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3D+AI主播只是一種傳播工具和載體，附著於媒介之上的傳播以及傳播背後所追求的人與人交流的傳播秩序才是媒介傳播的真正意義。
2020年5月，新華社在全國兩會啟用了全球首個3D+AI合成主播“新小微”，它採用超寫實3D數字人建模、多模態識別等技術，只需輸入文字內容就能根據語義實時播報新聞，與前一代合成主播相比，3D數字內容的生成逼真度更高，一時間3D+AI主播是否取代真人主播的擔憂再成熱點。本文從歷史溯源、倫理挑戰與價值引領三個維度分析3D+AI主播對媒介生態的影響。
智慧介面：3D+AI主播的歷史溯源
3D+AI主播指在主流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深度融合的智慧平臺上，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推薦等AI技術合成且由運動追蹤裝置實時驅動的AI主播。它伴隨著人工智慧“邏輯推理→機率推理→因果推理”這一發展脈絡，經歷了初創期、成長期和快速發展期三個發展階段。
1.1956年—1959年：人工智慧初創期。
20世紀50年代英國數學家圖靈《計算機與人工智慧》提出的圖靈準則與討論可計算性的邊界問題等，奠定了AI理論研究的起點。隨著研究的深入，1956年“達特茅斯夏季人工智慧研究會議”成為未來AI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克勞德·夏農、馬文·明斯基等十幾位學者成為AI研究的代表人物。
2.1960年—2011年：人工智慧成長期。
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著媒介生態變革。從1960年代符號推理系統至1980年代專家系統，AI演進在幾十年間幾次飛躍。1974年作為節點，之前7年啟發式演算法盛行，之後至1980年第一次跌入低谷；1980年後神經網路佔主導，反向傳播演算法就出現在1986年。次年再跌低谷，直到2006年深度學習演算法出現，才使得AI進入第三次發展浪潮。到本世紀初，AI推理以命題邏輯、謂詞演算等知識表達、啟發式搜尋演算法為代表（梅劍華，2018），摩爾定律以及網際網路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人們可以透過大量訓練深度神經網路來驗證想法（張宏江，2020）。這一時期，AI穩步發展。
3.2012年至今：人工智慧快速發展期。
2011年沃森奪冠、谷歌大腦的出現，助推2012年成為AI發展的重要節點，直到2016年機器人阿爾法狗（Alpha Go）基於符號邏輯演算法，使用了蒙特卡洛樹搜尋技術和基於深度學習技術，戰勝韓國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再引關注。在資料、算力與演算法支援下，AI從2012年的知識圖譜發展到2018年的認知圖譜，研究的重心由感知智慧逐步向認知智慧過渡。業內AI專家普遍認為，認知圖譜將成為認知智慧技術突破的關鍵，未來讓機器具備類似人的理解、邏輯與解釋能力是AI發展的高階階段。
技術演進：人工智慧
國內外應用實踐與研究現狀
2000年4月19日，虛擬主持人安娜諾娃因網上直播菲律賓飛機墜毀事件的新聞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虛擬主持人；中國最早的虛擬主持人是2001年5月天津電視臺《科技週刊》節目中出現的比爾·鄧，後改名字為“言東方”。隨後，美國Vivian、中國阿拉娜、韓國露西雅，以及兩年後中國西部博覽會開幕式上推出的互動虛擬主持人“江靈兒”等相繼出現。早期虛擬主持人功能相對簡單，是非實時通過後臺製作完成並透過電視播出的虛擬主持人，是虛擬現實、虛擬演播室和動畫技術發展的結果。
2004年央視首位虛擬主持人小龍由於技術不夠成熟，僵硬的外表使觀眾難以接受。而國外AI發展相對較快，從2011年機器人沃森在《危險邊緣》節目中擊敗了兩位真人選手，到2017年能識別人類62種人類表情的英國《早安英國》節目智慧機器主持人Sophia；從2018年擁有AI對話系統的日本電視新聞主播埃麗卡，再到2019年擁有自由對話能力的美國索菲亞，在智慧技術驅動下，AI技術從感知階段逐步推進到認知階段且呈加速發展態勢。
與國外AI研究學者關注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等熱度相比，國內學者在此方面的關注稍顯不足。回溯國內AI主播研究進路大致有兩種傾向：首先，從鄭素俠《我們是否需要電視虛擬主持人》一文（2003。5）開始，“虛擬主持人可能會取代真人主持人”的討論就未停歇。持質疑觀點者認為AI主播只是一個電子影像的複製品，很難挑戰人類主播的獨特存在（周信達，2019）；它是一種程式設定的虛擬反饋，其情緒和表達都更為程式化（孔令強，2019）；人所擁有的經驗、感覺和綜合判斷能力，是機器無法比擬的（童雲，2019）；與傳統的播音員有明顯差異，它們受自身技術特性的束縛，不具備二度創作的條件（邢夢瑩、盧靜）；儘管新華社“AI合成主播”誕生即突破，但在不同情境中的認知互動有待加強（於春，2020）。
