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萍：論王維初入長安與帝都文化的融合與疏離

摘要：王維一生大部分時間在長安度過，長安文化極大地影響了他的人格建構和詩歌風貌。在初入長安的干謁宦遊時期，他主動接受並融入帝都文化，遵循盛唐的主導文化模式塑造自我，與長安文化進取精神相一致；但面對都城的文化環境和權力漩渦，又產生了對歷史滄桑人生無常的感傷和懷才不遇的悲屈感，表現出與帝都文化的間隔與疏離，形塑了初期的矛盾心態，這種矛盾伴隨了王維的一生。

關鍵詞：王維；長安；帝都文化；融合與疏離

王維生於長安元年（701）

（1）

關於王維生年有五種觀點：公元701說，公元692說，公元694、695說，公元700說，公元699說。本文沿用趙殿成、陳鐵民先生之觀點，即公元701說。

，卒於上元二年（761），從生存時空視角考察，他與盛唐時期的長安完全吻合。從生活時間而言，盛唐時期為712至762年，玄宗朝的開天盛世為712到755年，王維與大唐盛世相始終，是盛世王朝的親歷者，也是大唐從盛轉衰的見證者。從生存空間看，王維自15歲離家赴長安，除了被貶濟州與淇上歸隱的七年、任河西節度使幕府一年、出使嶺南一年，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長安。王維是長安文化的接受者，也是長安文化的建構者。從生存形態而言，王維少年即有詩名，還精通書法、繪畫、音樂、園林設計等，是盛唐多元文化融合的典範，體現了盛唐長安的文化脈搏、文人雅尚。王維的一生主要生活於盛唐時期，他的仕途沉浮與大唐盛世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形塑了其融合與疏離的矛盾心態。

王維在長安的生活可分為三段：第一階段是開元三年到開元九年（715—721），初入長安的干謁宦遊時期；第二階段是開元十七年到天寶十四年（729—755），來往於長安和輞川的亦官亦隱時期；第三階段是至德二年到上元二年（757—761），安史亂後的奉佛報恩時期。

初入長安的七年，是王維人生奮鬥的開端。他因能詩善畫、妙於音樂而成為京城王公貴族的座上賓。這七年中，王維出入權門，交接王族及貴族子弟，經歷了貴遊、干謁、仕進和貶謫後，其詩歌中既反映了長安上層社會生活，又有面對都城文化的不適，表現出與長安都市文化的融合與疏離，形塑了初期的矛盾心態。

一、與帝都文化的融合

王維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仕進思想成為他及整個家族的人生理想。從王維的家世背景、遷徙居地、冒籍覓舉、結交王族等都可以看出王維及其家族對功業的嚮往，對中央權力的靠攏和對帝都文化的趨同。

(一)王維家族向權力中心的靠攏

關於王維的家世，《舊唐書·王維傳》記載：“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為河東人。”

［1］

5051蒲即蒲州，在今天山西永濟縣西，天寶元年（742）改名為河東郡，因此又稱河東。本傳僅記載了兩代，頗為簡略，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因王維弟王縉官居宰相，記載了其父祖五代。

趙州司馬王儒賢——揚州司馬王知節——協律郎王胄——汾州司馬王處廉——尚書右丞王維、代宗宰相王縉、江陵少尹王、王紘、太常少卿王。王維家族為河東王氏，是後魏時天下首姓太原王氏的一個分支。家族五世皆任職官，其曾祖、父親都官任州司馬，州司馬是州的副知事，官職大致從五品下到正六品下。祖父王胄擔任過協律郎，掌管太樂鼓吹，六律六呂，多與朝廷禮儀有關，屬正八品上。王胄雖然官階不高，但作為京官，他更加靠近政權中心，體現了整個家族有意識地從地方勢力向世家大族的邁進。

王維母親為博陵崔氏，趙殿成《王右丞集箋註》中註釋雲：“《宰相世系表》有博陵安平一派，當是右丞母氏所出。”

［3］

321博陵崔氏為五姓貴族之首，中宗時的宰相崔湜、睿宗時宰相崔日用皆出自這一世家。王維父親王處廉能夠與崔氏結為婚姻，可見當時王氏在當地具有一定的勢力。另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言其母為“博陵縣君”，按《新唐書·百官志》載：“文武官一品國公之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王維父親官職當從五品。如宇文所安說：“從社會聲望方面看，王維的家庭背景是盛唐重要詩人中最高的”，他“出生在帝國最有權勢的兩大家族中”

