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而不得的李白的一生(上)

求而不得的李白的一生(上)

公元701年,偉大詩人李白降生於世,剛巧和王維同歲。

許多學者考證認為,他出生地點在今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境內,但具體在哪仍有爭議。沒有爭議的是,童年時他的父親將全家遷至四川江油,居於青蓮鄉,這便是日後他自號青蓮居士的由來。

公元724年,23歲的李白離開家鄉,沿長江東遊,此後一生沒有回過家鄉。

當時王維已高中進士,但李白似乎因為出身商家而沒有資格參與科舉,無法透過考試進入官宦體系。但此時他青春正盛,從家中帶出不少盤纏。少年遠遊,煩惱無所縈懷。他四處訪探名幽勝地、以詩會友,拜訪過道教名人司馬承禎,與之對坐暢談,十分快意:李白少年時便與道教結緣頗深,後來終其一生都推崇道教。

26歲時他在洛陽、揚州分別遨遊了一年,曾在旅途中患病,體嘗人情冷暖後,作了《靜夜思》。後來,李白在一位“孟少府”的幫助下康復,又到了安陸,和一位許姑娘結成婚姻。

許的祖父過去做過唐朝的宰相,根據學者考證,這次婚姻中,李白多半相當於入贅。這很可能是為了擺脫商人後代不能做官的桎梏,嘗試藉助有權勢、人脈的岳家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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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一年,李白再次出門遊歷。

他去武昌登黃鶴樓,見了孟浩然。當時李白27歲,孟浩然40歲,因進士落榜而出來遊歷。歡聚之後,孟浩然依原定的行程東遊江浙,在三月同李白作別。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的名句,就是送別孟夫子前往江蘇揚州時所作。

回到安陸後,李白曾用干謁的方法向安陸的長史自薦,尋求做官機會,但效果不理想。非但如此,他還曾因醉酒衝撞了長史的馬而寫悔過書,此事竟在當地傳為笑柄。

雖然受挫,但李白對做官的熱望不改。他認為自己有濟世安邦的才能,只是苦於沒有機遇。他向不同的人推薦自己,曾寫出非常抬高對方的干謁書,但因種種原因,都沒有發生實際效力。也曾一度帶著家小隱居到白兆山,但是蹉跎到三十歲餘歲,仍無建功立業的指望,最後終於決定到長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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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李白離開家小,孤身前往長安附近的終南山“隱居”,目的是接近當時喜愛與文人結交的玉真公主,以求得到舉薦。

他在730年春夏之交抵達終南山,等到秋天,終於透過一位張姓官員幫忙,住進了山上的玉真公主別館。他在此等候玉真公主期間,寫詩讚頌了尚未謀面的公主,以求引起注意。

但其實此時玉真公主身在華山,已經幾年沒來過這個別館。期間鍾南山上秋雨連綿,李白在山上的食物和生活,一度受到影響,李白曾作《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抒發鬱悶。儘管如此苦熬,

可李白當時的名氣和詩作的影響力,還不足以讓他的贊詩達到玉真公主的耳畔。他在終南山一場空等。

在長安遷延數年,最終李白所有的求官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到他37歲時,只好返回安陸。期間,他愧於和夫人長期分居,曾為夫人許氏寫了一首《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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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信來看,李白和妻子有著正常的夫妻感情。但家庭和人倫親情,沒有牽絆他遊歷四方的腳步。雖然他對妻子表露過恩愛情感,但多數時候他仍舊遊離於家庭之外。後來許氏早喪,李白先後和不同女性生活,有的是正式婚娶,也有不正式的姘居。全部計入的話,李白一生應該共有四段事實婚姻,先後至少育有三個子女。

不過,不論婚姻和子女,都不能羈絆他出遊的腳步。在李白遊歷期間,許氏所生的一子一女獨自生活在山東。李白曾寫詩給他們表達思念(《寄東魯二稚子》)。但思念之外,他繼續長期在外,子女在當地另外託人幫忙照顧,他本人則以約幾年一次的頻率,偶爾回家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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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奔波到四十歲,李白的仕途仍舊毫無著落。

