復發風險的根治術後患者（大血管或膽管侵犯/腫瘤破裂或浸潤鄰近器官/Ⅱ級微血管侵犯且合併以下任意一項：腫瘤數目≥3個、腫瘤最大徑≥8 cm、腫瘤邊緣不清晰或無完整包膜）。結果顯示，侖伐替尼聯合TACE組（92例）患者的中位無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時間顯著長於單純TACE組（92例）患者（17。0個月∶9。0個月；HR＝0。6，P＝0。0228）［4］。提示侖伐替尼聯合TACE的輔助治療有效且安全，可能延長術後有高復發風險HCC患者的無病生存期。
除介入聯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用於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外，另外2項系統治療用於術後輔助治療的研究同樣值得關注。2021年ASCO年會公佈了一項納武利尤單抗用於術後患者輔助治療的多中心、前瞻性、單臂研究，納入55例患者（33例手術切除，22例射頻消融），術後接受16個週期納武利尤單抗（前8週期，每2周1次；後8週期，每4周1次）治療，1年RFS率和中位RFS時間分別為76。7%和26個月［5］。2021年ESMO年會公佈了一項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用於術後輔助治療的開放標籤、單中心、前瞻性Ⅱ期研究。入組45例根治性切除患者［中國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Ⅱ期25例，Ⅲ期20例］，術後接受1年卡瑞利珠單抗（200 mg/3周）和阿帕替尼治療，中位隨訪21。5個月，中位RFS時間為11。7個月，1年OS率和RFS率分別為97。8%和48。9%，2年OS率和RFS率分別為75。7%和41。0%。1例患者出現3級血小板減少和4級白細胞減少，無術後死亡病例［6］。初步提示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輔助治療有效且安全。
1.2 肝移植
肝移植是肝癌根治性治療手段之一，國際上肝移植適應證主要採用米蘭標準、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UCSF）標準。綜合治療能將HCC從超米蘭標準降期至米蘭標準。對於降期至米蘭標準的HCC患者肝移植能否獲益仍有爭議。2020年Lancet Oncology的一篇文章探索了肝移植在降期至米蘭標準的肝癌中的療效。該研究為一項開放標籤、多中心、隨機、對照Ⅱb和Ⅲ期研究，納入74例患者（超米蘭標準、無大血管侵犯和肝外轉移，移植後預估5年生存率＞50%，肝功能Child-Pugh A/B級），經區域性/手術/系統治療後，中位降期時間6個月，29例患者在分組前退出，餘45例患者隨機分為移植組（23例）和對照組（22例），移植組患者5年腫瘤無事件生存率（76。8%∶18。3%，HR=0。20，P=0。003）和5年OS率（77。5%∶31。2%，HR=0。32，P=0。035）均顯著優於對照組。4例患者出現治療相關死亡：移植組2例（心肌梗死和多器官衰竭），對照組2例（肝臟失代償）［7］。結論：對於有效和持續的降期至米蘭標準的HCC患者，肝移植提高了腫瘤無事件生存率和總生存。
1.3 介入治療
介入治療是不能手術切除中晚期肝癌的最常用治療手段之一，既往TACE是標準的治療方法。近年HAIC新的中國方案展現出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我國學者在2021年ASCO肝癌研究領域獲得兩項口頭報告，均是來自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的HAIC研究［8］。趙明教授團隊在ASCO口頭報告了一項對比HAIC和索拉非尼在肝內腫瘤負擔重的晚期肝癌中的應用。在這項研究中，262例晚期肝癌患者（大血管侵犯佔82。8%）1∶1隨機接受HAIC（130例）或索拉非尼（132例）治療。結果顯示：HAIC組患者中位OS時間顯著長於索拉非尼組（13。9個月：8。2個月，P＜0。001）［9］。結論：對於肝內腫瘤負擔重的晚期肝癌患者，HAIC可能是較索拉非尼更好的策略。相比於單用HAIC治療，HAIC聯合靶免治療領域更大放光彩。2021年ESMO發表了一項HAIC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晚期肝細胞癌的開放標籤、單臂、二期研究。入組36例患者（巴塞羅那分期B期20例，C期16例），34例可評估。結果顯示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64。7%，中位PFS時間和OS時間分別為6。3個月和17。2個月［10］。