［4］

。

王維家族由祁縣遷徙於蒲，同樣也表明了家族向中央權力的靠攏。祁縣古稱昭餘，位於山西中部，在太嶽山北麓，東有板山、西有白寺嶺，地理位置較為偏僻，開元時是太原府的屬縣。而蒲州位於長安、洛陽兩都之間，《蒲州府志序》雲：“襟山帶河，界連關陝，握控雍豫，蓋全晉之形勝，屏障西南者也。”

（2）

參見周景柱等纂修《蒲州府志》，乾隆乙亥年（1755）重鐫府署藏板，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誌庫，第1頁。

是關中通往河東、河北的咽喉要道。司馬遷《史記》中稱其為“天下之中”。從大地理上而言，西有長安、東有洛陽、北有晉陽，蒲州是“天下三都”之要會。

蒲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這裡不僅是北方的邊防重鎮，而且也是唐王朝的發祥地。李淵時劉武周叛亂，秦王李世民認為“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不能放棄，因此率軍平定叛亂，收復河東。初唐時蒲州為河東郡治所，開元八年（720）與陝、鄭、汴、魏、懷並稱六大雄城。開元九年（721）升置河中府，即中央直轄政區。開元十二年（724）與同州、華州、岐州並稱“四輔”，拱衛京畿長安。至此，唐代形成了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和中都（蒲州）的格局。蒲州與關中政權融為一體，休慼與共。王維父輩把家遷移到蒲州，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積極靠攏中央政權及官方文化的家族。

王維家族世代為官，且自父輩即從山區祁縣遷徙到政治重鎮蒲州，表現出對中央集權的靠攏和對功名理想的追求。

(二)王維初入長安的干謁求宦

開元三年（715），15歲的王維帶著家族的事業理想和個人的價值追求走入長安，開啟了他的求仕征程。都市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場，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王維離開了熟悉的鄉土文化環境，渴望融入主流文化，渴望得到帝都的接納。

王維在長安的求仕路徑主要是透過科考進入仕途。唐代科舉考試以進士科為重，主考官一是根據試卷的分數；二是參考應試者平日的詩文以及聲譽評定成績，因此應試者往往以詩文廣交權門、干謁顯貴，以求薦舉。唐高宗時諫官薛登《論選舉疏》雲：“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於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或明制才出，試遣搜場，則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

［5］

王維覓舉干謁的物件並不是尋常的州郡長史、六部侍郎，而是寧王、薛王、岐王等王族。兩《唐書》中均記載了他早年在長安博得了諸王及貴戚的青睞。《舊唐書·王維傳》雲：“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

［1］

5052《新唐書·王維傳》雲：“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

［2］

5765王維能夠干謁王族可能與他的母親有很大的關係。崔氏是唐代“五姓七望”之一，在朝中為官者眾多，地位顯耀。另外，王維母親師事神秀弟子普寂，而岐王對佛教亦很推崇。《舊唐書·方伎·神秀傳》記載神秀卒後，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為其撰寫碑文

［1］

5111。王維得借家族與長安政治文化圈千絲萬縷的聯絡，與上層王族交遊。

王維開元八年進入了以岐王為核心的王府文學群體。岐王即惠文太子李隆範，為避李隆基的名諱改為李範。岐王雅愛文學，長於音樂，又非常器重和賞識有才能的人，以好學愛才著稱，在當時影響力很大。《舊唐書·睿宗諸子傳》雲：“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1］

3016王維因在詩、書、畫、樂上的才華，得到岐王的賞識。王維《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三首詩記錄了他與岐王的交往活動：出入岐王府邸，陪岐王夜宴賞樂、飲酒賦詩、奏樂助興、前路笙歌，從中可以看出兩人關係密切。

在諸王的提攜下，王維成功地進入到京城文化圈中，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認可，詩名在京城長安廣為傳播。王維詩集中有題注的詩篇共32條，其中以年齡題注的10首詩，皆是他早年作品。最早的《過秦始皇墓》時年15歲，到《燕支行》時年21歲，這些有明確標年的早期詩作一方面彰顯了少年王維的詩歌才華，另一方面有些詩可能是王維求仕干謁時進獻的行卷佳作。唐薛用弱《集異記》中記載岐王讓王維整理“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化妝成樂人去見玉真公主，“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

