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三餐》，陸灝著
陸灝先生的這部新作沒有序言，在無序不成書的今日，如此作派可謂大膽。好在該書還有《後記》，但這篇《後記》合計不足100字，作者只是說，這本隨筆集是從他近幾年所寫的文章中摘選出來的101篇。以慣常思維，人們大多喜歡整數，如果要突破100，似乎也要用108篇才更符合人們的習慣，畢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已然家喻戶曉，作者兩般全不顧，不知可否用“任性”二字來形容。
說來慚愧，近幾年我的精力幾乎全用在了尋訪、寫作這個固定模式上，紙媒、電媒少有瀏覽，雖然從友人那裡時不時的聽到陸灝先生所參加的各種活動，但他的關注點在哪裡，我卻並不知曉，直到讀到這本書，我才留意到他對正史發生了興趣。
陸灝的這部新作有好幾篇文章談的都是兩漢三國，其中提到陳壽的《三國志》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巧合的是，我近期寫到了韋昭，而陳壽《三國志》中的“吳書”其實用的就是韋昭所撰同名著作為底本。韋昭的著作失傳了，到如今僅有一些片段留下來，但陸灝的這篇文章卻並不關注陳壽引用了多少韋昭的原著，他反而留意於劉備父子在四川所建的政權並非蜀國，按照宋人高似孫的所言，劉備的國號是“漢”，他認為自己延續了漢朝的天下。
每個人的視角確實有差異，我在寫韋昭一文時，也翻閱了不少史料，但並未留意劉備是“蜀”是“漢”，陸灝在文中引用了錢穆以及當代學者辛德勇先生的所言，以此來證把劉備所建之國稱為“蜀”只是一種俗稱，然而為了與兩漢作出區分，可將該國稱為“蜀漢”。談到這一點，陸灝仍然興猶未盡，他又再寫一篇文章來對此做進一步的考證。這份認真精神不搞史學研究，真是遺憾。他的該書中還提及了歷史上並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這涉及到何為正統之事，而爭正統是古人在撰寫史書時最要搞清的問題，這關涉著“夷夏之大防”，是雄是寇，是首要界定的問題。
其實，真實的歷史往往缺乏趣味，《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就是明證。在大多數人們的心目中，三國史都是演義體，比如劉備第一次到隆中去見諸葛亮，他對門童自報家門時說：“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這一大堆頭銜顯然令門童不耐煩，他說自己記不住這麼多，而陸灝在文中點出《三國志》中的記載，其實這段話羅貫中演義得並不多，除了“皇叔”二字，其它都是史實，而對於劉備這些真實頭銜的來由，陸灝以點睛之筆，於文中一一講述緣由。這正如他的《後記》，雖然寥寥數筆，卻把事情交待得很清楚。
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跟藏書有關的故事。陸灝也有藏書之好，儘管他不承認自己是藏書家，然而他卻與許多藏書家有著密切的交往，比如上海的黃裳先生。陸灝《孫伯繩逸事》一文，就從黃裳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講起，該文提到一位書友買到了張佩綸舊藏的四種宋版書，其中最精彩的一部乃是《花間集》，此人拿著這些書請徐森玉先生鑑定，黃裳在文中寫道：“森老盛讚此書，他十分高興，當場表示要請良工，重新裝池。森老聽了大驚，說，這是萬萬使不得的。”
將原裝宋版書拆掉重灌，這有如今日許多地方拆掉真正的歷史遺蹟，然後蓋一個新的假古董，此等焚琴煮鶴當然會令徐森玉大感吃驚。這是什麼人，能夠想出這等煞風景的想法呢？陸灝在文中寫道：
這位以是房地產經營者，業餘喜歡收藏，先是收藏書畫，後來興趣轉移，賣了書畫，改收鼻菸壺，不久又轉移到收藏古書。他收藏古書的標準是漂亮，內容和流傳多寡倒不過問。文章最後才點出這位書友的名字：“他叫孫伯繩，常熟人。”
看來孫伯繩確實是有錢人，而有錢人的世界當然要豐富多彩。陸灝又從《曹大鐵傳》中讀到了孫伯繩的趣事，原來這位富豪搞女人也不落俗套，喜歡一箭雙鵰的同時對付兩個。但據說他50歲時突然又痛改前非，不近女色，最為難得的是，他在抗戰的前一年於蘇州舉辦了一場收藏展，當時曹大鐵陪著張大千參觀了這個展覽，看展完畢後，張大千一直在誇讚這場展覽有不少的精品妙品。張大千藏有大量的古人字畫作品，在這方面當然目光如炬，而他的誇讚之語或是真心，或是另有所指，陸灝卻說了這樣一段話：“那次展覽還有一個‘花樣’，門票兩角，但憑票抽獎，人人有份，獎品都是日用品，不懂字畫的人拿回家也有用，且價值高過門票很多。”
