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於1982年出生在中國瀋陽一個軍營裡，他的父親曾在空軍演奏二胡，一種用琴弓拉奏的中國樂器。他的父母在年輕時也曾有過遠大的藝術夢想，但受文革和時代影響顯得缺乏成就。畢竟在那個年代，古典音樂是遭到禁止的。郎朗還在蹣跚學步的時候，父母就給他買了一臺鋼琴，他經常說卡通片《貓和老鼠》（Tom and Jerry）中的貓鼠大戰時，湯姆試圖彈出李斯特的《貓協奏曲》（The Cat Concerto），是他早年受到的一個影響。
但他的音樂教育費用讓父母焦頭爛額。郎朗9歲時，父親辭掉了當時的警官工作，和他一起搬到了北京，讓郎朗可以專心學鋼琴。母親留在瀋陽工作，這樣就可以每月給他們寄150美元，他們得把這筆錢花在房租、學費和伙食費上。
2008年，郎朗在他的回憶錄《千里之行》中寫道，父親的逼迫是非常嚴酷的，在被他在北京的第一個老師放棄後，父親甚至勸他自殺。“與其丟人現眼地活著，不如去死，”郎朗回憶起父親說過的話。父親扔了一瓶藥給他，讓他吞下去，然後命令他跳下陽臺。
郎朗寫道，當時他幾乎要放棄鋼琴了——他用拳頭擊打牆壁弄傷自己的手，幾個月沒有彈琴。但瘋狂的時期過去了；父子和解；郎朗重返鋼琴，繼續在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最終在費城的柯蒂斯音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獲得一席之地，他在那裡師從院長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
2017年初朗朗左臂受傷，這迫使他休息了一年多：“我用這段時間重新思考了我所做的一切。”
這段空窗期，讓郎朗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復出後，彈什麼都感覺有些不一樣了。”
去年底，在指揮大師弗朗茲·威爾瑟-莫斯特的執棒下，郎朗攜手維也納愛樂樂團帶來了傷愈復出後的滬上首秀。
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和維也納愛樂樂團，任何熟悉音樂的人都會在自己的下意識中展現這樣一幅屬於德奧音樂的地圖。
儘管曾與世界諸多頂級名團有過合作，談到維也納愛樂時“它是不可磨滅的靈感來源”郎朗說道，“2005年，在祖賓·梅塔的執棒下，我和維也納愛樂首次合作，到如今我們一起錄製了6首協奏曲，經歷了5個指揮，他們對我的藝術生涯上的幫助，無可替代”。
今春的一個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的1.9萬個座位空無一人，比利·喬(Billy Joel)和郎朗開始在臺上即興彈奏。
流行音樂的“鋼琴手”邀請了這位古典鋼琴巨星作演出嘉賓，參加他在4月的一場滿座演出，在試音期間，他們排練了喬的《根啤拉格》（Root Beer Rag），曲子的速度從快變成了極速。
接著他們開始隨意玩了起來。突然間，他們開始對彈貝多芬“皇帝”協奏曲中的重複樂段。他們合彈了一些巴赫。最後，在比利·喬的樂隊吃驚的注視下，兩人彈起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雷鳴般的開頭部分。
這是個再好不過的跡象，表明郎朗這位世界最著名、最叫座的古典鋼琴家依然技藝超群，雖然此前2017年一次危及職業生涯的左臂受傷讓他休整了一年多。
比利·喬和郎朗今春在麥迪遜廣場花園。
在力量和技術恢復之後，他將於今年秋季正式復出。他將再度與世界各地的一流交響樂團同臺。他將再度以很少有古典音樂家能做到的方式推廣一張新專輯——他幾年來的首張專輯——在《吉米·法倫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和《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露面。他也將再度引起古典音樂界的懷疑，甚至徹頭徹尾的敵視，即透過把流行樂界的經驗教訓運用到自身的職業生涯中，試圖在大眾化與藝術尊嚴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但他堅稱，無論作為人還是音樂家，他跟以前不一樣了。他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最大的恐懼是因為受傷而無法彈琴，進而如他所說，成了個“毫無用處的人”，利用這段休整期，他重新審視了自己。