［6］

1332玉真公主所讀詩作應是王維的這些早期作品。

開元七年（719）至九年，王維中京兆府試解元，後又擢進士第，解褐為太樂丞，在長安聲名鵲起，成為帝都長安城炙手可熱的都市詩人。關於王維演奏《鬱輪袍》夤緣幹進之故事在唐代薛用弱《集異記》、宋代計有功《唐詩記事》、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和清代徐松所撰《登科記考》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為伶人，進主前一進新曲，號《鬱輪袍》；並出所為文。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

［7］

故事真偽及其中公主身份的考證、解釋至今仍存在不少分歧

（3）

一可參看《唐才子傳校箋》卷2《王維》中的解釋；二可參看雷聞《隋唐長安史地叢考》，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三可參看王勳成《王維進士及第與出生年月考》，載於《文史哲》2003年第2期。

，多數學者認為即玉真公主，也有學者認為是太平公主、九公主

（4）

王輝斌《王維若干交遊考辨》認為是太平公主，載於《南都學刊》2008年第2期。畢寶魁《推薦王維為“京兆解頭”之人到底是誰》認為是九公主，收入吳相洲、高萍主編《王維研究》（第六輯），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

。但是至少表明王維透過積極覓舉，順利進入仕途。這裡值得關注的是王維沒有在本貫蒲州參加解試，而是在京兆府應試。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載：“京兆府解送，開元天寶之際，率在十人以上，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

［6］

1323京兆解在省試中最受矚目，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前十名往往等同省試及第，如果沒有意外可保證進士及第，號稱“神州等第解”。因此在唐代冒籍京兆府取解的事情也非常普遍。開元十九年（731）唐玄宗甚至下敕規定“不得於所附貫，便求申送”。但是舉子們依然透過各種途徑寄籍京兆府。王維早年寄籍京兆、交結王族、覓舉公主的一系列行為背後的指向，是對功名的追求和仕進的渴望。

(三)王維對長安文化的趨同與接受

初入長安，王維的門第、詩才、畫才、音樂、風姿都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可，在京城高層的社交圈中逐漸聲名遠播。《集異記》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李肇《唐國史補》稱王維“立性高致”。王維很快進入到長安的上層社會，這是他博得盛名且名震京師的七八年。京城長安使王維迅速都市化，王維也在主動地接受並融入長安帝都文化。

關於王維早年在長安的心路歷程，兩《唐書》記載簡略，目前最可靠的資料就是他的詩歌。赫克斯科說：“每個人的記憶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學。”初入長安，王維留下詩篇16目19首（見表1），與他的早年行事一致，為我們瞭解他的生命歷程提供了資料。這些詩作呈現出兩種情感：與都市文化的融合和疏離。其中三首應教詩反映了王維交結岐王，出入宮廷的高華生活；《燕支行》和《少年行》四首則寫出對建立邊功的渴望，洋溢著少年意氣和理想色彩；《賦得清如玉壺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兩首是對科舉制度的迴應，這些詩作呈現出對都城文化的認同與接受。

表1 王維早年長安詩作16目19首

（5）

文中所引王維詩歌均出自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

盛唐時期國勢強盛，四夷賓服，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形成了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主導文化。王維初入長安，主動遵循盛唐的主導文化去設計和塑造自我，懷抱著建功立業的理想以求取功名，此時詩人對長安文化精神是一種主動接受和融入。在盛唐謀求功名的路徑大致有四種：科舉考試、建立邊功、名人舉薦、終南捷徑。這四種道路在王維早期詩作中皆有體現，用他《偶然作》來說就是：少年識事淺，強學幹名利。作為封建士大夫，在儒家入世精神支配下，王維同樣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與精神追求，包括對個人建功立業、濟時報國、仕途顯達的前程追求

［8］

。

為干謁求宦，王維結交王族，經常出入親王府邸，寫下了反映長安上層社會生活的詩篇。三首應教詩皆是應岐王李範之命所作。所謂“應教”，趙殿成注云：“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