我覺得陸灝的這句話可謂畫龍點睛，原來這場展覽是靠這種辦法來吸引觀眾，這更讓我懷疑張大千的所言乃是一句反話，而陸灝的這番話不動聲色，只是貌似客觀的描繪了幾句，這才是真正的春秋筆法。
本書中我感興趣的文章還有一些專門是談李慈銘年譜，看來陸灝對此人興趣頗濃，因為他連寫了五篇。其在文中提到我曾前往北京保安寺街尋訪李慈銘故居之事，但我卻未曾留意到《孽海花》裡談到北京李慈銘故居門前的對聯：“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這樣的對聯，顯系小說作者杜撰。但“藏書十萬卷”的字樣，還是能吸引我的眼球。在《李慈銘年譜》這組文章中，陸灝還提到了傳主與他人互看日記，有趣之處乃是李慈銘看了袁昶的日記，發現日記中有一封未曾寄出的信，而該信正是寫給李慈銘者。此信的內容令炁伯先生大光其火，為此連寫了幾封信討伐袁昶，袁為此也回信予以解釋，但還是不能令炁伯氣消，後來在朋友的勸告下，兩人終於合好。而陸灝在講完這個故事後稱：“可見把日記給別人看，尤其是朋友，是件危險的事情。”我的藏書日誌已經寫了多年，有幾家出版社鼓動我予以公開出版，好在我未曾動心於這種遊說，否則的話，必然會重演袁李交惡的糗事。
其實寫日記的確是件危險的事，因為日記中所提到的真人真事，往往會在某個時刻起變化，而日記中的所載，由此而成為了呈堂證供。陸灝在文中寫道，他參觀了上海圖書館所展覽的翁同龢日記稿本，他在此日記裡查到了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的一段話：“飯後李蓴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陸灝經過核對，中華書局和中西書局的排印本，原文都是如此，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李慈銘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已經病逝了，怎麼可能去跟翁同龢長談。問題出在哪裡呢？陸灝在文中稱：
據說原稿能看出，“李蓴客”三字是在原字被挖去後補貼上去的。根據其他相關史料推斷，被挖去的應該是康有為的名字。有研究者說，翁同龢晚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挖改日記。
翁同龢當然知道李蓴客已經故去，但正因為如此，他才把這件事裁到李的頭上，因為死人無法跳出來說，我沒幹過這件事。因此說，日記的危險之處並不止是得罪朋友，還可能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日記被稱為最接近真實的原始資料，其尚且有著這樣的篡改在，這個世界應該相信什麼呢？好在有陸灝這樣的認真人，他能在史料中爬梳剔抉，考證出歷史應有的真實，而後將所得之果撰寫成文，分享給讀者，這樣的作法真可謂功德一件。
《蕭條異代》，黃惲著
關於黃惲這部大作的書名來由，他在自序中有著交待。原來這本書先後起過三個名稱，第一個書名為“縹緗閒覽”，縹緗是愛書人所偏愛的詞之一，因為它形容藏書之宏富，黃惲說這個書名的來由是他早期的網名縹緗室主。後來，書名改為了“閉戶讀書”，最終又定名為“蕭條異代”，其稱此名來自於杜甫的《詠懷古蹟》。
也許是書海太過遼闊，現在作者起書名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也往往受困於此。我是個隨意的人，尤其在起名方面，想到什麼就隨手取了書名。但編輯卻十分看重此事，經常覺得不合適，一再催促我改正，要求既要有高度的概括力，還需做到雅俗共賞，何等之難哉。黃惲在序中未曾提及書名為何三變，但黃兄本身就是位編輯，想來他兼具著作者與編輯兩種身份，考慮的會更加周詳。