同時另外兩項HAIC聯合靶免治療的研究也同樣引人關注。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石明教授團隊在2021年ASCO年會上發表了一項HAIC聯合特瑞普利單抗聯合侖伐替尼治療36例晚期HCC的一線Ⅱ期研究，其中86。1%的患者有門靜脈侵犯，27。8%的患者有肝外轉移。結果顯示6個月的PFS率為80。6%，中位PFS時間為10。5個月。中位OS未達到［11］。2021年ESMO年會發表了一項HAIC聯合阿帕替尼和卡瑞利珠單抗治療26例巴塞羅那分期C期晚期HCC患者的前瞻性單臂Ⅱ期研究結果，ORR為61。54%（16例部分緩解，2例完全緩解），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為92。31%［12］。上述2項研究提示，HAIC、TKI、PD-1抑制劑三聯療法對晚期HCC表現出有希望的臨床益處和可接受的安全性。
一項Y90微球樹脂放射栓塞聯合納武利尤單抗治療不可手術切除的晚期HCC的單臂、Ⅱ期研究於2021年ESMO年會上報告。40例患者接受Y90微球樹脂放射栓塞和2周1次的納武利尤單抗注射，36例可評估，ORR為30。6%（1例完全緩解，10例部分緩解），5例患者出現治療相關嚴重不良反應［13］。提示Y90微球樹脂放射栓塞後使用納武利尤單抗具有一定的療效。
肝細胞癌的全身治療
近年來，肝癌的藥物治療獲得較多的進展，靶向藥物與免疫治療已經成為HCC和肝膽管細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的主角，有多項臨床研究得到陽性結果，並進入臨床一線應用。
2.1 靶向藥物治療
多納非尼對比索拉非尼一線治療晚期HCC的開放標籤、隨機、多中心Ⅱ/Ⅲ期試驗研究結果於2020年ASCO年會上口頭報告，最終結果於2021年9月發表於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共納入668例患者。全分析集結果顯示，多納非尼組患者（328例）相比索拉非尼組（331例）獲得了更長的OS時間（中位OS時間：12。1個月∶10。3個月，HR＝0。831，P＝0。0245），但是中位PFS、ORR和DCR均無顯著差異。多納非尼組患者≥3級不良反應發生率更低（38%∶50%%，P＝0。018）［14］。此研究是國際上第一個單一TKI靶向藥物與索拉非尼臨床Ⅲ期比較研究中獲得優效性結果。
阿帕替尼二線治療中國晚期肝癌患者的隨機、安慰劑對照、雙盲Ⅲ期研究結果於2020年ASCO年會上口頭報告，最終研究結果於2021年6月發表於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患者隨機分為阿帕替尼組（261例）和安慰劑組（132例）。結果顯示，阿帕替尼組患者的療效顯著優於安慰劑組（中位OS時間：8。7個月∶6。8個月，HR＝0。785，P＝0。048）［15］。結論認為阿帕替尼可顯著延長一線耐藥的晚期HCC患者的生存時間，患者耐受性好，安全可控。
2.2 免疫治療
2021年ASCO年會上公佈了帕博利珠單抗治療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二線Ⅲ期臨床試驗（KEYNOTE-240）的更新資料：278例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單抗治療，135例患者接受安慰劑治療。中位OS時間：13。9個月∶10。6個月，HR=0。771，95%CI：0。671～0。964；中位PFS時間：3。8個月∶2。2個月，HR=0。703，95%CI：0。559～0。885［16］。結論認為隨著隨訪時間延長，對比安慰劑，帕博利珠單抗組患者的OS時間和PFS時間得以繼續維持。2021年ASCO年會還報告了KEYNOTE-224佇列2的結果，51例初治不可切除晚期HCC患者（巴塞羅那分期B期33%，C期67%）接受帕博利珠單抗治療，中位隨訪時間21個月，ORR為16%（8/51），中位TTP和PFS為4個月［17］。提示在初治晚期HCC患者中，帕博利珠單抗單藥治療提供了持久的抗腫瘤活性，支援進一步評估基於帕博利珠單抗的治療方案在HCC患者中的一線應用。
2.3 藥物聯合治療
