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命”主事後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還要不要給溥儀傳膳？溥儀已走，當然無須再吃飯；但如停止傳膳，溥儀離津的訊息就會立即公佈於世。怎麼辦呢？當時二嫫在，她也是溥儀最信任的人，我就找她商量，決定照常傳膳，將膳食放在二嫫房裡，由她把各樣菜都扒拉扒拉，像溥儀吃過的樣子，以掩人耳目，直到報上公開登出溥儀到達東北的訊息，才不演傳膳戲了。
也是“受命”主事那天晚上，忽然槍炮齊鳴。如果說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那回我還若無其事的話，這回可不同了，我感受到肩上的擔子，有一種難以自抑的責任感。在屋子裡坐不住，我便到院內遛來遛去。正當我邁開步子，“啪”的一聲，順褲檔打過一發子彈去，把對面一個罈子崩得稀碎，嚇得我腿肚子打戰。細一琢磨，也不對呀！如果這槍炮是中國軍隊放的，應該往北打；如果是日本軍隊放的，應該往南打。然而這顆崩碎罈子的子彈，是從法租界向日租界方向打的，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解不開的謎。
溥儀走後第十天，給我寫來一封親筆信，是胡嗣瑗帶來的，但沒有直接交給我，經別人輾轉傳遞。原信不復存在，但內容我幾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
李國雄：我走到哪兒你知嗎？我由天津到XX，又由XX到XX。
這信實在令人費解，既不知道他到了何處，更不知道他想告訴我什麼。但確是他親筆，這毫無疑問。這封信的謎底是我到旅順以後才揭開的：溥儀寫信時正住在湯崗子對翠閣旅館，他要告訴我的是已由天津到營口，又由營口到湯崗子。然而日本人不許他披露行止，只好寫“圈兒”信了。
此後，溥儀又透過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翻譯官吉田忠太郎，多次向我轉達指示，讓我幹這樣，做那樣。
又過了些日子，靜園總務處任事胡嗣瑗拿著一封信，先找著庶務處任事佟濟煦，兩人又一起來找我，對我說：“這是皇上的親筆信，你把它交給皇后，並通報一聲，現有兩人已經到園，要面謁皇后。”我想問問來者何人？是男是女？姓甚名誰？答稱“不許過問”。繼而又說：“皇后一見這信就明白了。”我很覺得奇怪，畢竟自己是奴才身份，碰上這種口氣，雖說臨時主事也不敢堅持什麼。
佟濟煦向我告知這件事的時候，要謁見皇后的人正站在主樓前的臺階上。與此同時，也有人稟告皇后了。隨後，就見一位頭戴禮帽、西裝革履、細皮粉面的翩翩少年，由另一日本人陪同，上樓直奔婉容房間。談話約有二十分鐘，客人走了，他們說些什麼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半小時後，婉容的太監來傳，叫我去見皇后。
“老爺子傳奴才有事嗎？”
“十四格格來了，就是那個穿西服的。”十四格格即肅親王第十四女愛新覺羅·顯（王予），又名金璧輝，因過繼給川島浪速為養女，在日本長大，遂改名川島芳子。她就是當年名聲顯赫的“男裝麗人”，這個穿西服、帶禮帽的人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半點兒都沒有懷疑他竟不是男的。婉容接著說，“十四格格捎話來，皇上讓我去呢！今兒晚上就走。這事兒還要保密，皇上怎麼走的我也怎麼走。你把車準備好，到時候開到吉田翻譯官家，別的不用管。”
“什麼時候走？”
“晚上八點整。”
記得那是個寂靜的晚上，連續多日稀稀落落的槍聲突然在這個晚上停了。像上次送溥儀一樣，當晚八時的時鐘響過，我起動了那臺賽車，打開了後廂蓋子，等待皇后駕臨。婉容來了，只見她手按車身，噌的一聲縱身跳進後廂，我萬萬沒有想到，關鍵時的皇后竟有如此利落的動作。當然，從平常那種嬌柔作態的樣子裡，怎會看得出呢？我遂放平後廂蓋子，裡邊只有她一人，且比男人瘦小些，多少能透過氣來，但也不會太好受。
我順利地把賽車從正門開出去，——因為這種車本來就是一種玩玩的東西，平時既不用於拉貨，更不用於拉人，所以出來進去並不引起人們懷疑。開到吉田翻譯官家門口，剛停車，吉田家的差人就過來拽我，我理解他們的意思：或許以為我是局外人，傻開車的，並不瞭解後廂的秘密吧！於是吹吹拍拍要把我引開，我竟不理這茬兒，幾步竄到車後，雙手提起後廂蓋子。已經到了目的地，哪能還讓皇后在裡邊悶著？