但每改一次書名，就重寫一篇序言，這種作法也頗為罕見。有意思的是，黃兄竟然將三篇序言全部排列在了本書之前，雖然說每篇序沒有多少字，但這種寫序方式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更有趣的是，本書中恰好有一篇文章談的就是序言問題。此文的名稱為《劉海粟克隆鄭板橋小引》，本文中講述的故事是1923年劉海粟出版了一本裝潢考究的畫冊――《海粟之畫》，此書定價兩塊半大洋，在那個時代顯然屬於豪華本，而該畫集前則有劉海粟寫的一篇自序，該序之短可跟黃惲的本書三序有一比：
海粟繪畫，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大人先生，既以借光為可恥；求之學者名流，必至敷衍恭維，反失實在，終不如不序為得也。幾張塗抹，原算不得東西；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以之覆瓿，以之當薪。曷為而要序為？癸未三月，海粟自題。
劉海粟明言他不喜歡求人作序，說得可謂極有骨氣。其實我對求人作序之事也很糾結，故這些年來只是自序，想來不少有同樣心理之人讀到劉海粟之序，也會以人及己的有所感觸。而黃惲也在文中稱：“這篇半文半白的小序，很有特色，不求人作序，骨子裡透露出孤傲的氣質，有著很自負的一面，很符合‘藝術叛徒’這個頭銜。”
我未曾留意黃惲其他的大作是否有請人寫序，但至少我看到的幾種，都是他的自序，不知道他讀到劉海粟的這篇序言時，會不會心有慼慼焉。但接下來的考證，卻的確煞風景，因為在黃惲之前，就有人發現劉海粟的這篇序言是抄自鄭板橋，而黃惲在文中引用了1925年12月6日《金剛鑽報》上所發署名“黃浦灘”的文章，該文的題目為《哈哈劉海粟》，此文說的頗不留情面：
唉！鄭板橋啊，做不出序，不如不序為得。厚了臉抄人家，阿要難為情？須知“抄襲大家”四字，是無上榮銜！即使求不到大人先生和湖海名家，也何必做個抄襲家？你既知借光為可恥，那麼抄襲叛徒就不可恥嗎？為了一篇序，為甚麼下作到如此地步呢？或者你以為抄了藝術叛徒這篇序文，就可以也賣他二塊半錢一部家書的嗎？
雖然黃浦灘的文章說話不好聽，但若核對《鄭板橋集》中《十六通家書小引》，則可以看出，劉海粟的那篇序言確實化用了鄭板橋的原文：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為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為得也。幾篇家信，厚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為！乾隆己巳，鄭燮自題。
如此對比起來，劉海粟的化用也太草率，幾乎以原文照抄，這種做法當然有些氣人。但轉念一想，也可理解為這是一種藝術家的行為藝術，唯一的缺憾乃是劉海粟沒有在序言中點出他是化用鄭板橋，否則的話，黃浦灘也用不著如此笑罵。
然而，就算是化用，也表明劉海粟不想求人寫序，但事實如何呢？黃惲談到了1933年出版的《劉海粟近作展覽會》一書，該畫冊前有一大堆響噹噹人物的序言，後面還有七篇《後序》，足見劉海粟並非傲骨錚錚不求人作序。兩書的對比，更加襯托出他抄襲鄭板橋序言是何等之不美。
黃惲的書讀來頗為輕鬆，他能從不為人留意的細節挖掘出有趣的史實。還有一篇《李超瓊焚燬〈倭袍傳〉記》，讓我讀來也很有意思。我對該書感興趣的原因是恰好藏有此書的木活字本，而黃惲在文中談到光緒十二年李超瓊在溧陽境內發現了《倭袍傳》書版事，李認為這是一部黃書，於是派差役找到了收藏該書版的書坊，果真搜出來《倭袍傳》版片89塊，另有《何文秀》書版15塊，李超瓊最終下令將這些書版燒燬。
對於這件事，黃惲在文中提出了以下疑問：
現今流傳的《倭袍傳》是彈詞本，有一百回。按常理推測，即便每回一頁，也得一百頁，實際上，一塊板片最多容納四五百字，一回根本不可能只有一頁。李超瓊在華竹甫家搜到的《倭袍傳》板片卻只有89塊，與一百回的本子相差甚遠，如果不是不全的話，那麼李超瓊查獲的《倭袍傳》應該不是一百回的彈詞底本，很可能是一種如今已經失傳的版本。《何文秀》又稱《何文秀玉釵記》，似乎也不會只有15塊書板。
黃惲的猜測很對，因為該書我藏有四部，每一部的卷數均為十二卷一百回，古人一冊書大概分為兩卷，每冊書的厚度大多在60至100個筒子頁之間，每個筒子頁為一版，故十二卷書至少有幾百版之多，然該處竟然查獲89塊版片，顯然不是全書。
《倭袍傳》又名《果報錄》，我的藏本卷首題為“果報錄”，版心則刻著“倭袍傳”，看來兩名通用。同治七年大藏書家丁日昌任江蘇巡撫時，就曾搞過轟轟烈烈的禁書活動，《倭袍傳》也在焚燬之列。19年後，李超瓊又見此書，但時至今日，這樣的書依然能夠看到，可見禁書活動想搞出成果來，其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難兄難弟：周氏兄弟識小錄》，黃惲著