“我利用這段時間，”郎朗在接受採訪時說，“重新思考了我所做的一切。”
他的健康危機發生在一個關鍵時刻。前不久剛過了37歲生日的郎朗，已經到了必須探索從神童到成熟——甚至老藝人——的下一段旅程的時候了。指揮家、鋼琴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指出，這樣的轉變並非易事，他是郎朗的導師，自己也曾經是神童。
“要麼兒童離開，神童留下，”巴倫博伊姆說，“要麼神童離開，兒童留下。”
對克利夫蘭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弗朗茨·韋爾澤-默斯特（Franz Welser-Möst）而言，郎朗顯然已經走完了第一段旅程，他自郎朗少年時代便認識這位鋼琴家。
“我們都會經歷不同階段，我認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成功多少開始給他帶來負面影響，”韋爾澤-默斯特說。“然後他因為健康原因，退出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這對他是一種衝擊。他作為音樂家的一面有了變化。之前他有些偏好花哨的、炫技的東西——他一直在很多這類作品的音樂中尋找炫技的一面。現在他成熟了。成熟多了。”
“我要多做基本練習，”郎朗談及他的新練習方法時說。“這樣健康一點。”
除了試音時跟比利·喬大彈柴可夫斯基，現在的郎朗已經暫時放下觀眾所樂見的浪漫派戰馬，也就是那些讓他成名的曲目。批評人士有時會不滿於這些曲目讓他的演奏展現出過火的一面；如今他開始因減少場次、更多呈現莫扎特和貝多芬的精練作品而受到讚譽。下一季，他將專注於巴赫。6月份，他與幾年前在柏林一次音樂會後認識的鋼琴家吉娜·愛麗斯·雷德林格爾（Gina Alice Redlinger）結婚，並在考慮生兒育女。
“我們已經經歷了一些困難時期，”他說，而在他受傷期間，雷德林格爾是他的後援。“她一直都在幫我。”
在他此前的人生當中，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在各地巡演，如今他決定減少音樂會的數量。他計劃從受傷前一直保持的每年130場，減少到每年70到80場——因為他想要更多的時間，去過他自己的生活，並致力於教育專案。
“我需要有些額外的時間，因為否則你無法真正專心面對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他說。
這並不是說，曾經的郎朗——那個年輕、張揚的郎朗——已經完全消失了。
畢竟，還有哪位古典樂獨奏者會在比利·喬的演唱會上客串演出？還有誰能讓施坦威（Steinway）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全新的三角鋼琴系列，就像吉他製造商長期以來用埃裡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和萊斯·保羅（Les Paul）這些明星的名字為吉他命名一樣？還有誰能跟導演羅恩·霍華德（Ron Howard）合作（他正在根據郎朗在中國的成名經歷製作一部傳記電影）？或者在凡爾賽宮舉行婚禮，舉辦一場連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都會嫉妒的派對，嘉賓名單裡列著好幾欄如雷貫耳的名字？
但是很多東西都改變了——包括他的日常慣例。
郎朗認為他的受傷是過度勞累導致的：在用幾首最受歡迎的曲目巡演期間，他自學了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那是寫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去右臂的保羅·維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的。結果他患上了肌腱炎，這種傷病對於鋼琴家就像對棒球投手一樣危險。2017年4月傷情惡化，他決定取消幾個月的音樂會，好好恢復一下，最後他休息了一年多。
近來他更加小心了。“我要多做基本練習，”他談到自己的新練習方法，他每天早晚都要練習一個小時。“這樣健康一點。”