IMbrave150研究是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對比索拉非尼的Ⅲ期隨機對照研究，共納入501例無法手術切除的HCC患者，隨機接受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或索拉非尼單藥治療。既往的OS和PFS研究結果，已使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成為不可切除HCC患者一線聯合治療方式。2021年ASCO年會更新了對Vp4（門脈主幹癌栓或對側分支癌栓）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結果，48例Vp4患者接受聯合方案治療，25例患者接受索拉非尼治療，結果顯示，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的療效相對優於索拉非尼組（中位OS時間：7。6個月∶5。5個月，HR＝0。62，95%CI：0。34～1。11；中位PFS時間：5。4個月∶2。8個月，HR＝0。62，95%CI：0。35～1。09）［18］。結論認為在所有療效終點方面，在Vp4患者中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優於索拉非尼的益處與意向治療分析患者一致。
IMbrave150研究在2021年ESMO年會上更新了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對比索拉非尼治療無大血管侵犯（MVI）或肝外擴散（EHS）的HCC患者探索性療效和安全性結果，72例患者接受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39例患者接受索拉非尼治療，截至2020年8月31日，聯合組患者療效相對優於索拉非尼組（中位OS時間：24。6個月∶18。1個月；HR＝0。58，95%CI：0。34～1。01；中位PFS時間：9。6個月∶8。3個月；HR＝0。80，95%CI：0。52～1。26）［19］。
同時，IMbrave150研究於2021年6月在Lancet Oncology更新並發表了患者報告結果。根據歐洲癌症研究和治療組織（EORTC）癌症生活質量問卷（QLQ-C30）和HCC生活質量問卷（QLQ-HCC18）評估了454例患者（309例使用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145例使用索拉菲尼）報告的生活質量、功能和疾病症狀的影響。對比索拉非尼，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降低了EORTC、QLQ-C30通用癌症症狀量表的惡化風險（食慾不振：HR=0。57，95%CI：0。40～0。81）；腹瀉：HR=0。23，95%CI：0。16～0。34；疲勞：HR=0。61，95%CI：0。46～0。81；疼痛：HR=0。46，95%CI：0。34～0。62）［20］。結論：與索拉非尼相比，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在患者報告的生活質量、功能和疾病症狀方面具有臨床意義的益處，加強了聯合治療相對於索拉非尼在不可切除HCC患者中的積極獲益風險特徵。
2021年ASCO年會更新了RESCUE研究的OS資料，該研究為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一線治療晚期HCC的Ⅱ期研究。結果：佇列1納入70例患者，佇列2納入120例患者。佇列1和佇列2的中位OS時間分別為20。1個月和21。8個月，2年OS率分別為43。3%和44。6%［21］。顯示出二者聯合的良好療效。
2021年ASCO年會報道了一項AK104（PD-1/CTLA4雙特異性抗體）聯合侖伐替尼治療不可切除HCC的Ⅱ期研究，研究入組30例患者，18例可評估抗腫瘤效應，顯示ORR為44。4%（8/18），DCR為77。8%（8例部分緩解、6例疾病穩定），中位PFS未達到，顯示出二者聯合的良好療效和耐受性［22］。
2021年ESMO年會報道了一項帕博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不可切除HCC的一線治療Ⅱ期研究，共入組28例患者，16例可評估，ORR和DCR分別為31%和56。3%［23］，結論表明該聯合方案可能具有有希望的抗腫瘤活性。
肝膽管細胞癌的綜合治療
作為原發性肝癌之一的ICC近年發病率有上升的趨勢，已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然而，ICC在定義命名方面仍存在爭議，既往的藥物治療研究都是納入到膽道惡性腫瘤（biliary tract carcinoma，BTC）中，較少單獨對ICC進行藥物治療研究，所得出的BTC化療方案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