黃惲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回憶到他最早接觸魯迅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其父買回來魯迅的單行本，他讀到後，很喜歡魯迅的罵人藝術。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黃惲才讀到周作人的作品，但他覺得知堂的書不那麼好讀，很少能夠有讀到魯迅書時的那種快感，但即便如此，這兩個人對他都很有影響，黃惲在序中謙稱：
我只寫自己發現的一枝一節、邊邊角角，這也正是掌故的精神。掌故，用現在網路話語來說，就是八卦。對於名人，怎麼卜他們的卦，各有一巧妙，不激不隨，不吹不捧，是我的信條。這也是本著人人平等的精神。魯迅身上的光環應該卸下，紙糊的高冠自然要扯掉，知堂頭上的棘冠也不妨擱置，讓他們在我的筆下回歸到人與文的本身，說一點大家感興趣的茶餘飯後的談助，這未嘗不是人生一樂。
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巨匠，我曾經梳理過他藏書中的古籍部分，覺得讀他的書越多，就越發難以瞭解他的整體價值觀。而黃惲的研究卻從點下手，他抓住歷史上的某一個事件，繼而做深入的探討與敘述，比如該書的第一篇文章《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疑案》，黃惲在文中講述了此事的背景，而後提及陳源指責魯迅抄襲，“不過是陳、魯恩怨這場大戲中的小插曲”。1924年5月，因為泰戈爾的來華，使得陳源與凌叔華相識相戀，而後有人指出凌叔華小說的構思涉嫌抄襲契訶夫，“陳源一邊為楊蔭榆和無錫派而與魯迅大戰，一邊又為了給女朋友幫腔，把魯迅拉進來墊背。”
1923年到1924年，魯迅在新潮社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陳源指責該書為抄襲，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起來的幾封信》中寫道：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麼樣的宣告，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宣告。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晝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段話中，陳源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乃是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的一部分。針對陳源的指責，魯迅在《不是信》中予以了回擊，同時說他聽到鹽谷溫的該書已經有人譯成了中文，待這個譯本出版後，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那麼，魯迅究竟有沒有抄襲呢？既然陳源敢公開發表指責，想來他應該有什麼證據在。而黃惲的這篇文章正是從這個角度來感慨這段公案：
原來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之前，上海還出現了一本同名的書。這本書由中國書局出版於1921年，1934年由新文化書社重版，署名是郭希汾編輯。
看來，陳源所見是郭希汾翻譯的鹽谷溫著作中的“小說”部分，翻譯者郭希汾將這部分起名為《中國小說史略》，恰好與魯迅著作同名。也有可能，陳源根本沒有看到這個同名譯本，所以誤以為這就是魯迅的那部同名著作，故黃惲在文中稱：
基本可以肯定，陳源是把郭希汾編輯的書誤當作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可能是陳源的某個朋友誤認了，傳言給陳源，於是陳源不及細辨，把這種耳食之言寫進文章裡，把暗箭射向了魯迅。陳源倒也並非無中生有，卻是張冠李戴了。
