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及歷史和學術，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歷史的宏大敘事和學術的晦澀艱深，本書卻從一系列“叫魂”的民間奇事逸聞說起，透過事件史反觀時代史，完美地做到了歷史的趣味性和學術的嚴謹性二者的無縫對接。
進而使得本書的歷史描述區別於一般的小說：
有趣卻不低俗；
學術表達則區別於不食人間煙火般象牙塔裡的坐而論道：
通俗卻不淺薄
，展現出了一種宏大的歷史觀和學術視野。因而，無論鴻儒和白丁，都能在書中暢遊，找到自己的興趣之所在。
再來看一看書名，“叫魂”。民間之所以有“叫魂”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中“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靈魂與肉身的可分離性，使得民眾普遍相信靈魂可以被別有用心的“術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偷走。華夏特殊的宗教文化也與這些妖術迷信有著內隱的關聯。
但在書中，作者至始至終都沒有正面提及過宗教現象，而是試圖透過“盛世妖術”一葉知秋，解構出中國帝制社會的基本運作和結構性矛盾。
當一層層抽絲剝繭之後，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妖術恐慌不過是一場場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和屈打成招的騷亂，孕育這場騷亂的，是清代中期貧民階層的權力焦慮、舊官僚體制對於皇權的維護和制衡，以及乾隆皇帝為鞏固專制統治所訴諸的權力無常。
這本書的作者——孔飛力，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為人們所公認的一位大家，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
。
所謂“中國中心觀”，主要是強調從中國歷史內部的發展來尋找轉型變化的原因。
孔飛力的著作不是很多，每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的問世都引起了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
他的第一本書《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徹底改變了美國漢學視野中的清代政治問題，在“現代性”問題上打開了新思路。這本書《叫魂》則為“晚清帝制”的問題提供了一針見血的詮釋。自此以後，清代政治問題，
無論是政治運作、政治制度還是政治轉型，都融入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而不僅僅只是“供美國人聽著玩的海外小故事”
。
好了，介紹完這本書的基本情況和作者概況，那麼下面我就為你來詳細講述書中的具體內容。這本書
以叫魂案件為引，藉助妖術恐慌中各類社會成員的反應，從另一個側面描繪出了一幅18世紀中期清帝國自下至上的經濟、政治、社會心理等層面的恢宏圖景。
第一
，經濟方面，雖然正值“乾隆盛世”，但人口的暴增導致社會資源均量匱乏，貧民階層人數龐大，與其說是“盛世”，不如說這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第二
，政治方面，皇帝為擺脫行政運轉困境和民族合法性焦慮，不斷以非常規事件的處理來加大控制、鞏固皇權，而專制高壓下，官僚系統也在為著自身權益範圍的爭奪而蠢蠢欲動，皇帝與官員之間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無聲但卻膠著的博弈；
第三，
社會心理層面，社會戾氣嚴重，民眾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加劇，整體呈現出一種怨怨相報的畸形面貌，並經由叫魂案件得以徹底的爆發。
既然叫魂案是本書的引子，大家一定很好奇所謂的“叫魂案件”究竟是什麼。
那麼，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個頗具迷信色彩的“魘勝之術”。
在中國的民間習俗中，“叫魂”的真實意思是把他人丟掉的魂魄叫喊回來，但《叫魂》書裡的案件，卻與之恰恰相反，提到的是與攝魂、盜魂有關的習俗：掌握妖術的“術士”透過剪去他人髮辮、衣物，呼喊他人的姓名或者施以其他詛咒之術，攝取受害者的魂魄，從而對其產生不利的影響。
類似的作法情事,在中國民間社會中從未絕跡,許多文學作品也對此進行過表述
，如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侍妾趙姨娘找來道姑馬道婆作法陷害賈寶玉和王熙鳳，馬道婆用的“妖術”就是把受害者的生辰八字寫在紙片上，拿釘子釘了。
還有民間流傳的木工書《魯班經》，除了記載木工營造的各種辦法和圖錄，也附上種種惡毒的咒語， 以及破解這些咒語的“秘訣仙機”……如此種種“魘勝之術”都是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物件。