3.1 靶向藥物治療
2021年ESMO年會的口頭報告中，有兩項單用靶向藥物治療ICC的Ⅱ期研究。一項為derazantinib用於伴有FGFR2融合/重排的ICC患者的第二階段研究（FIDES-01）的主要結果。103例既往接受過一線或更多治療的FGFR2融合/重排ICC患者口服derazantinib，ORR為21。4%，中位PFS時間為7。8個月，中位OS時間為15。5個月［24］。結論：derazantinib在ICC患者中安全有效。另一項為pemigatinib治療既往系統治療失敗的伴FGFR2融合/重排的不可切除、晚期/復發或轉移性肝內膽管癌的結果。納入30例中國患者，ORR為50%，中位PFS時間為6。3個月［25］。結論：在中國復發或轉移性CCA伴FGFR2融合/重排的患者中，pemigatinib是高效且可耐受的。
3.2 藥物聯合治療
目前以吉西他濱為基礎的Gemox化療方案來自於對BTC的研究，而對晚期ICC的治療效果不佳。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周儉教授和施國明教授團隊在2021年ASCO年會發表了3項聯合治療ICC的Ⅱ期研究結果。第一項為Gemox化療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晚期ICC的Ⅱ期研究結果。結果顯示，納入30例ICC患者，ORR為30。0%（9/30），DCR為86。7%，1例區域性晚期患者降期後手術切除［26］。結論：在晚期ICC患者中，Gemox化療聯合侖伐替尼療效適度，耐受性合理。第二項三聯治療研究結果更受關注，為Gemox化療聯合特瑞普利單抗和侖伐替尼一線治療晚期ICC的Ⅱ期研究結果。納入30例初治ICC患者，中位隨訪16。6個月，ORR為80%（24/30），1例完全緩解，3例區域性晚期患者降期後手術切除，中位PFS時間為10個月［27］。結論：Gemox化療聯合特瑞普利單抗和侖伐替尼治療晚期ICC療效顯著，耐受性合理。這些發現值得在大型隨機臨床試驗中進一步驗證。第三項研究為侖伐替尼聯合特瑞普利單抗一線治療晚期ICC的Ⅱ期研究結果。納入31例患者，中位隨訪6。9個月，ORR為32。3%（10/31），DCR為74。2%（23/31），2例區域性晚期ICC患者降期後手術切除。OS、PFS未達到［28］。結論：作為一線治療，侖伐替尼聯合特瑞普利單抗在晚期ICC患者中具有良好的療效和合理的安全性。
除Gemox化療聯合靶免治療外，2項Gemox化療聯合放療/介入治療應用於晚期ICC的研究結果於2020年發表於JAMA Oncology。一項為Gemox化療聯合放療栓塞一線治療區域性晚期ICC的多中心、Ⅱ期研究，41例患者接受Y-90選擇性放療（selective internal radiotherapy，SIRT）和化療，3個月時的反應率為39%，中位PFS時間為14個月，中位OS時間為22個月。9例患者降期後接受手術，8例獲得R0切除［29］。結論：聯合化療和SIRT作為不可切除ICC的一線治療具有抗腫瘤活性，並且很大比例的患者可降期後手術干預。該研究的第三階段試驗正在進行中。另一項為Gemox化療聯合HAIC-氟尿苷方案治療不可切除晚期ICC的單中心、Ⅱ期研究，納入42例經組織病理學證實的ICC患者，38例接受治療，中位PFS時間為11。8個月，中位OS時間為25個月［30］。結論：HAIC加全身化療在不可切除ICC患者中表現出較好的有效性和耐受性，需要進一步評估。
肝癌強調多種治療方式共存，多學科的綜合、聯合治療已獲得專家們的共識。對於早中期肝細胞癌而言，切除、移植和消融這3種根治手段在技術層面已趨向成熟，是肝癌區域性根治性治療的重要組成；針對高復發風險HCC的術前輔助治療研究領域正蓬勃發展。對於晚期HCC，如何將不可切除肝癌透過轉化治療獲得根治性手術成為了熱點研究［31］，其中HAIC顯示出良好的應用前景，大大提高了肝癌轉化治療的效率。靶向、免疫及其聯合治療的研究開展如火如荼。ICC近年發病率有升高的趨勢，且預後較差，如何改善患者預後仍在不斷探索，且治療方案尚無共識，最近靶向、免疫及藥物聯合治療展現出廣闊的前景，期待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及國內專家共識的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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