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難以想象的事實是，在日本，
對於強姦定義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是一百年前所定下的，只要被害人不提出控告，那麼施害者就不必對所犯下的性暴力事件承擔責任。
最近中國，諸如此類的性暴力事件披露在公眾的視野下，人們開始對這一話題有了更多的討論，在微博相關案件的評論區裡總會有人問道：“她是不是處女？”
而作為作者的伊藤詩織也因為本次案件被警員一而再再而三的質問過，伊藤詩織不禁疑惑：這和我的案件，有什麼關係嗎？這種伴隨著質問事件細節和對受害者本身的質疑都有一個專業名詞，“
二次強姦”。
這看似是一個恰好的疑問，因為在東方曖昧的性文化體系中，人們認為女性所受到的傷害可以由原本的經驗作為撫平傷疤的藥膏來緩解，但事實並非如此。
與其說強姦在東方語境中所帶有的情色性質，不如說由於人們的折衷心理，性暴力事件從未真正的在東亞文化中成為社會性話題的一部分。
如果你同樣與筆者有一樣的問題，那麼這本伊藤詩織所著的《黑箱》恰好可以解開你內心的疑惑，
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日本整個社會認知的伊藤詩織，詳細的本書中記錄了從遭遇性侵到勇敢上訴的全部過程。對於一個私人事件背後揭露開的日本司法界的腐敗、社會風氣對於受害者的問責，人們大眾普遍的錯誤認知，《黑箱》是這樣一本壓倒性的紀實文學。
本書記載了作者伊藤詩織在美國見到了日本媒體新聞電視臺的高管山口敬之，被對方以‘相談工作’為由進行了迷姦，由此伊藤詩織開始了漫長的訴求公正之旅。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對於如何塑造完美受害者的經驗，日本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國家。伊藤詩織在《黑箱》中這樣寫道，在接受各方記者的採訪時，警員對她說：
“你要哭得更兇一點，更憤怒一點，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該有個受害者的樣子啊......”。
伊藤詩織認為，人們通常
認為一個受害者自身應當保持羸弱、潔白無暇的特質，這樣大眾才會同情受害者。
作為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在日本、美國都取得過十分優越的工作表現的伊藤詩織這才認識到，
媒體對於受害者的報道方向從來都是傾向於將受害者塑造為柔弱、瓷娃娃般，這種目標就應當會受到侵犯，它自身需要做好準備。
2017年，伊藤詩織籌備此書的同時接受了英國BBC紀錄片製作組的訪問，在整個紀錄片中，她極其淡定，沒有哭泣，而是凝視著鏡頭，平靜的講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一切待遇。
英國人不明白，為何一個如此嚴重的案件，會拖延到多少年，只需要上訴、法庭判決，施害者就可以得到正義的審判。
但事實並非如此，對伊藤詩織實施性侵犯的山口敬之是日本TBS電視臺的高官，並且在媒體面前稱：
自己與首相安倍晉三關係密切。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明明已經向法院提交了上訴書，卻被駁回，這其中摻雜著多少詭異的交易，恐怕只有山口敬之心知肚明。
不管怎麼看，伊藤詩織都不是一個傳統的“完美受害者”，
更加確切的原因是她是第一位在日本史上公開自己的姓名與長相控訴強姦案件的受害者。
且作為一名優秀的新聞記者，她輾轉去過60多個國家，採訪過許多不同的人，也正是如此，
她以“擁有權力與頭銜的人發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會響徹人間。
然而，那些羸弱細小的聲音卻不一樣，
它們無法抵達國民或世人的耳中。成為傳遞這種聲音的橋樑，或許才是新聞報道的使命。”為宗旨，站了出來。
每個人都討厭變化。尤其是在這個國家，存在太多把公開討論性侵視為禁忌的人。 這樣的人，究竟是在保護誰免於誰的傷害？
東亞語境中羞恥的黑箱
本書所有一切的概念全部來源於“黑箱”，
它的意思是一切行為都發生在一個私密空間裡，就像一個大大的黑色匣子，具體發生了什麼外面的人不清楚，也無法真正的瞭解過程。黑箱不僅代表了伊藤詩織所經歷的事件，還囊括了東亞文化的社會氛圍。
因為知道受到侵犯的人大多都會乖乖閉嘴，所以性侵者肆無忌憚的施下惡行，並不是罕見的事情。
在遭受侵犯過程中，伊藤甚至無法脫口說出狠話來拒絕山口放肆的行為：