這些關於詛咒的“妖術”流傳於民間，必定會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掀起波瀾，
但1768年，由叫魂案件誘發的妖術恐慌，卻演變成一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特別是在乾隆時代這一所謂的太平盛世。
我們可以發現，攪動這起事件的有三大主體，分別是
民眾、官僚和皇帝
：民眾因為內心安全感的缺失，聚集在一起成為了烏合之眾，煽動了謠言的瘋傳；官僚系統因為內部的腐化和對皇權的懼怕，對下濫捕逼供，對上欺瞞阻塞；皇帝則是因為對於專制權力的控制慾，將民間騷亂上升為政治事件，提上了國家層面的議事日程，藉助妖術清剿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整肅。
圍繞著這三大主體，我們總結了
六個關鍵詞
，來深入剖析每類主體在這起妖術恐慌中的不同角色和反應，下面，我們就圍繞這六個關鍵詞來逐一講解。
第一個關鍵詞是謠言
謠言是缺乏事實依據、卻被憑空捏造出來、並透過一定手段推動傳播的言論。
在許多情況下，謠言往往會成為居心叵測者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它可以使得原來較為穩定的人際關係變得互相猜疑、緊張，使得原來比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變得混亂、人心惶惶；
它可以麻痺人們的思想警惕，減弱人們的防備心理，使他人不知不覺成為謠言的俘虜，從而破壞團結、削弱信任、製造內耗、瓦解戰鬥力。
而1768年的這場妖術危機，從事件發生之初，便散發著謠言的氣息。
初春，浙江德清慈相寺幾個貧窮潦倒的和尚因為嫉妒附近一座觀音殿香火旺盛，便到處散佈謠言說有石匠在觀音殿附近“作法埋葬”，進香者如果去該寺廟進香非但不能獲得庇佑，反而會遭到毒害。
經過民眾的口耳相傳，這個謠言從具體的事件之中抽離出來，變成了一個關於群體性大機率事件的謠言，也就是：社會中游蕩著大量的術士和妖僧，他們能夠透過別人的髮辮，衣物甚至是名字來攝取一個人的魂魄，使之為術士服務，並極大損害被施術者的身心。
顯然，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了修飾和加工，每一個參與謠言傳播的人都是同謀，他們齊心協力，在謠言中增添猜想和細節，使之更加具有戲劇性和傳播性。
在取捨和情節的再造過程中，加工者充分考慮到了普通民眾的習慣、興趣、希望、擔憂，並且投宗教迷信這樣的民俗傳統之所好，如此一來，謠言所帶來的煽動性和恐慌性大大增加。
第二個關鍵詞是烏合之眾
孔飛力把叫魂看作是三個版本的故事的綜合，乾隆，官僚，民眾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
可以發現，乾隆是個體，官僚是一個有組織的精英階層，只有民眾魚龍混雜，個體素質參差不齊。處於叫魂事件中的民眾其實就是勒邦所說的“群體”，或者叫做“烏合之眾”。因為愚昧無知，他們對於怪力亂神深信不疑，因為群體無意識，他們在集體想象中將叫魂案件助推成民間的妖術恐慌。
之所以會聚合為烏合之眾，是因為個體普遍具有“從眾”的心理特徵：個體往往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而在自己的知覺、判斷、認識上表現出符合於公眾輿論或多數人的行為方式，這種趨同便造就了群體
。
群體像是一個巨大的磁場，將個體的不同觀點遮蔽，將自我思考的能力弱化，於是，他們作為獨立個體的自覺意識消失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情感訴求被同化為同一種形式，從而形成了集體心理，這便是盲目卻真實的恐慌。
即使還有個體在這場由謠言引發的妖術恐慌中保有理性和質疑，但面對著洶湧而來的“民意”和群體壓力，如果他不參與到謠言的加工和傳播過程中去，不參與到對於妖僧和術士的追捕和打擊中去，他就會被群體邊緣化，他將會感覺到未知而充滿敵意的目光包圍在他的身邊，迫使他屈服。
第三個關鍵詞是權力幻覺
雖然清王朝在乾隆時代仍處於國力鼎盛時期，但盛世軀殼之下卻是一個“受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口的過度增長導致人地矛盾尖銳、通貨膨脹嚴重，社會道德日漸墮落、不復往昔。
為了支援“盛世”下帝國的運轉，民眾們被生活壓力和政治機器壓得抬不起頭，卻幾乎換不來任何回饋。長期的權力缺失使他們漸漸懂得，在這樣的社會中，悲慘的生活是一個永不停息的迴圈，企圖透過自己的經營與奮鬥改變現狀簡直是天方夜譚。這種情況由於捐稅似虎、酷吏如狼的腐敗政治現實，而變得更加無法讓人容忍。
統治者不提供製度性的正義，民眾就不能從現實中獲得公平的補償。他們的不滿與失望在與日俱增，只需一個觸發點就會被瞬間啟用
。
因此，叫魂事件的出現，給了權力缺失的平民一項可見的權力，即在確實而即刻的危險面前保衛自己並剷除危險的權力。正如孔飛力在書中所說：“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
