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史記·晉世家》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冊封趙、韓、魏三家為諸侯，標誌著春秋時期結束，戰國時期開始。這一事件，預示著周王室威嚴盡失，失去了往日的榮光。
至此以後，周王室的江山再也不是周天子說了算，而是七個最強大的諸侯國，戰國七雄說了算。
而要在這七個戰國時期最強大的諸侯國中，挑選出一個對法家思想貢獻最大的國家，那無疑就是魏國。
正是魏國率先開啟了李悝變法，走上了變法強國的道路，使得其餘國家紛紛效仿，法家思想才得以大放異彩。
各路諸侯強烈的強兵富國心願，推動了法家思想的發展，無數人傑開始捨棄自己原本的學說，轉而學習法家。無他，君王需要爾。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樂正樂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韓非子·顯學》
戰國時期的時代背景為法家思想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法家思想得以在這一時期迅猛發展。不過一門學科的發展就意味著會分出不同的流派，正如韓非子所說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一樣，法家思想同樣分為了不同的流派，它們分別是法，勢，術。三大派別都以法為基礎，又各有側重。
變法之法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韓非子·定法》
所謂的法，就是強調法治的作用。即由官方頒佈法令，要求人民嚴格執行，對於遵守法律的人，就給予獎賞，對違背法律的人就給予刑罰。而變法之法，就是在法的基礎上加大法的作用，其典型代表就是商鞅。
當初，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之時，為了確保法律的公正性，商鞅就策劃了著名的“立木取信”事件。即將一根木頭放置在南門，只要有人能夠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能獲得五十金。有一個人照做了，商鞅立馬給了五十金。人民群眾見狀，對商鞅紛紛信服。至此以後，商鞅的法律法規施行起來都暢通無阻。
商鞅立木取信
那麼為什麼又把商鞅之法稱之為變法之法呢？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因為商鞅之法，不僅僅只是頒佈法律，而是在法律的基礎上施行“輕罪重罰，什伍連坐”。這也是為何在秦朝之時，動不動就可以看見滅族之事。
如果說商鞅的變法之法，能夠做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那麼至少還有公信力。然而這只是痴心妄想罷了。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史記·商君列傳》
新法施行一年以後，太子犯了法律，但是太子乃是儲君，是不可以動刑的。於是，商鞅便對太子的師傅、師公動刑，以此代替太子。
由此可見，雖然商鞅的變法之法適用於秦國的大多數人，但是並不包括統治階級，而且底層老百姓也並未對此感到奇怪。因此，所謂的變法之法終究只是當時的統治者用來欺騙百姓的手段罷了。
術為法用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所謂的術，就是主張君王能夠知人善用，對什麼樣才能的人應該放在什麼樣的位置瞭然於心。這是君主應該掌握的事情。
申不害在強調“術”的作用之時，並沒有忘記法的作用。法是一切的前提，術應當在法完善的基礎上再用，這就是術為法用。
申不害像
不過，我們僅僅從“術”的概念中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術”對於君王的馭臣之道有著極為苛刻的要求。這不僅要求君王是一個明君，還要求君王要有知人善用之能，這也是為何韓國僅僅只是在韓昭侯時期強大過，因為申不害的術治條件太為苛刻。
與此同時，申不害的術為法用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陷，那就是術和法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對立的。申不害一方面強調法的約束作用，即所謂的賞罰分明；另一方面又強調君王的權威，即君王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
當君主的權威與法律的公正起了衝突以後，無論哪一方獲勝，都會破壞另一方，這反而沒有存粹的法來得穩定。這也是為何秦國之法能夠強國六世，而韓國之法只能強國一時。
講法兼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子·難勢》
如果說法是君王治國的基礎，術是君王的手段，那麼勢就是君王本身。
慎到認為：君王維護住自己的權勢，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了權勢，像堯舜那麼賢明的人就連三個人也管不住；有了權勢，就算是桀那種昏庸的人也能為所欲為。
勢是君王統治天下的一切前提。沒有了勢，君王就不能夠很好的馭下；沒有了勢，君王的法令就沒有人聽從。
慎到曾在稷下學宮講學
類似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的事件，都是因為君王沒有很好地維護自己的權威，沒有很好地維繫住自己的勢，這才讓卿大夫們有機可乘，以致於身死國滅。
從這一點來看，勢的作用確實比法和術更加的關鍵，尤其是對於君王來說。沒有了權勢的君王就像那無根之草，隨時都可能被人顛覆，更別說什麼馭下之術和依法治國了。
不過慎到所提到的勢，更像是一種無法切實操作的方法。
戰國時期形成的原因，就是因為周天子失去了權威，也就是失去了勢。然而這並非是後面幾代周天子的過錯，周王室的權威喪失，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同時也是諸侯們相繼崛起的結果。
這是一種大勢，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然，並不為後面周天子的意志所轉移。
慎到所提到的維護君王自己的權勢，就如同雞肋一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君王的權勢尚存，即使是落到桀紂這種昏君手裡，他們依舊可以為所欲為；如果君王的權勢不存，哪怕是堯舜，也違抗不了此等大勢。
韓非，集大成者才是最為合適的
無論是商鞅的變法之法，還是申不害的術為法用，亦或是慎到的講法兼勢，都是以法為基礎，又各有側重的。而一旦有所側重，就必然會引起另外兩方的失衡，從而造成一些瑕疵。
韓非看出了三者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提出了法、術、勢並重的觀點，成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韓非子的觀點中：法是君王統治國家的基礎，術是君王統治國家的手段，而勢則是保證君王統治國家的前提。正如施覺懷先生在《韓非評傳》中所寫：法是規範，術是執行規範的手腕、權術，勢是推行規範的強制力量。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韓非的理論中，法、術、勢是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的。一旦某一方有所缺失，或者對某一方有所側重，這個緊密的結合體就會面臨崩潰。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韓非子·定法》
在秦國的商鞅變法中，表面上看秦國因為法治變得富裕強大起來，但是實際上卻只是富裕了群臣。
秦國還未吞併巴蜀之時
在秦惠文王時期，發生過著名的“攻韓伐蜀之爭”，張儀一再主張攻擊韓國，這就是利用了秦國的力量去實現自己的私慾。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史記·穰侯列傳》
在秦昭襄王時期，魏冉跨越重重領土，要去進攻與秦國並不相鄰的齊國，就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封地。
因此，秦國雖然富足變強了，但是好處並沒有全部歸總在秦國王室，而是被許多大臣瓜分了。好在秦國的君王都是明君，能夠作出很好的應對之策，否則強調法治而不強調術治的秦國，結局還真未可知。
同樣的，強調術治而不看重法治的申不害變法也有許多的弊端。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韓非子·定法》
韓國，乃是三晉之國，國中自然存在著晉國之法。申不害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因此在其變法後，很快地便頒佈了新法。然而申不害只是施行了新的法律，卻沒有重視它。這就導致了韓國境內新法、舊法皆存。
這樣一來，哪怕申不害再強調術的重要性，鼓勵君王進行術治，但是法律的不統一依舊能夠使得群臣進行詭辯。
雖然這依舊能夠做到強兵富國的目的，但是效果卻已經大打折扣了。正如韓非所言：
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結束語
法家三派：法、術、勢。它們並不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哪怕是強調法的作用的商鞅，在其《商君書》裡依舊認同了術和勢的重要性。
不過，無論是重法的商鞅，還是重術的申不害，亦或是重勢的慎到。它們的學說都有著一定的瑕疵。唯有像韓非這樣法、術、勢相結合的方式，才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法家的作用，這也是秦始皇遇見韓非後，都覺得相見恨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