郎朗和紐瓦克第一大道學校的學生在一起，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在這裡開設了一個新的鋼琴實驗室。
前不久的一個早晨，在曼哈頓中城，他大步走進一間錄音室，仔細彈出每一個調的大調和小調音階。但現在他時不時停下來伸展一下身體，慢慢在雙肩範圍內轉動頭部，或者把雙臂交叉放在胸前。
“我想多練點肌肉，”他說，“但是不能受傷。”
後來一輛黑色SUV載著他到紐瓦克參加一個新的鋼琴工作室的剪彩儀式，那是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捐贈給第一大道學校的——該校還收到幾十臺羅蘭（Roland）電鋼琴和郎朗的鋼琴指導書——這是意在發展受忽視社群音樂教育的數百萬美元捐贈的一部分。
當汽車艱難地穿過堵塞的街道時，他談到自己的新專輯《鋼琴書》（Piano Book），這是他在索尼經典（Sony Classical）旗下數年後迴歸德意志留聲機（Deutsche Grammophon）廠牌發行的第一張唱片——部分是因為該廠牌隸屬於龐大的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可以提供更好的推廣機會。
對於那些認為他的藝術選擇過於安全的人來說，他在這張專輯中選擇的曲目幾乎是一種嘲諷：《鋼琴書》收錄了一些短小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最熱門的傑作，比如貝多芬的《致愛麗絲》（Für Elise）和德彪西的《月光》（Clair de Lune）。
“很多人都說：‘你開玩笑嗎？你彈《致愛麗絲》？’”郎朗說。
但是，他補充說，很簡單，他錄製這些曲子是因為他喜歡它們——而且，即使全世界的學生都在演奏這些老掉牙的曲子，要找到高質量的錄音並不總是那麼容易。
這張專輯也是為音樂的流媒體時代而設計的。由於大型流媒體服務每次播放一首曲子都能帶來收入，所以與大多數交響樂和協奏曲一樣，流媒體服務有利於收錄多首短曲的專輯，而不是收錄幾首長曲的專輯。在今年3月釋出後的四個月內，郎朗版的《致愛麗絲》在Spotify上播放了510萬次。
“他的技術不可思議，”格拉夫曼回憶郎朗的面試。“他有一種溝通的方式。是的，他會把手抬得高高的，但即使你閉上眼睛，也能感受到那種溝通。”
17歲那年，他取得了重大突破，最後關頭填補了安德烈·沃茨（André Watts）的空缺，與芝加哥交響樂團（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他一夜成名。
他的事業起步之時，中國正成為一股古典音樂的強大力量：重要的唱片新市場、樂團巡演的必經之路，以及新藝術家的重要來源。
但隨著新一代亞洲音樂家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有時會面臨偏見。在喜劇小品中，另一位來自中國的鋼琴明星王羽佳嘲笑了一種認知，即亞洲演奏者技術高超，但演奏起來就像沒有靈魂的機器人。郎朗說，他那種情緒化、善於表達的風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些刻板印象的反應。
“他們說，亞洲人有點冷漠，他們很保守，”他回憶。“從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多。”
他做到了。憑藉炫目的技術、精彩的表演、精明的營銷——以及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等機會——他成了超級巨星。和其他古典藝人一樣，他代言了一個瑞士手錶品牌。還有更不尋常的嗎？有一條阿迪達斯的產品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還與“金屬”（Metallica）樂隊合作。
但一些著名樂評人開始經常批評他，認為他的演奏毫無品味，其中許多人最初對他的才華印象深刻。《紐約時報》首席古典音樂評論家安瑟尼·托馬西尼（Anthony Tommasini）猛烈抨擊郎朗2003年在卡內基音樂廳的演奏，郎朗的演奏“時顯散亂，自我陶醉，有種張牙舞爪的粗俗”，他寫道。2015年，約翰·艾利森（John Allison）在《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上抱怨說，郎朗演奏的肖邦“有著鮮見於倫敦音樂會舞臺的庸俗”。