魯迅曾經說過，他一個都不饒恕，對於陳源這件事，魯迅同樣如此。此事過了多年，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講到了這件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
黃惲還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談到，魯迅不善於演講，然而黃惲也提到魯迅一生曾經作過66次演講，那麼他的講演會不會也很沉悶呢？前此年我在榮新江、朱玉麒輯注的《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中看到了倉石所寫《追趕魯迅》一文，這篇文章詳細記錄了作者前往紅樓去聽魯迅的一場演講，倉石說，當時會場擠滿了人，講演卻遲遲沒有開始，等到大家有些疲倦時，才有幾個人簇擁著魯迅登上講臺。而對於現場的情況，倉石又寫道：
雖說是講演會，卻並沒有主持主人的致詞。突然，魯迅先生高舉起手一揮，就開始演說了。他的話，自然是浙江方言。話雖這麼說，不過當時北京大學的諸位先生，大多是浙江方言，因此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聽習慣了。我拼命地豎起耳朵來聽，沒想到，滿場的學生都站了起來，發出“哇、哇”地喊聲，有的甚至站在長凳上大聲喊叫。即便覺得稍微聽明白一點，也一下子被呼喊聲――不，被怒號吵得聽不見了。我坐在大講堂裡距離講臺最遠的地方，毫無辦法。雖然可以聽到“人道主義”，或“胡適的新風”等隻言片語，但根本抓不住上下文，甚至連講演的題目也不清楚。
看來魯迅的方言不容易聽懂，但絲毫不影響他的號召力，既然有如此強的號召力，那麼如何來理解黃惲所說的魯迅不擅演講呢？看來有影響力的人會不會講演是小事，只要振臂一呼，就會有大批的擁躉者。而有趣的是，黃惲在文中還引用了美子在《作家素描――周作人》一文中所談到的周作人講課時的狀況：
他一生差不多始終做著教師，講書時喜歡一手摸著前額，一手持講義遮著臉，一句一句地念下去，高興時，頭與身軀也許不由得就會搖一搖，下面的學生可以任意地寫情書打盹，與講者“風馬件不相及”，但他給學生的分數倒很寬的。
周氏兄弟比較起來，看來周大比周二的講課技巧還好一些。兄弟二人都不擅演講，然而他們的文章卻寫得如此漂亮，真應了那句話，上天給你關一扇門，就一定給會為開一扇窗。周氏兄弟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如日中天的地位，既然如此，上天也就不會再給他們更多的特異功能了。而黃惲能夠挖掘出這麼多有趣之事，閱讀他的這本書，這個酷夏也就有了一絲清涼。
《中國書房》第四卷，許石如主編
很高興能夠收到《中國書房》第四卷，我對該刊的關注乃是緣於其攝影之精良。我尋訪已近二十年之久，拍過數萬張照片，然而攝影水平始終不見長進，看來是天份使然，但我對好的照片始終“雖不能致，心向往焉”。雖然我不知道本書中的照片是何人所拍，但因為該書中的照片大多是跟藏書、做書有關，還是非常吸引我，故收到本期贈書立即展卷視之，然而，我卻看見扉頁上赫然寫著“王金聲先生大雅存正”。看來是寄件時張冠李戴了，而恰好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同名者，我不確定這本雜誌是否是要寄給他，於是在微信中試探問之。果然，金聲兄收到的是贈給我的那一冊，於是我立即將此事稟報本刊執行主編大生先生，告其我將跟王金聲兄作一下調換。但大生堅持說，不用費此周折，他會另外給王先生和我再寄一冊，於是我又收到了第二本該書。
本期依然是慣用的排列方式，以一位名人作主題，而後再合入其他的專題，本期的主題人物為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翻閱本卷中的文章可以瞭解到他的治學路徑。該期首先錄入了陳垣的一些詩作以及研究領域的點睛之言，其中陳垣所作的《吳漁山年譜書成答方豪司鐸詩》最令我親切。因為此前的兩個月，我剛到常熟訪得了吳漁山舊居，為了撰寫文章，也讀到了陳垣的《吳漁山年譜》。本書中所錄的詩句，其中之一為：
教中柱石推朝土，墨井荒涼置道邊。
今日譜成聊舉逸，發揮仍賴有豪賢。