而另一聲音則較為樂觀：無論是網際網路催生的虛擬主持人，還是AI技術催化的機器人主播，其現實意義都是巨大的（葉昌前，2018）；AI主播透過強大的資訊處理與分發能力直接進行新聞的生產和資訊製造（張宗蘭、趙然，2019）；我們要做的就是讓機器更好地協同與服務人類（王丹；劉文燕；唐林；何強；2019）。當然，技術並非二元對立這麼簡單，持技術價值中立者不在少數。基於此我們認為，3D+AI主播作為智慧機器內容生產的“傳播者”，是多元主體傳播中的重要主體，是智慧平臺“採編流程智慧化”演算法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字技術賦能下媒介深度融合的視覺化符號。它作為智慧新聞生產平臺媒體的“智慧介面”，是智慧採集、使用者識別等智慧技術內容生產的一套智慧系統，未來隨著“人工情感互動系統”的構建與進化，它將成為集“採、寫、編、播”為一體的“超級主播”。
3D+AI主播面臨的
倫理挑戰與價值引領
技術和技術發展的中心要素是人造物本身。人造物既是手段，也是技術目的。［1］如何更好地探索一種技術進步與倫理規範協同並進之路？怎樣為3D+AI主播植入正確的價值觀？這些問題是AI主播面臨的倫理挑戰。
1.人工情感：3D+AI主播面臨的倫理挑戰。
情感智慧是人工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人工情感”的研究可以使AI主播及智慧機器人的視覺形象更人性化。“人工情感”是指以人類學、心理學、腦科學、認知科學、資訊科學、人工智慧等學科為理論基礎，利用資訊科學手段對人類情感過程進行模擬、識別和理解，使機器能夠產生類人情感，並與人類進行自然和諧的人機互動的研究領域［2］。這一概念詮釋了AI情感研究的重要方向以及未來在科學與人文交融更高平臺上的新進路，它是涉及腦科學、心理學、神經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多技術融合研究的一門新型交叉學科。
3D+AI主播作為“人機互動智慧介面”就是一種人工情感引擎驅動情緒行為的“人機互動”智慧系統，外形更擬人化，更符合受眾視覺愉悅的審美需求。儘管“新小微”已逼近真人主持人的狀態，但遠未達到真人狀態。從媒介生產實踐看，人工情感技術的發展還相對緩慢，無法自主完成對編輯所提供稿件的深度解讀以及自如“對話”能力，AI主播“人工情感”系統構建、人機“共情”、人機傳播與AI視覺感知的維度與限度均面臨諸多挑戰，“遠未能達到自組織、自適應、自湧現的高階心智，與人類智慧程度的自主採寫、編評、播報相去甚遠”［3］。
由於機器缺乏人類情感“品質”和有意識的情感體驗，目前仍處於弱人工智慧初級階段。因此，怎樣構建“人機互動”情感認同與人機傳播機制，情緒對情感的影響價值如何，這些是AI研究的重點。
2.演算法偏見：3D+AI主播價值引領與倫理演進。
“技術不可能獨立於倫理的態勢獲得發展，倫理是前沿科技發展的框架與底線，倫理的反思和引導需要一直貫穿技術發展的始終。”［4］演算法絕對不是完美的，它的漏洞與演算法工程師的價值觀、演算法偏見緊密相關。對於演算法偏見也可理解為“技術偏見”，除了演算法工程師本身的技術水平包括從中提取資料庫的技術限制、儲存與處理能力、程式碼錯誤影響外，“技術偏見”主要來源於“個人”或“組織機構”對算法系統設計的前期設想與規劃。實際上，“演算法偏見”在演算法編寫時就已植入演算法程式，在差序格局作用下，演算法設計者自身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干擾演算法程式的設定規則，演算法操作中“演算法黑箱”漏洞的產生、“演算法偏見”與價值觀引入等應引起高度重視。
降低“演算法偏見”應從降低“技術偏見”和確立“技術責任規範”“價值規範”入手，透過“責任理論”系統構建來體現智慧技術在媒介實踐中的責任擔當。以人為本明確演算法工程師、新聞從業者、社會管理者的責任與價值觀才是根本。因此，我們認為，技術主體的倫理行為必須受技術主體自身的倫理意識、倫理規範以及行為準則的約束與支配，實行“技術主體問責制”將倫理規範、價值體系內化為技術主體的自律與行為標尺，未來“人造物”的不可控風險才會降低。
總之，3D+AI主播只是一種傳播工具和載體，附著於媒介之上的傳播以及傳播背後所追求的人與人交流的傳播秩序才是媒介傳播的真正意義。演算法訓練與演算法價值觀怎樣引入“3D+AI主播”的表達系統？如何進行專業化規訓與馴化？如何做到演算法向善？這些方面的思考將有助於完善演算法人性化、透明化、公開化、問責化並推進演算法向善之路。
參考文獻：
［1］喬治·巴薩拉。技術發展簡史［M］。周光發，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32。
［2］王志良。人工情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5。
［3］於春。傳播中的離身與具身：人工智慧新聞主播的認知互動［J］。國際新聞界。2020（5）。
［4］喻國明，耿曉夢。試論人工智慧時代虛擬偶像的技術賦能與擬象解構［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1）。
編審：鍾啟華、陳剛、周玲、吳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