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來說，它則是一種樂趣。”
在一系列叫魂案件中，雖然不乏社會對於普通民眾的惡意栽贓與陷害，但更多的情況下，都是將鬥爭的矛頭一致對準了遊方僧道、乞丐流民，這是為什麼呢？
在整個社會中，普通民眾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帝國的一切光鮮都與他們無關，因為商業的發展和競爭的加劇，他們的生存空間也被一再壓縮。
在他們看來，既然無法經由常規渠道獲得自身本該得到的利益，甚至還被不斷的壓榨著，那麼如今，我擁有了武器，我就要使那些比我處於更邊緣狀態的人補償我。
而以遊僧等為代表的流民階層則是侵入熟人社群生活的陌生人，他們是比普通民眾更為邊緣化的群體。於是，他們便成為了這場鬧劇中無辜的靶心，被普通民眾致以了狠狠的反撲。
透過這種畸形的怨怨相報，民眾權力缺失的壓抑，瞬間得到了釋放，人們手持虛幻的權力開始狂歡。同時，之前社會中越多人處於壓抑的狀態，釋放時所產生的群體效應也就越大，最終，在集體權力幻覺中，社會步入了瘋癲。
第四個關鍵詞是政治罪
在滿清帝國時期，帝王只是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一個既遠離這一制度又權力無限的專制者。馬克斯·韋伯認為，
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比如腓特烈大帝時代，獨裁者的權力也是被官僚們大打折扣的，因為官僚們可以透過操控資訊來阻擾和歪曲獨裁者的意志。即使在霍亨佐倫王朝的早期，君主的控制也需要透過條理緊密的程式，也就是說，君主實行統治必須依賴官僚體制。
孔飛力在對清朝日常行政事務的研究得出結論，乾隆帝在進行政務處理時，面對的只是有限的選擇，他的作用不過是政府常規運轉中的一個齒輪。即使弘曆想要大權獨攬，但他作為孤家寡人，畢竟單身匹馬，而非千手觀音，做不到事無鉅細明察秋毫。
高階官僚透過暗中舉薦自己親信，結為朋黨，於是黨同伐異、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皇帝居廟堂之上，定不好察覺，即使察覺了，也不便發難。乾隆自然也明白這樣的道理，因而他苦苦思考，怎樣才能掙脫這個困境，來表明自己是這一套制度的主子，而非臣僕。
乾隆對付官僚系統，有著自己的一套遊戲規則，事實證明也是極為有效的：
他利用都察院，對官員進行監督，在各行省安排眼線，搭建資訊獲取秘密渠道。所有官僚都要進行三年一次的考核，並且頻繁調動行省長官，防止一省坐大。
然而，想要對官僚實現更為有效的控制，僅僅依靠這些還是不夠的
，“君主要維護鞏固自身利益，就必須不斷訴諸專制和無常的權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則是使用這種權力的最佳機會。”
那麼，何為政治罪呢？
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並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
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就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規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妖術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且以清剿的表現來整頓官僚體系：乾隆透過兩套韁繩控制官員，
第一套韁繩是常規例法
，將清剿不力的官員交由吏部或刑部按規章處置；
第二套韁繩是專制皇權
，乾隆憑藉心情和個人好惡標準任意做出或嚴或松的懲罰：輕則斥責、貶職、處以罰金，重則抄家乃至殺頭。透過這種常規和非常規的政治清肅，達到乾隆想要加強對於官僚系統控制的目的。
第五個關鍵詞，是合法性焦慮
叫魂妖術與“頭髮”有關。在很多文化中，人們都相信頭髮有著神奇的魔力。詹姆斯·弗朗澤認為，頭髮在禮儀上象徵著某種極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靈魂一類的東西，個人的能力等等。
這場叫魂妖術同樣起源於頭髮。
對於存有“異心”的漢人來說，削髮令是漢人在抵抗滿人的鬥爭中得以團結的一個焦點。而對於剛剛征服漢人的滿清統治者來說，削髮令則變成了一項血洗行動
：與其讓那種不溫不火對待新政權的消極態度得到滋養生長，毋寧讓這種抵抗一下子爆發出來，從而加以迅速剷平。同時，削髮令的執行情況也成為了衡量官員們對新政權擁護程度的一把尺子。由此，“辮子”這一符號的政治象徵意義不言而喻。
所以，當清朝中葉發生偷絞辮子的叫魂案時，乾隆自然就將這一事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高度。清政府一方面以處理妖術大恐慌為由，穩固民心和帝制，另一方面也試圖藉此機會對於官僚體系中的腐敗積習進行嚴厲的整肅。
前者是上層統治者用以抵制民間謀叛的焦慮，後者是上層統治者用以抵制官僚漢化腐化的焦慮。
這兩種焦慮都直指作為外來政權的清廷在統治中固有的滿漢衝突問題。
