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作品，曾被人批評是“痞子文學”“流氓小說”，其實在模擬和記錄“流氓時代”（製造流氓的時代）方面，
王小波
比王朔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這麼幾點證據。
第一，《黃金時代》主人公直接宣稱∶“
我的本質是流氓土匪一類。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陳清揚討論破鞋問題時的情景。那時我面色焦黃，嘴唇乾裂，上面沾了碎紙和菸絲，頭髮亂如敗棕，身穿一件破軍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蹺著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 這是主人公的自畫像。“流氓”這個標籤不是旁人或評論家隨便貼的，而是主人公自己宣告的。
第二，主人公對“流氓”還有一個非常奇葩的定義，有人罵他耍流氓，他的回答是∶“
我說，你爸你媽才耍流氓，他們不流氓能有你？
”這就把“流氓”等同於男女關係了，這是非常“流氓”的一種定義方法。
第三，小說從開篇到結尾，確實充滿了不少“兒童不宜”的字眼；破鞋“，”
我的小和尚直翹翹地指向天空“，”因為女孩子身上有這麼個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
“……習慣了冰心或是楊絳文字的讀者對於這種文字上的暴露癖可能有些受不了。
王小波（1952-1997），生於北京，父親在”三反“運動中被劃成”階級異已分子“，等於”洗澡“沒透過。這對王小波的家庭童年都有很大影響。王小波和很多同時代知青作家一樣，曾經下鄉到雲南兵團，後來又到山東插隊。1973年回到北京做工人；1978 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但不同的地方是∶王小波不像王安憶、韓少功、阿城、張承志那樣，並非在80年代就以知青小說出名，而《黃金時代》未定稿時他還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讀研究生，走的是一個學者的道路，似乎和小說裡的”
流氓"形象反差很大
。
整個80年代，轟轟烈烈的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王小波基本是個
局外人
。一直到1994年，《黃金時代》出版，王小波的小說才算正式“海歸”——知青故事，海外出名，重回大陸，這是90年代文壇的一個
特殊現象。
1997年，王小波突發心臟病去世，他的妻子李銀河發文，說他是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從那時候開始，王小波憑藉其小說、散文，在一部分青年粉絲當中成為偶像，甚至是精神教父。《黃金時代》也被選入了《亞洲週刊》的中文小說“世紀百強”。
"精神教父"和"流氓小說"
，這兩個標籤反差有點大。簡單回顧作家出名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這是一條從知青到學者，再到作家的道路。如果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更多呼應大眾文化市場的因素，包括與影視文化的互動，王小波的“我是流氓”就更多自覺的學術理論準備，“流氓文字”後面其實有更多哲學思考。
第二，大部分的當代成名作家都是一起步就和評論界耳動，比如說李陀及時注意到餘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阿城的《棋王》原來是和鄭萬隆他們聊天時講的故事。
相比之下，王小波是在海外孤獨地反覆改寫他的知青做愛故事。
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點，或者說有局外人的好處。
到了90年代，寫知青及右派受難歷程的敘事潮流，已經過了高峰，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已經開始解構當代知識分子的苦難崇拜。《黃金時代》在這個時候“海歸”，重講知青身體與精神旅程，卻照樣吸引讀者。放在文學史中看，王小波還是延續知識分子精神自省的傳統，不過不是吶喊鬥爭，或憂鬱彷徨，而是無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極自由”—————
我不願獻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麼關心村裡老鄉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麼焦慮自已的前途理想。我無所追求，除了身體的快樂————身體的快樂不就是本我，不就是無意識，不就是快樂的源泉嗎?把這種身體的快樂用檢查交代的表格形式包裝起來。再卑微的人慾也就關係到了天理。貌似特殊時代的"存天理滅人慾"其實是宣告∶即使在這樣的時代，人慾就是天理。身體快樂，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決不認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