吳漁山就是吳歷，其號墨井道人，乃是因為其舊居中有一口千年古井，名為墨井。當年陳垣也訪過吳歷舊居，從詩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吳歷故居已然荒涼。而當我站在此井前時，這片故居的現有住房已在拆遷之中。故今日讀到陳垣的這首詩，瞬間有了親切感。
本期中另一個專題是關於今日手工紙的現況，這樣的話題同樣令我大感興趣。這些年來，我也探訪了一些手工紙作坊，由此而瞭解到這個行業的艱辛。這組文章從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講起，因為裡面記錄了傳統手工紙的製造方式，而這組文章中，還有該刊記者採訪當代手工紙專家陸宗潤的各種細節。談到今日手工紙的基本狀況，陸先生說到：
一張古法紙的誕生少則半年，多則一年，成本昂貴又沒有人懂，沒有銷路。如果想在眾多紙業中得以生存，只能丟掉傳統工藝，用化學漂白代替天然漂白；用化學PVC代表天然紙藥；甚至用全木漿代替青檀皮與稻草。這樣做，全部流程一兩天之內就可以完成，非常迅速。按這樣造出來所謂的“書畫紙”價格便宜，再加入一些概念，溢價空間又很高，何樂而不為呢？
這些狀況其實我在尋訪中也聽到了不少，純正的手工紙因為價格問題反而銷售困難，這也是假貨橫行天下的主要原因所在。因為大多數人都會價比三家，以便宜為第一著眼點，這是典型的劣幣驅良幣。對於現代的手工紙主要產於南方一事，陸先生講到了原因：
竹紙製造在江南地區是非常繁盛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有竹紙製造。可以說，因為竹紙的出現，改變了南北造紙中心的命運。大家都知道，竹子多產自南方，所以北方的造紙中心後來就衰落了，以至於後來北方用紙很多要從南方輸入――特別是一些好的紙，因而過去一些賣文房的店都稱作南紙店。現在竹紙的製造技術在東南地區保留的還比較多，但真正原汁原味傳承下來的也很少見。
本組文章中，還有薛冰所撰《花箋光華》一文，此文簡述了箋紙的歷史，同時兼及《程氏墨苑》，因為該書中也有幾頁屬於同版套印。然此譜大多數為單色墨印，彩色套印的零冊我曾在拍賣會上遇到過兩回，因為委託朋友代拍，他卻無法撥他人之面，終歸他人鄴架。今日目睹書中之彩圖，瞬間感覺腹痛。
關於紙的專題，本期還刊載了汪帆所撰《玉楮意未盡》，此文專談浙圖手工修復紙庫的建設，以及作者到處尋訪手工紙遺蹟的過程，這組文章讀來最感親切，此乃緣於我與汪帆老師的相熟，她每年有數次遊走於窮鄉僻壤，去尋找曾經的造紙遺蹟，這份精神令我敬佩。然而本期中的署名卻寫成了“汪小帆”，此名乃是汪老師的網名，看來大生先生將網名誤以為汪老師的本名。
汪帆的這篇文章提到了浙圖紙庫的現況：
為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浙圖決定在三樓建立紙庫，專門訂製了60只存紙架。這種紙架用杉木而非氣味濃烈的樟木製作，不刷油漆，避免異味竄入紙張。全部館藏修復用紙，經逐類逐張清點，按皮紙、竹紙、宣紙等分門別類，編碼標誌，取用便捷。
她所說要徹底解決的問題，乃是關於紙庫的幾次搬遷，最終紙庫固定在了位於西湖孤山的古籍部院內。汪帆在文中寫道了紙庫的面積及藏紙的數量：“紙庫面積107平方米，已收藏了207種、63萬張古法手工製作的古籍修復用紙。”如此小的面積內竟然藏有這麼大數量的古紙，這真的令人驚歎。但這些紙張哪種最好呢？汪帆寫道：
至於哪種紙是好，一張人會認為價格貴的才是好紙，但在修復人員眼中，紙性順、顏色順、簾紋順、厚薄順，最適合古籍修復的紙才是最好的。總之，一切以合宜適用為第一原則。
看來，只有使用者才最有發言權，汪帆是著名的古籍修復師，她在實踐過程中當然知道什麼樣的紙最好用，而我對古紙之好，與她比起來，真可謂葉公好龍。
《楊太后宮詞》，揚州慕宋閣影刊古倪園本
2018年3月，南京舉辦了中國古舊書業前瞻高峰論壇，承蒙徐雁、薛冰兩先生之邀，我前往參加該論壇，相關部門為此還組織了書展活動，我在現場看到了不少的珍本、善本，如此高規格的書展近年頗為罕見，為了配合這場活動，主辦方在其中一天舉辦了現場簽名售書，我也坐在展位上給讀者們服務。
在活動期間見到了不少的熟人，其中有揚州的書具製作專家鬱新先生，而鬱先生介紹一位年輕人與我相識，此人即是慕宋閣主人李明飛先生，因為活動現場有些忙亂，有些讀者提出要鈐蓋印章，於是鬱新和李明飛找到椅子坐在我旁邊，幫我完成這件事。而在活動的間歇，李先生拿出一疊雕版刷印的版畫印樣請我欣賞，其刊刻之精令我驚訝。鬱新介紹說，李明飛乃是青島人，來到揚州從事雕版開發業務，僅幾年的時間就搞得有聲有色。我之前對慕宋閣略有耳聞，因為在布衣書局網上看到過慕宋閣的一些出版物，只是沒想到，其主人僅三十多歲。李明飛言談較少，但做事頗為認真，我看到他給讀者鈐章後，會很仔細地用小紙片予以隔開，由此給我留下良好印象。