終於,在公元742年,也就是天寶元年正月,唐玄宗釋出求賢令:不論平民百姓或國家公職人員,只要有真才實學,均可舉薦。這對20多歲便離家求官的李白來說,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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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後來一位名叫魏萬的進士所修《李翰林集》的序言,我們可以推知,道士元丹丘,很可能是在這時舉薦李白進入宮廷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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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尊崇道教,奉老子李耳為李唐的先祖,有名的道士往往和皇室有著緊密的聯絡。所以,很可能是透過道士元丹丘的傳遞,那篇文采斐然的《玉真仙人詞》才終於被玉真公主看到。

李白的詩文由此進入宮廷,在皇帝和大臣之間傳閱。

這年秋天,唐玄宗下令召李白入長安。

在世苦奔42載,夙願終要得償。興奮的李白先自江南北返,見了在山東曲阜的妻子兒女,留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邁詩句,便逸興遄飛、西進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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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皇帝親詔,李白在長安城風頭無兩。當朝三品大員賀知章與李白結成忘年交,對他的詩才讚不絕口,直呼李白是謫仙人。84歲的賀知章與42歲的李白暢飲之際,就連御賜的金龜也毫不在意地拿出來作買酒錢,留下“金龜換酒“的千古美談。

到了大明宮中,玄宗“降輦以迎”,並親手為李白調弄羹湯。以布衣身份受到皇帝如此恩遇,李白是千古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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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唐玄宗將李白安排在翰林院。看上去,李白終於達成自己的心願,一步登天,成為了與聞國家大政的翰林學士。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此“翰林”非彼“翰林”。李白雖然被後世稱為“李翰林”,但他從未出任過真正的翰林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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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設定的翰林,分為學士院和翰林供奉兩種。其中學士院是真正德高望重、參政議政的高階官員之所在。而翰林供奉院,說白了,是陪皇帝玩兒的一個機構。

翰林供奉的居所直接設定在後宮內,方便隨時聽候皇帝的召喚。眾位供奉各有一技之長,得到宣召後,便前去以自己的技藝娛樂皇室。這些人包括下棋待詔、醫藥待詔,甚至還有鬥雞供奉。李白憑藉文采出眾,做的是文學供奉,也就是專門給皇帝寫詩作賦。

說得更為直白些,這就好比能歌善舞的藝伎名伶被豢養在宮內,隨時給皇室高歌、獻舞。只不過李白奉獻的是詩詞的歌,文學的舞。

如果說,李白在長安的實際職位與一般所理解的“翰林學士”差之千里,這時期內關於他在大明宮內盛傳的諸多逸聞,如“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龍巾拭吐”,就更是子虛烏有。

按照正史記載,楊玉環被封為貴妃後,根本從未見過李白;而高力士當時位高權重,以政治地位論,高出李白不知凡幾,也不可能有脫靴之舉。

如果真有這樣的奇遇,李白自己或他身邊的人,一定會有詩文記載,但實際上並沒有。這些動人心絃的風流逸事,都是他去世後,由後人意淫附會而來的。

唯一有記載的事件,是一次李白奉召到興慶池為皇帝作詩,因酒醉而腳步不穩,唐玄宗便讓一旁的高力士在他上船時攙扶了一把。

雖然不如虛構故事那麼生動跌宕,但以當時李白和高力士懸殊的地位差距而言,能扶這麼一把,也已是了不得的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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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心中真正想擔任的職務,是中書舍人——皇帝的機要秘書。但唐玄宗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雖然李白有詩才、也具備精通吐蕃語、擅於擬詔等才能,並且似乎在政事有關的事務上為皇帝效勞過,但中書舍人這一官職事關國政機要,任者必須小心謹慎、沉穩周到、守口如瓶。