［3］

115《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寫王維跟隨岐王遊覽楊氏別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歡宴達旦，極盡遊樂之興致。“嚴城時未啟，前路擁笙歌”寫出岐王李範的車騎笙歌之盛，凸顯其儀仗之美。《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寫了他陪岐王夜宴賞樂，“座客香貂滿，宮娃綺幔張”，歡歌盛舞，其樂融融。《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寫王維隨岐王到九成宮避暑，九成宮在今天陝西麟遊縣西天台山上，“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間樹色隱房櫳”四句寫出宮殿之高，風景之秀，人似在畫中。從私家莊園到皇家宮殿，王維追隨岐王出入高華之地，宴飲遊樂、飲酒賦詩、奏樂助興，這些詩作呈現出詩人融入帝都長安的貴族生活中，對這種生活所帶來的奢華體驗充滿著愉悅與接受。

王維早期詩作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一組遊俠詩。《燕支行》作於開元九年，詩人時年21歲。燕支即焉支山，位於祁連山與龍首山之間。《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此時王維身在長安，在漢明光宮、五陵原、金馬門遺存之地遙想漢家天將出徵邊塞，馳騁邊關，英姿颯爽，勇不可當。“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騮。” 戰場上胡笳聲、馬鳴聲、水響聲和廝殺聲，驚心動魄；尤其是“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激情澎湃，熱血昂揚。以酣暢之筆墨盡顯漢將之神威，同時也顯現出青年王維具有“關西俠少”的英雄情結和平虜衛國的志向，張揚出長安的俠義文化和盛唐的精神風貌。

組詩《少年行》四首，讚美了禦敵報國的英雄主義，實際上也是作者渴望建功立業的理想寫照，充滿了蓬勃的生機和浪漫的氣息，富有昂揚向上的進取精神。遊俠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意氣風發，豪縱不羈。“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更是肝膽崑崙，壯採飛揚，具有千古英雄之氣，與李白《俠客行》中的“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相映成輝。“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字裡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精神和樂觀情緒。“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戰罷凱旋，功勳卓著，何等榮耀、驕傲與豪邁！四首詩言輕生重義，慷慨立功名，真是盛唐時代的狂歡歌與幻想曲！

盛唐時期，“為國立功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瀰漫在社會氛圍中”

［9］

，成為長安文化的主旋律。詩人們滿懷著青春的憧憬、建功立業的理想，崇尚遊俠和英雄，詩作中充滿著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即便是性情溫和的王維，同樣帶有顯著昭然的趨同性，同樣表現出一種英雄情結。正如林庚先生所言：“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維的主要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對於新鮮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當時詩歌的主流。”

［10］

在早期詩作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反映王維對盛唐初期主流文化的認可。這首詩作於開元九年春，王維進士及第，解褐太樂丞，而綦毋潛則是落第還鄉。王維鼓勵友人不要灰心，要繼續科考以求仕進。在詩中他反覆申說“聖代”之英明，開頭言：“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結尾又云“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他堅信大唐王朝政治清明，任賢納士，英才鹹集，無須歸隱，對王朝充滿了肯定與信任，昂揚著奮發有為的時代精神。

初入長安的七年，王維極力融入主流文化，以長安文化的主導模式形塑自我的時期，渴望入仕成為早年人生軌跡的最大指向。這些早期作品契合了盛唐初期長安文化中昂揚豪邁、積極向上的精神特質，充滿著為國效力、樂觀進取的基調。

二、與帝都文化的疏離

帝都是不同於鄉村的文化場域，這裡是“衣冠所聚，身名所出”的名利場。文人們遠離鄉土文化，進入以政治功名為核心的都市文化系統中，面對新的文化環境和社交體系，會出現種種適應與不適應。由於失去了自己熟悉的文化環境和社交話語，難免會出現文化震盪，在心理上產生焦慮和不適。對於王維，更多的研究者關注其在長安七年的仕進與成名，而對他在都市中的不適則關注較少。兩《唐書》中沒有詳細記錄，但其詩歌經過作者情感的過濾和心靈的淘洗，較為真實地反映出他的文化心態。都城文化中的政治漩渦，如履薄冰的生存體驗，深層的心靈痛苦，在其早期詩歌如《過秦皇墓》《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哭祖六自虛》《李陵詠》《桃源行》《息夫人》《被出濟州》等中都有委婉地流露，表達了詩人與都市文化的間隔與疏離。