乾隆統治時期，清朝滿人漢化趨勢明顯，許多滿人甚至都不再習滿語，馬背上的純良特性正在被漢人的奢華陋習所侵蝕。這讓乾隆相當警惕，害怕作為漢文化的外來入侵者的統治權的合法性發生動搖。
作為外來征服者，在民間，清廷面對著漢族對滿族本能的排斥；在朝野，則面對著滿漢官僚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博弈。
乾隆必須要在漢人佔主導的國家中儲存其族群的鮮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國家時卻必須讓滿族與漢族的地主與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對著滿族漢化的加速與漢人對滿人的敵意。他想要解決這一衝突卻又顯得有心無力
。
外來少數民族政權的特殊性給清朝統治者帶來了根深蒂固的統治焦慮。孔力飛在書中提及，整個叫魂案件始終，皇帝在硃批中都沒有主動將具有謀逆政治意涵的剪辮行為與民間反滿情緒聯絡在一起，彷彿是在刻意迴避，這足以顯出皇帝的謹慎與憂慮。而1768年的這場叫魂危機，恰逢其時地為乾隆皇帝提供了對抗這種焦慮的機會和環境。
第六個關鍵詞是官僚系統
作為高階知識分子和職業官僚，清朝官員經過科舉的嚴格選拔，對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古訓大多都是熟諳的，也許他們對於神明也多少抱有敬畏之心，但是對於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無疑是不屑一顧的。
地方長官大多推崇的是無為而治，他們不希望在自己的管轄範圍之內出現對於仕途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現了也會盡量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中國官場中不言卻默契的慣例。
因而，在叫魂案件出現初期，官員們透過資訊截流、轉移視線、系統內統一步調等手段有意無意地向皇帝隱瞞“妖術”事件，並儘量把案件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然而，沒過多久，乾隆帝便透過私人親信的秘密奏報，知道了這一系列案件在地方的發生。在“政治罪”和“合法性焦慮”的合力簇擁下，乾隆嗅到了危險的氣息，並決意嚴懲“妖人”，他坐鎮中央，將洩憤的矛頭對準官僚系統，把辦事不利的官僚們輕則革職、重則問斬。
當專制皇權的高壓迫使官員們不得不行動起來進行全力清剿之時，“妖術恐慌”便在官僚體系的權力運作邏輯中從一個事件轉化為一種“資源”：
一方面它是官員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績的憑藉，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體系中的其他官僚、治理轄區內的普通百姓展現權力的一個舞臺。
於是，官僚系統便按照這套自有邏輯對於妖術進行了盡心盡力的清剿。可是他們卻沮喪地發現，審來審去，都只有一大堆混淆不清的偽證，自相矛盾的情節，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
官僚系統開始懷疑事件是否真實、妖黨是否存在，經反覆提審，軍機大臣驚奇地發現，叫魂一案，從頭至尾，竟是子虛烏有，連各地官員們苦苦追捕的大術師的姓名，都是屈打成招者隨口胡謅出來的：有個嫌犯經受不住嚴刑拷打，就胡謅出一個叫張四儒的妖術大師，衙役根據“線索”，抓住一個叫張四的嫌犯，酷刑之後，他終於在絕望中承認了自己叫張四儒。
於是，真相大白了。
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鬧劇：沒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妖人，沒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叫魂妖術就是產生於無知又滋長於嫉恨和權謀的沒有實體的幽靈。
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一場鬧劇就此落幕。
1768年的叫魂事件，從始至終便是一起烏龍。民眾的愚昧、官員的自保和皇帝的專制，合力發酵了這場全國範圍的妖術大戰。
本書最為巧妙的地方就在這裡，作者帶我們從三大當事人的視角來解讀“叫魂”妖術事件，實質上是從三個角度來解讀乾隆治下的社會。
在這個表面繁榮的乾隆盛世，社會階層固化，民眾因為商業發展導致的社會競爭和貧富差距的加劇失去了內心的皈依，在怨怨相報的畸形心態下走向了民粹主義。舊官僚體制一方面透過民間維穩來維護皇權，另一方面也在以常規權力膠著地與君主的專斷權力進行博弈。
皇帝也因民族敏感性以及對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焦慮，對下屬有著反覆而無常的權力，使得全國上下人心惶惶，風聲鶴唳。剝開盛世外衣，也許，“盛世”就只是官方檔案用以裝點自己歷史的虛幻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