四個多月後，我再次到揚州去尋訪，經鬱新先生安排，在揚州見到不少舊雨新朋，因此再次見到了李明飛。晚上聚餐時，他贈給我兩部雕版刷印的紅藍印本，而該書為其所贈之一。翻閱他刷印的這冊書，能夠感覺到該書頗似古倪園本，雖然在牌記上未曾註明，所刷硃色亮麗而不浮豔，能夠感覺到其在刷印前調色時，下過不小的工夫。
該書所說的楊太后，雖然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然其究竟姓字名誰，卻並不能說清楚，《宋史·列傳》中稱：“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雲會稽人。慶元元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後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據說，楊太后年輕時貌美驚人，後來升為了貴妃，皇后去世後，原本她能升位，但將軍韓侂冑卻對皇帝趙擴進言，說女人才高不是好事，建議立性格溫柔的曹美人為後。雖然趙擴沒有采納韓侂冑的建議，但楊氏由此對韓懷恨在心，嘉泰二年，她還是被立為了皇后。後來韓侂冑志存高遠，率軍北伐，想要恢復中原，可惜以失敗告終，而楊氏與史彌遠設計，把韓侂冑殺死在玉津園。可見，這個女人手段頗高。嘉定十七年，寧宗駕崩，史彌遠想立趙昀為帝，但楊皇后不認可，史彌遠等人七次進勸，終於讓楊皇后認趙昀為兒子，於是改詔廢趙竑為濟王，立趙昀為太子。後來趙昀登上皇位，成為宋理宗，為了感謝楊皇后的恩德，不但尊其為皇太后，同時允許太后垂簾聽政。當年楊太后已62歲，垂簾八年後，她主動提出退位，轉年病故。
楊太后頗有文采，她以宮廷生活為內容寫了一部詞集，而後由理宗題寫書名，此即《楊太后宮詞》。然而該書的宋刻本早已失傳，後世只能見到影宋鈔本，該鈔本乃是署名潛夫所抄，有其跋語：
右宮詞五十首，寧宗楊皇后所撰，好事者秘而不傳，事亦罕見。癸酉仲春得之江左，何啻和隋之珠璧耶！王建、花蕊產，不得專美矣。
此本後來歸了明末大藏書家毛晉，他將此書與宋徽宗的《宣和宮詞》合刊在一起，起名為《二家宮詞》，然毛晉在該書的跋語中稱“舊跋潛夫不知何許人也”，後來汲古閣舊藏的潛夫所跋鈔本成為了黃丕烈架上物。蕘圃得到該書後做了一番考證，而後書寫跋語一則：
《楊太后宮詞》，汲古閣曾刊入《詩詞雜俎》中，其稿本餘今始獲之，所謂潛夫輯本也。毛晉雲：“舊跋潛夫，不知何許人。”餘以稿本核之，其為宋人無疑。紙系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至潛夫之為何許人，就其跋雲“寧宗楊後”而不繫以宋，則可斷為宋朝人。其標題曰“潛夫輯”，餘疑為周密公謹，蓋公謹所撰書皆曰“輯”，如《武林舊事》則曰“四水潛夫輯”，《絕妙好詞》則曰“弁陽老人輯”。公謹入元，追憶故國，故有《武林舊事》之作；而此《楊太后宮詞》，輯之殆亦寓懷舊之思歟。
黃丕烈確認他所得到的鈔本就是毛晉刊刻《二家宮詞》的底本。黃丕烈發現，原舊鈔本乃系宋公文冊子紙本，由此而證明該書的確是宋人所抄。他進一步推論，認為“潛夫”就是周密。黃丕烈認為，周公謹乃是宋末元初之人，他抄寫楊太后宮詞乃是為了懷念故國，而後黃又在跋中提及他拿此書給海寧藏書家陳鱣進行考證，陳鱣認為黃的推論有道理，而後提到了周密《齊東野語》中有《慈明楊太后事》一文，該文講到了楊太后年幼之時的奇特境遇。後來古倪園影刻該書時，還特意將《齊東野語》上的這段話以附錄形式刻入書中。
關於古倪園的情況，葉德輝在《唐宋三婦人集》跋語中稱：“沈氏為松江富室，有古心翁，名虞揚，字元昆者。有三子，曰忠、曰恕、曰慈，忠、恕皆縣學生。古倪園者，即翁亭墅也。”古倪園主人沈氏乃是松江富豪，而沈氏刊刻《三婦人集》之舉，是因王芑孫的提議，葉氏在跋中又稱：“王芑孫《惕甫未定稿》中，有古心翁小傳，稱其‘田以萬數，皆近揚州二、三縣’。芑孫與之交好，故此書封面，皆芑孫手書，又鈐‘惕甫經眼’長方印記。槧刻精妙，摹仿藏書諸印尤工。”
關於古倪園的情況以及後來的遭遇，《松江縣誌·古園輯佚》中有如下說法：