十四格格又出現了，她這時已經恢復了女兒身，著旗袍，掛項鍊，果然是位相貌出眾的小姐，她由吉田的女兒陪著，到車前迎接皇后。婉容也像上車時一樣，輕扶車身，一縱便跳了出來，還是那樣利落。
“老爺子還有事情吩咐嗎？沒事的話奴才這就回去了。”
婉容由川島芳子等簇擁著，將要往屋裡進時，我用這句話告別。不等婉容啟齒，川島芳子開口了：“你等等！”
她們進屋後，我就等在門口。過了約摸五六分鐘，川島芳子出來了。因得以“正面相見”，我幾乎憋不住笑：這女人竟在掛脖子上的項鍊下面拴了一串鑰匙！
“聽著：你回去給皇后取樣兒東西——一條狐狸圍脖，跟張媽要就行，馬上送來。”
川島芳子說完轉身去了，我似乎聽見那串鑰匙因脖子扭動而嘩嘩作響的聲音。我說聲“是”，便開車返回靜園。拿了狐狸圍脖，我懶得再動車，索性走著送去。靜園距吉田家僅一里多地，十分鐘就走到了。我把圍脖交給吉田翻譯官，他回說一句：“沒事了！”
這回我成了靜園內名副其實的“老大”了，內心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感。從吉田家返回靜園的路上，有個雜貨鋪，我走進去跟掌櫃的打了招呼，買了一袋花生仁、一袋五香瓜籽。一腳邁出雜貨鋪門檻，“轟”的一聲大炮響了，寂靜的夜晚又被震破。
靜園仍由溥儀遙控，吉田忠太郎是中間傳話人。我按傳話內容照料園中日常事務。
婉容離津後二十餘日，吉田又攜溥儀親筆信來園找我，溥儀在信中命我攜霍慶雲和三名護軍，以及伺候婉容的劉媽、張媽，共七人，速往大連。
溥儀和婉容先後離津，我又要離開天津了。我們身份迥異，卻踏上了同一條險途。
當即確定了行期。吉田還給我開了一張日本駐屯軍兵營的證明信，並說：“從天津到塘沽，其間發生問題，把這封信交給塘沽日本駐屯軍兵營即可，自然有人出面保護你們。在塘沽上船後即行作廢，你務必收存好，不要叫別人看見。”我便小心翼翼裝進衣袋。
我們一行七人上午離津，乘火車於下午四時許抵塘沽，隨即登上日本商輪某某丸號。因吉田先有洽商，登車上船都順當。
我總感到責任重大，始終不敢疏忽。上船後先把劉媽、張媽安排在底艙，我囑咐說：“外邊人員雜亂，你們沒事別上去亂走。”
我和幾名護軍住在十八號艙，剛把行李物品安頓好，甲板上過來兩名滿臉凶氣的人，都帶著“傢伙”，在我們艙門口看看就要進屋，我給攔住了。
“你們要幹什麼？”因為是中國人，我估計他們是岸上稽查處的，心想：絕不可暴露身份。能應付則應付，萬—弄僵了，打定主意不下船。塘沽不是租界地，是受中國軍隊管轄的，下船就麻煩了。只要賴在日本船上，他們沒轍。
［沒轍：口頭流行用語，意謂毫無辦法。］
“你們的人帶了幾十萬現金上船，我們奉命來索回這筆錢！”聽來人這麼一說我倒放心了，原來不是衝我們來的，他們並不瞭解我們的身份。
“別說幾十萬，我們連一萬也沒有！”我說的確是實話。
“我們的人一直跟著，絕不會錯！”那兩人語氣肯定。
“那你們就翻吧！”包被解開，裡面都是果品、點心等物。身上的衣兜也全翻了，沒能達到目的。這時，我多了一句話，我說我們上船時十八號艙本來有人住，為了給我們騰房才搬到隔壁去了。那兩人發現這個線索趕快衝向隔壁，門鎖著，遂找船長聯絡。日本人船長不予理睬，急得那兩人團團轉。我向幾名護軍交代說，只要不拿我們的東西，無論出什麼事情都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暴露身份。
原來那兩人確是塘沽港稽查處的，負責在碼頭和過往船隻上追查走私罪犯。然而，日本船持不配合態度，我們也得以在這種保護之下，走上背叛祖國的道路。
夜十一時，汽笛長鳴，載著我們的日本商船愈來愈快地駛向黑暗之中。
幾十個小時的海上生活過去了，這條日船就要停靠大連碼頭時，船長忽然裝起糊塗來，他來到第十八號艙門口，向我們掃了兩眼。
“你們，什麼人的幹活？”
“到大連看看朋友。”
這位前來“履行職責”的船長，居然連個表面上的樣子也裝不像，他還進艙開啟兩隻箱子的箱蓋，馬上就關上了。其實，他早從吉田那裡瞭解了我們幾個的身份，也清楚地知道我們要去找誰，與其說他有責任查問我們，毋寧說一路上他必須保護我們。
船停靠碼頭時，同行的七人全部聚齊，各人帶好了東西，下了船。
臨行時吉田曾告訴我，在大連下船即會有人接應。現在果然見到了來接應的人，原來是羅振玉之子羅福葆。我們剛登上碼頭，便被他迎進準備好的汽車，一直開到墨緣堂。這是羅家售賣古書、文具的店鋪，那時成了和溥儀有關係的人來來往往的歇腳站，在那裡我們見到了羅振玉。羅道聲一路辛苦，囑我們幾人暫且休息。幾個小時以後，羅又僱了一輛汽車，載著我們賓士在通往旅順的大道上，我長舒了一口氣，似乎就要卸去肩上的擔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