（

一)對歷史滄桑與人生無常的憂慮感

王維少時遠赴長安，初次進入帝都，感受到的不是巍峨的宮殿和都城的繁華，而是歷史滄桑和人生無常。最早的詩作《過秦皇墓》，是他15歲離家赴長安途中經過驪山時寫下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裴駰《史記集解》引《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週迴五里餘。” 巍峨的帝王陵寢激發了詩人的無限感喟。“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臺。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開頭四句極寫帝陵之高大與富麗，反映出帝王生前之繁華。而後四句則寫出身後之寂寥，尤其是最後兩句“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為全詩定調、點題，把對歷史的思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有秦皇封禪的泰山松韻、有詩人聽到的驪山松韻，前者深切，後者真切；有自然“大夫”（泰山松）的哀聲、有陵墓“大夫”（驪山松）的哀聲，更有詩人的哀嘆。歷來詠始皇之詩多批判其暴虐，而王維面對著蒼嶺大墓，另有高聲，多緬懷嘆往之意，在今昔對比中慨嘆世事變幻，歷史滄桑。

作於17歲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則寫出獨居京城、思念家人的孤寂。王維的家鄉在華山以東的蒲州，年少即到長安求仕，重陽之日，望鄉之時，內心騰湧思親之情，如李俊標先生所云：“此儼已成為吾國人重陽悲情之共載，由此吾炎黃種嗣可以盡情抒放，以盡相思。”

［11］

而18歲作《哭祖六自虛》，寫得悲切纏綿，充滿了人生無常的哀嘆。祖自虛是王維初到長安結識的朋友，兩人曾“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一起隱居交遊，一起求仙問道，友誼深厚，堪稱知音。祖自虛才華橫溢，可比終軍、賈誼，翰墨留跡皇家，詩詞流傳內廷。但如此才高之人，“未省音容間，哪堪生死遷”，轉瞬間英年早逝，天人相隔。王維哭其賢能多才而命運不濟，哭送葬無期而知音斷絕。“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為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對其思念之情切切，以至神情恍惚。

初入長安，少年王維感受到“古墓成蒼嶺”的世事變幻，“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孤寂，“哪堪生死遷”的人生哀傷，多種情感交織在一起，讓他對歷史和人生充滿著無常和無奈的感傷。

(二)懷才不遇的悲屈感

都城長安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士人們實現修齊治平個人價值的文化場域，文人們在都市的生活和活動主要圍繞著科舉與仕進，一方面積極干謁，渴望才能被賞識，擢拔仕進，參與國家的政治發展；另一方面又不願為王公貴族驅馳奔走，失去自我尊嚴。他們在干謁求薦時內心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內心深處保持著平交諸侯的自尊意識，不想向權門卑屈但又不得不低頭，因此在覓舉過程中難免會有個性的壓抑和人性的扭曲。董乃斌《重讀王維之片得》雲：“王維青年時代的作為，說明他那時是積極謀身，有意仕宦，並且是夤緣干謁，屈己求進的。”

［12］

《集異記》中記載王維干謁王族：

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宴。”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奉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

［6］

1331-1332

王維化身伶人取悅公主，為了覓舉求薦而屈就迎合，這與士大夫們追求平交諸侯的國士風範相去甚遠。《集異記》為小說家言，所記之事難以鑿實，但在王維的早期作品中確實有一些詩作委婉地表達了在權力壓迫下的心理隱痛。

《洛陽女兒行》作於長安，時年18歲，這首詩是王維早年長安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全詩描寫了兩種人物形象，構成鮮明對比，前十八句極力鋪陳洛陽女兒容顏嬌美、衣食豪奢、交遊高貴，尤其鋪敘了夫婿之驕奢。最後兩句“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筆鋒突轉，描繪了越女西施縱使天生麗質，然而出身寒微無人憐愛，只能在江邊浣紗。沈德潛評“結意況君子不遇也”

（6）

參見沈德潛《唐詩別裁》卷5。

，其實亦況自身。“洛陽女兒”因遇良人驟得富貴，是長安依附權門的文人縮影，而越女西施不遇而貧寒，是作者自況。詩人在對比中抒寫了懷才不遇的感憤不平。初嘗世事的少年王維已經體悟到帝都繁華背後的冷峻現實，這是他初入長安，沒有權門支援，仕進之途受阻，鬱郁不得志的心態的生動寫照。