古倪園位於松江北門外市河西。為明代倪邦彥築，初名倪園。清代為松江著名鉅富太學生奉政大夫沈虞揚所有，稱古倪園。沈虞揚長子沈恕，號綺雲，江南名士，倡泖東蓮社，一時名流彙集，如改七薌、張祥河、高崇瑚、馮承輝、何其偉等，時相過從。太平天國戰爭中毀於戰火。同治三年（1864），松江府重修試院，購拆古倪園舊廳90餘間。上海愚園建造時，太湖石皆選購於此。至此，園中遺物大多已流散。
雖然繁盛不再，然其所刻書卻成為了後世藏書家追捧之尤物。古倪園所刻《三婦人集》於今不過百餘年，已實難得。近二十餘年之拍賣會，出現過的幾部《三婦人集》中，僅有一部為古倪園原刻，餘皆為翻刻本。而今慕宋閣能夠將其影刻出版，雖然其刊刻水平難以媲美古倪園原刻，但於今日而言，其水平已屬上駟。今睹此物，也算嘗鼎一臠。
《綠窗遺稿》，槧古樓影刻古倪園《四婦人集》本
此書亦為李明飛先生所贈，然我卻忘記向他確認槧古樓是否也是他的堂號。本書刊刻精雅，乃是初印之藍印本。
如前所言，第一代古倪園主人為沈虞揚，王芑孫為其所作《古心翁小傳》中稱：“始以大有田知名，翁所名田以萬數，不出旁近二三縣。”看來這位沈虞揚富可敵省，然而他卻是位善人：“先賢祠墓、書院道路、橋樑寺觀，諸廢不舉，大抵倚翁為辦……（翁）慷慨肯任事。”乾隆二十年，江南鬧饑荒，沈虞揚在東禪寺設粥棚施粥。嘉慶九年，當地暴雨成災，沈虞揚又努力救濟災民，同時與之相識的佃戶和鄉里鄉親都向其貸米，但沈虞揚只要看到哪位災民家中有人患病，就立即燒掉欠條，據說這樣的欠條燒了一箱子。
沈虞揚去世於嘉慶十年，他的兒子中，沈恕和沈慈對藏書最有興趣。沈恕為嘉慶二年補松江府學生，師從王芑孫，這也是王芑孫與沈家有著密切關係的原因所在。沈恕喜好藏書，當年袁廷檮的舊藏有不少都到了沈恕的古倪園中。沈恕又有刻書之好，其所刻《宋玉巖梅花喜神譜》受到後世藏家所喜愛，華蕾的碩士論文《〈梅花喜神譜〉版本考》中稱：
雙桂堂本《梅花喜神譜》在明中葉以前，尚未受到學者與收藏家的重視，不見著錄於各公私書目，收藏印亦復寥寥。入清以後，經過百宋一廛的珍藏，漸漸名重於世，並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翻刻本。其中，嘉慶間古倪園沈氏刻本，不僅摹宋之精謹，刊印之精妙，為後來者所難及，而且《梅花喜神譜》所有現存翻本均祖述此本。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梅花喜神譜》自清代以來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其實是由古倪園本造就的。
除此書外，沈恕還翻刻過《雲間志》，而前面提到的《三婦人集》也是由沈恕主持刊刻者。嘉慶十九年沈恕去世後，他的弟弟沈慈得到了沈恕的書版，而後繼續刊印。嘉慶二十四年，沈慈委託黃丕烈代刻《綠窗遺稿》，而後將此與哥哥所刻的《三婦人集》合在一起刷印，並稱為《四婦人集》，由此而使得該書成為了名品。而李明飛所贈該影印本，即是以古倪園本為底本，然古倪園本之實際刊刻者，其實是黃丕烈。
到如今，古倪園刷印的《四婦人集》同樣稀見難得，而古倪園後來的歷史也令人吹噓。咸豐同治間，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與清軍及洋槍隊在松江作戰，導致沈氏家族敗落，古倪園也賣給了天主教堂。咸豐十一年，李鴻章任江蘇巡撫，他在與太平軍作戰期間，駐紮於松江，某天前往沈氏舊居內的藏書樓，在牆壁上看到了董其昌刊刻的《戲鴻堂法帖》原石，此法帖極具名氣，李鴻章看到原石後大感高興，立即命手下從牆壁上鑿下原石，而後裝船運回老家合肥。
然而在運輸的過程中，運碑船進入長江後遇到了大風浪，這些碑石太重，運輸者擔心翻船，於是徵得李鴻章同意，留下十塊精品後，將其他的碑石拋入江中。這十塊精品運抵合肥，而後砌進了李家花園的牆壁上。如今李鴻章故居的迴廊上嵌著108塊《戲鴻堂法帖》，是後來仿刻者，這段歷史說來也令人唏噓。
《綠窗遺稿》一書的作者乃是元代的孫蕙蘭，此女父母雙亡，後來嫁給了才子傅若金，然而出嫁僅五個月後，孫蕙蘭就去世了，為此傅若金頗為傷心，於是將其妻所作之詩輯為《綠窗遺稿》一書。對於這個悽美的故事，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中有著詳細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