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漢紀二十一，發現“犯我強漢 雖遠必誅”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背後一個振奮人心的故事。
這兩句話的是時任西域都護、騎都尉的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給朝廷奏摺裡的話。兩人是守衛西域的邊防軍將領。
當時，匈奴國郅支單于殺了康居國國王的女兒（和親），又向闔蘇、大宛等國收保護費，更惡劣的是還困辱漢使，上書向漢朝政府挑釁。
陳湯這人比較有謀略，敢想敢幹，就跟上司甘延壽說，“郅支單于如果日益驕縱，侵擾烏孫、大宛、康居等西域諸國，如果讓他得手，恐怕西域不得安寧。我們只需要集結屯田部隊，呼叫烏孫國士兵，就能把郅支單于打敗。”甘延壽聽了覺得有道理，準備上奏摺請示朝廷。沒想到，陳湯不同意，認為朝廷諸公不掌握情況，肯定不同意用兵。甘延壽是主要領導，覺得還是應該走程式上報。
還沒沒等這事定下來，甘延壽就病了，讓陳湯主持日常工作。沒想到這哥們直接就按自己的意見辦了，召集屯田部隊和盟國士兵，合計“漢、胡兵四萬餘人”，一番慷慨陳詞、戰鬥動員。甘延壽一聽，著急上火趕過去要阻止。但陳湯吃了秤砣鐵了心，按劍對領導說，“大家來都來了，你小子還想阻止嗎？”甘延壽見狀不妙，只好從了。兩人一邊對匈奴作戰，一邊上書“自劾矯制”，也就是向朝廷承認假傳聖旨的罪過，並報告用兵情況。
公元前36年，二人率部誅殺了郅支單于，把其腦袋快遞到京城朝廷，並再次上了一封熱氣騰騰的奏摺，齊活兒了。《資治通鑑》摘錄了這封奏摺原文：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今天讀來仍然覺得蕩氣迴腸。整體來說，這事是陳湯一人促成的，甘延壽不過識大體跟隨立功而已。當時執政的漢元帝是個好儒術、寵幸小人石顯的軟蛋昏君。因為甘延壽跟石顯有過節，加上丞相御史覺得兩人先斬後奏，不把上級當回事，所以兩人立功回來非但沒有受封賞，反倒被抓起來。好在宗正劉向還算識大體，是說了句公道話，說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如果這兩人不被封賞，而“挫於刀筆之前”，那麼就沒有人幹活了。
最後，漢元帝還是赦免了他們的矯制之罪，分別封了食邑三百戶的侯，任命延壽為長水校尉，陳湯為射聲校尉。 不是這次看《資治通鑑》，壓根兒不知道漢朝有陳湯這個猛人，更不知道他是“犯我強漢，雖遠必誅”這句名言的發明者。
陳猛人平定西域的軍事戰略，跟美帝曾經搞的“先發制人”如出一轍。說到底，還是得有強盛國力和文化自信作為底子。“犯我強漢，雖遠必誅”，跟漢朝的封狼居胥（霍去病）、斬樓蘭首（傅介子）變成一種英雄氣概和報國情懷的文化審美正規化，成為共同的民族文化記憶，不斷激勵著後世的熱血男兒，不僅讓李白吟詠出“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也讓李鴻章寫下“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look at me！）；不僅讓當下部分愛國網友改寫成“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刷屏，也讓我有感情地敲出這篇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