另一首詩《李陵詠》則寫出在權力威逼之下，渴望理解而終被誤解的無奈。此詩題注作於19歲，或是王維讀史詠懷，或是他經蘇武墓有感而發，現已不得而知。李陵投降匈奴，在西漢引起軒然大波，唯有司馬遷為之辯解，“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13］

王維此詩為李陵辯誣。全詩20句，前四句寫李陵“三代將門子”的出身，軍事謀略，以及為人意氣豪壯而勇敢，為下文張目；中間10句寫李陵出征匈奴的過程，著重描寫他對敵作戰的勇敢精神，表現他對漢室的忠心。“遂嬰穹廬恥”寫出了一代名將的無奈與內心深處靈魂的吶喊。後六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寫出李陵深念漢恩、不願意降敵的衷心，以及內心的冤屈無處傾訴的苦悶。如入谷仙介先生所云：“王維在少年時代就有過痛苦的生活體驗。本來，不必把詩人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體驗直接掛鉤，然而詩如其人，這兩首詩的存在，說明了王維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能夠對人們的壓抑痛苦體貼入微。”

［14］

292

王維的《息夫人》則寫出權力壓抑之下的無奈與悲涼。唐人孟棨《本事詩》中記載了這首詩的本事場景：寧王奪餅師妻子，並召見餅師與她相見。其妻雙淚垂頰，若不勝情。令滿座文士動容。王維詩云：“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15］

這首詩以息夫人的典故表達了對餅師妻子的同情，兩個女性同樣都是面對強權，無能為力，只能以沉默來反抗。王維又何曾不是如此呢，一直行走在權力牽制的縫隙中，內心有揮之不去的無奈與傷悲。這首詩與《李陵詠》彷彿詩讖一般，預敘了詩人在安史之亂中的命運。

王維在長安生活的七年，看似交結王族，平步青雲，盛名遠播，但其實一直都處在權力爭奪的漩渦中。開元九年秋，王維因“伶人舞黃獅子”事坐累，貶謫為濟州司倉參軍。這個看似偶發的事件背後其實是權力的較量。宋人王讜《唐語林》卷5《補遺》載：“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從表層看是“伶人舞黃獅子”觸及皇權的尊嚴，但深層原因則是因為王維與諸王過從甚密。這是王維政治生涯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也使他看到了長安文化冷酷的一面。他開始重新審視自我，重新審視長安，重新定位自己與長安之間的關係。

《被出濟州》表達了無辜遭貶的憤慨，“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州陰”，地位卑微者才更容易在政治漩渦中獲罪，詩人內心有一種被權力左右的無可奈何的不滿與憤懣。“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從京官降為地方官，要想重新迴歸京城文化圈，前路渺茫。被貶濟州是王維初入長安覺悟名利場的一次特別機緣，讓他對長安都城文化從不適轉向疏離。王維在19歲時曾作《桃源行》，將陶淵明構建的桃源理想社會形塑為一個“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的神仙境界，這是一個比盛世更為美好的自由、和諧的理想境界。在貶謫濟州之後，他的詩作中明顯出現了都市與山林的對立，在對比中表達了對田園的依戀和對自由的渴慕，表現出除了“建功立業”之外，心中還並存著“追慕自由”的價值觀念。

綜之，王維初入長安，主動接受與融入帝都文化，遵循盛唐的主導文化模式去設計和塑造自我，懷抱著建功立業的理想以求取功名，詩人的精神風貌和個性氣質與長安文化精神相一致。他在長安宮廷和貴族社會中度過了少年時代，憑藉自己的才能在政治文化中樞交結王族，成為當時盛名遠播的詩人。但王維置身在世界最繁華的都市、最顯貴的人群之中，“他表面上在繁華鄉里巧妙地應酬，享受著人生，實際上作為一個離開雙親，除了自己的才能別無依靠的少年，應該有著無休止的不安。能左右他的只有君主和權力者瞬息萬變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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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都城文化的政治漩渦，如履薄冰的生存，深層的心靈痛苦，使詩人對都城文化逐漸疏離，早期的長安生活已經形塑了內心的矛盾，這種矛盾也伴隨著王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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