但聽眾們——同樣重要的是，頂尖的古典樂大師們——仍被郎朗打動。韋爾澤-默斯特回憶說，幾年前郎朗來到克利夫蘭，演奏巴托克高難度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時，曾請他指導一些莫扎特的作品。
韋爾澤-默斯特說，他的迴應是對郎朗進行了一次試探，說如果他在巴托克音樂會前一個半小時到舞臺來，就會給他莫扎特奏鳴曲的指導。
“然後他真在那裡，”韋爾澤-默斯特說。“這表明他多麼自律。他已經是巨星了。我所認識的人當中，那麼謙卑的不多。”
郎朗曾透過與金屬樂隊、比利·喬的合作以及彈奏《致愛麗絲》，設法取得謙卑與好奇心的平衡。這並非易事。古典音樂或許會哀嘆日益被整體的文化所邊緣化，但也時常警惕大眾化的嘗試。甚至郎朗也承認偶爾心存疑慮。
“我真的很想把古典音樂帶入某些新地帶，”他說。“但有時我想，也許走得太遠了？也許該拉回來一點？”
小提琴家伊扎克·帕爾曼（Itzhak Perlman）——連同朗魯契亞諾·帕瓦羅蒂和馬友友——在大眾化和藝術性之間實現的平衡，被郎朗視為一種啟發。帕爾曼說他總是會仔細考慮，以決定要不要嘗試核心曲目之外的作品，比如猶太樂曲。
“從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多，”郎朗談及他富有感情和表現力的演奏風格時說。
“有人會說，‘這挺可愛，’有人會說，‘喔，你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你是個古典音樂家，’”帕爾曼說。“就個人而言，我始終記得我的正職是什麼。”
於是，在廣場花園的客串露面幾星期後，郎朗迴歸了正職，在德國巴登巴登與柏林愛樂樂團及當時即將上任的首席指揮基利爾·佩欽科（Kirill Petrenko）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二鋼琴協奏曲》。他說他和佩欽科一起花了近兩小時，“幾乎是逐個音符”重溫這個作品。
在不久後的5月，他在洛杉磯與古斯塔夫·杜達梅爾（Gustavo Dudamel）合作了同一首曲目，屬於五首貝多芬鋼琴協奏曲聯演的一部分；起初的安排是郎朗彈完整輪演出，但由於尚在恢復中，他只演奏了第二。
他精細、微妙的演奏，讓取消其他曲目可能引起的能力質疑一掃而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古典音樂樂評人馬克·斯威德（Mark Swed）在評論中寫道，這屬於“那種人們很可能會談論多年的演出。”
“這與其說是郎朗的迴歸，”他還寫道，“不如說是郎朗的到來。”
郎朗說，他已經在計劃迴歸浪漫派曲目。但首先他將會有一季專注於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是音樂正典中最考驗智識和古樸嚴苛的曲目之一，他受傷之前曾打算潛心加以研究。
此外，除了非同凡響的精湛技巧，他還有其他夢想：為令人心痛的舒伯特《冬之旅》（Winterreise）聲樂套曲伴奏；重溫勃拉姆斯；能找到合適曲目的話，彈奏一些新音樂；以及或許會嘗試自己創作一些。
“也許我會從一些兒童歌曲入手，”他笑著說。“更簡單！更安全！”
不過目前，能再次彈奏已讓郎朗很滿足。去年在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伯克希爾丘陵夏季駐地唐格爾伍德的復出音樂會上，他說一開始彈前幾小節時他很害怕。
“彈奏前八小節感覺真的有點怪異——我一生中最怪異的八小節，”他說。“就像是，我是在往前走嗎？然後過了八小節後，就變成了：衝啊！”
郎朗的忠告
回顧這次受傷，朗朗說，這是一個非常黑暗的事兒，當你看著音樂會一場場取消，你都想哭，但是哭也沒什麼用。不是童話故事，淚水一滴第二天好了。就當35歲給自己放個假吧。我人生中沒有這麼長的時間沒碰琴。我的心態也有些變化。在這期間，看了一些書，一些朋友和親戚發來祝福和慰問，在家跟他們嗑瓜子聊天，感受到世界是非常美好的。
朗朗也忠告大家：雖然刻苦訓練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習慣，但不能半夜或者在身體比較弱的時候練琴，確實很危險，尤其是練一些自己不熟的曲目，沒有經過熱身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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