豪邁縱酒的李白,顯然並不適合——更直接地說,他的性格與這一職務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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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之樹”是一處用典,指代宮廷內的密事。

也就是說,玄宗擔心李白不能保守政要機密,所以不願意授予他中書舍人這樣的重要職位

雖然李白自命大才,但在長安的兩年間,他擔任的始終只是個侍奉詩文的待詔,沒有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

——但這也未必就是壞事。吟詩作賦所需的才能,和經邦濟世的才能,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前者並不能保證後者。

李白以當時讀書人的思維,把做官作為最高夢想,如果無法出仕,就深感懷才不遇。這對他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客觀評判而言,有做官的願望,並不等於他適合做官,更不代表他能夠做一個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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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李白的詩文驚才絕豔,但這不代意味著他就應該被許以高官要位。實際上,沒有走上仕途,也許反而對他和對國家都更好。

度過了兩年的待詔生涯,公元744年暮春,唐玄宗將李白賜金放還。

沒有貶謫和斥責,而是加以金銀厚賜、禮待放還,這不失為一種十分體面的卸任方式。所以,雖然是卸任,但這在當時沒有對李白的名譽和形象產生玷汙。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玄宗對李白的照顧是頗為周到的——但這是帝王對一個合乎心意的文學供奉的信任,不是對能夠委以重任的大臣的信任。

此時李白的詩文已譽滿天下,但政治上的抱負,恐怕再也無法施展。

在李白離開長安、途徑東都洛陽時,他遇見了33歲的杜甫。這時杜甫剛剛科舉不第,詩名也尚未像李白那樣顯揚。失意的二人一見如故,他們相攜同遊、訪仙問道,一同渡過黃河,前往王屋山中的陽臺觀,意圖拜訪在公元727年興建此觀的道教高人司馬承禎。

但是,等李杜二人抵達陽臺觀,司馬承禎已然仙去。李白感慨萬千,作《上陽臺貼》以紀念。這灑脫豪邁的書法有幸儲存完好,讓我們有機會與李白相隔千年,見字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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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晚秋,李杜二人又在陳留遇到了高適,鑄就了三位大詩人同遊的文壇佳話。高適此時的境遇也不佳,剛剛求仕兩次,均以失敗告終。

三個倒黴蛋一起在河南一帶漫遊,登山望遠,感懷歷史。遠望芒碭,恰是漢朝梁王故地。李白詩情勃發,在牆壁上揮就一首《梁園吟》。

相傳後來有一名女子途經此地,對牆壁上的詩文大為傾倒,願以重金買下印著詩文字跡的牆壁。傳說中的這位女子,就是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宗氏。也許正因為“千金買壁”的緣分,她後來成為李白的最後一任妻子。

一年後(公元745年),李白又與杜甫相逢于山東濟南,此時杜甫要再次前往長安尋找出仕的機會。談起過往狂歌痛飲的快意生活,杜甫既有留戀、又滿懷擔憂,不知自己是否在虛度光陰,浪擲生命。同為天涯淪落人的李白無可如何,只是以“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的嘆息依依話別。

誰也不知道,唐朝由盛轉衰的驚變就在不遠處。

杜甫在隨後顛沛流離的一生,時時懷念著李白。杜甫所作的懷李白的詩句,幾乎都成了千古名篇。不過,杜工部戀戀不捨的,究竟只是李白,還是李白身處的、逝去不返的盛唐呢?恐怕誰也說不清了。

此後,在46歲到55歲的近十年裡,李白以宋州和汴州(今河南開封和商丘一帶)為主,暢遊天下山水。他去天目山(天姥山)尋訪神仙,去齊州舉行受籙儀式,成為正式的道士,寄意於仙道山水,排遣世途失意的苦悶。

在這期間,他寫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詩文。如果沒有官場失意,沒有坎坷憤懣的際遇,恐怕李白在文學上的才能也不能有如此充分的激動和發揮。他的不幸,反成了我輩後人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