“事發之後我也曾想過，對即將成為自己上司的山口，我一直用的都是敬語。女性面對比自己年長、位高的男性時，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議性語句，我卻無法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或許日語裡原本就不存在這樣的語句。 然而，在此之前，我留學海外，每當有人半開玩笑地請求‘教我幾句日語的罵人話吧’，我卻總是回答‘日語裡沒有那樣的髒話’，並且對此深感自豪。”
在書中，伊
藤詩織受到侵犯後與山口敬之發郵件，還依然用了：“您辛苦了。”
如此之類的話語，無法直白的說出自己感受、感到恥辱成為了性暴力受害者最為痛苦的根源。
在許多日本的情色作品中，
女性的話語權一直都是一個具有著誘惑性、反向暗示性的角色，當作品中出現“不要”，在男性的視角卻是“要。”沒有人把女性的拒絕作為拒絕，而是自我遐想為曖昧、優柔寡斷的渴望。別說是性行為中的言語許可了，連明確的言語拒絕都被視為害羞、故作矜持的姿態。
在《房思琪的樂園》中，作
者將受害者稱為精緻漂亮的洋娃娃，遭遇到性侵時會乖乖的縫上自己的嘴巴，因為個人、家庭及整個社會，都將這件事情視為恥辱。社會的風氣即是如此，一個巴掌拍不響，為什麼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人們會將受到侵害的身體具象化，視作品格、貞操，逼迫受害者不斷的反省自我，從個體開始解離。
考慮到中國與日本的文化相通之處，
在本書中能顯而易見的發現許多與中國相同的地方，從生下來女性就被教導要相夫教子，懂得什麼是恥辱，什麼是安靜守本分。以“家庭女性”為模板塑造的中日韓女性，受到了如此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影響，在如此特殊的事件中也害怕淪為笑柄，從而失去了反抗不公的能力。
聚焦的意義：“說出來”
在《黑箱》中我們能夠看到，伊藤詩織之所以能夠得到公正的判決，
都是因為她長期以來的堅持，不管是因為證據不足而不能立案，還是因為上訴被悄無聲息的否決，家裡人對決定的不支援，伊藤詩織都沒有放棄過。不管是她與媒體對話，召開新聞釋出會，還是利用自己作為記者的優秀職能聯絡人脈，都遭遇過或多或少的非議。
無獨有偶，即使在一些法律健全的國家，
受害者也有可能因為警方的調查與他人的非議而放棄上訴，對於被強姦的傷疤會一直伴隨著受害者度過終生，如果這時候有人告訴他們堅持下去，那麼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伊藤詩織回憶，在召開新聞釋出會後人們將她與日本政黨民進黨聯絡到了一起，
說自己背後有大人物支援，自己的個人資訊被公開出來，社交網站與郵箱裡湧來的是數不清的謾罵和指責。即使所有人都不支援她，她依舊堅持到了最後。
在法院公開山口敬之裁決的時刻，伊藤詩織坐在法庭中的記者席，
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淡定的記錄著氣急敗壞的山口敬之，她的目光如炬，穿過正在憤憤不平的山口，望向了世界上千萬位女性。
在書中她這樣闡述了作為新聞記者的使命：“追蹤謎題。追究事實。奔波於現場。那裡有人。竭力玲聽人的請。有時來自受害者。有時來自遺屬。他們的靈魂佈滿傷痕。他們的感覺無比敏銳。因媒體報道而備受困擾和傷害的人，更是如化我們應當做的是，設法靠近這樣的靈魂，聆聽他們微弱的聲音，轉達他們的話語。 “
擁有權力與頭銜的人發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會響徹人間。然而，那些孱弱細小的聲音卻不一樣，它們無法抵達國民或世人的耳中。成為傳遞這種聲音的橋樑，或許才是新聞報道的使命。”
伊藤詩織作為一名新聞記者，作為一名勇敢站出來的女性，對抗了整個父權社會，並且發出了比以往都要響亮的吶喊，黑箱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甚至推動了日本司法的改革。
在《日本之恥》的紀錄片中，
有個老奶奶被主持人詢問是否知道伊藤詩織，老奶奶看了幾次照片都搖搖頭，後來被提及黑箱事件才恍然大悟：“那你要跟我說是哪個被強姦的女孩子呀！”
伊藤詩織則爽朗的在主持人的鏡頭前大聲回答：“沒錯，是我，被強姦的那個女孩。”
《黑箱》所存在的意義是，
拋開美化的文字，將所有現實血淋淋的呈現在讀者眼前，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相同問題的時候，會不會想起《黑箱》，我們應設定一種全新的語境，在那個語境裡，女孩說要才是要，說不要才是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