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更被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人。
這樣的一個人，似乎應該是非常迂腐，皇命重於泰山的人。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向來是功莫大於救主，皇帝的命大如天，1860年當大清王朝的首都即將淪陷的時刻，咸豐帝下令各地派軍勤王，要求曾國藩派3000精兵前往北京勤王，可曾國藩手握12萬精銳的湘軍，卻連這3000名士兵都不願意派。反而跟咸豐帝進行了討價還價，這是為什麼呢？
“苦命”的咸豐：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大清道光皇帝駕崩，年僅20歲的皇四子奕詝繼位，即咸豐帝。咸豐帝，是清王朝的第九位皇帝，也是最後一位有實權的皇帝。
不過咸豐的命的確“很苦”，儘管老爹道光省吃儉用，連吃個雞蛋都覺得貴，但是國庫的存銀還是猶如流水一般減少，留給兒子的已經是一具身軀殘破的大清王朝。
就在咸豐繼位的第二年，洪秀全在金田起兵，一路摧枯拉朽打到了南京城。大清王朝正式編制的軍隊有兩種，一是八旗軍、二是綠營，八旗兵早在康熙在位時期就已經沒落，平定三藩之亂還是靠著綠營才完成，而此時的綠營兵也是不堪大用。
咸豐帝鎮壓太平軍兩支最精銳的野戰軍：
科爾沁部僧格林沁野戰騎兵、江南大營綠營。
江南大營綠營計程車兵都是從全國各地的綠營中挑選素質相對較好的官兵組建的，最初集結在南京城外的孝陵衛。
儘管號稱精銳，但是1858年重建的江南大營在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眼中，這根本就不是一支軍隊，
“形同市集，吃喝玩樂，大煙娼賭俱全”
，這樣的軍隊焉能不敗？
1860年5月，李秀成與洪仁軒以“圍魏救趙”之策，先向杭州虛晃一槍，引誘江南大營向杭州分兵救援，然後回師天京第二次摧毀了江南大營。
江南大營被殲滅，這意味著大清王朝在中原地區再也沒有直接聽命於自己的野戰軍了，不得不依靠漢族地主的團練武裝鎮壓太平軍，按照曾國藩“先剪枝葉，再拔本根”一步一步來的做法。畢竟蒙古騎兵還需要留在北方拱衛京師，因為此時的北方也不安寧。
1840年，英國透過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英國的“洋貨”在中國根本沒有銷售市場，這讓英國認為是通商口岸太少，需要深入中國內地。所以當英法兩國同沙俄打完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有了充足的兵力用於東方戰場。
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隨後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也參與進來。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兵臨南京城下就可以逼迫清朝簽署了《南京條約》。可此時南京已經是太平天國的天京，英法聯軍只好繼續北上。
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戰爆發，由於英法聯軍的輕敵，以為還是一年前的大沽口，結果聯軍13艘戰艦，4沉6傷，1200多名聯軍士兵死傷過半。
慘敗的訊息傳回歐洲，英法兩國政府憤怒了，叫囂“實行大規模的報復”，“佔領京城”。
聞及勝利，咸豐帝並沒有高興太久，因為英法聯軍很快又回來了。
救，還是不救？
1860年8月1日，1。8萬名英法軍隊再次抵達大沽口外，前敵統帥僧格林沁認為敵軍善水戰而不善陸戰，所以死守大沽而放棄了北塘防務。結果聯軍探明瞭北塘未設防的情報，在北塘未遇到任何抵抗就登陸了。8月14日，塘沽失陷。21日，大沽失陷。24日，天津失陷。大清王朝遇到了開國兩百年從未有過的危險，值此時刻，咸豐帝向全國下達了勤王的詔令，而遠在祁門的曾國藩也接到了勤王聖旨。
在江南大營即將潰敗之際，咸豐帝還是對曾國藩存有偏見，不願委以重任，但是肅順說：“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最終咸豐帝還是把兩江總督這個職位交給了曾國藩。4月21日，“署理兩江總督”，6月24日，“實授兩江總督”，7月皖南軍務也歸曾國藩督辦，並讓他趕緊去救蘇州、常州。
“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即令曾國藩統領所部各軍，赴援蘇、常。……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遲誤”。
江南大營的毀滅，並沒讓湘軍大營的官兵們對自己的同僚有絲毫同情，反而是幸災樂禍，畢竟死道友不死貧道。
但接了咸豐任命的曾國藩，卻堅決反對從安慶撤圍，因為他認為自古以來平江南，都必須佔據上游，形成高屋建瓴之勢，安慶之兵關係皖北戰場，更是平定太平天國的基礎所在。在他看來“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勢”就是大局，只要大局是有利的就不應該在乎那些小節，這也是為什麼湘軍在區域性戰場常吃敗仗，但是在整個戰役的大局上卻佔據了有利態勢。
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決策就得堅決執行，曾國藩的成功就在於“堅決不動搖，排眾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學力勝也”。
1860年8月，陳玉成發動了第二次西征，再次來個圍魏救趙調開安慶當面之敵，面對武漢只有3000老弱殘兵，湖北巡撫胡林翼要求曾國藩撤兵回援，但是遭到了曾國藩拒絕，氣得差點吐血。曾國藩就一條，只求破安慶，其他一概不管，用自己“結硬寨，打呆仗”的笨辦法，只要再堅持一兩個月，安慶就可以破城了。
同僚求援可以拒絕，皇帝的聖旨也可以拒絕嗎？
8月25日夜，正在祁門指揮戰鬥的曾國藩收到了一封十萬火急的命令，由於大沽前線危機，命令曾國藩火速派鮑超帶三千人
“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對於北京的局勢曾國藩並非不知道，大沽口並非牢不可破，這可是北京的門戶所在，皇帝親自命令派兵勤王，這說明形勢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時刻，甚至北京城都危在旦夕，歷史上京城被攻破的王朝比比皆是，很多王朝首都被攻破國家也就滅亡了。
那麼救還是不救呢？
曾國藩向來以忠誠自命，現在來了皇命，自己肯定要毫不猶豫地執行。
但是這次曾國藩猶豫了。為什麼？因為在他看來平定太平天國，比北上勤王重要多了。
在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中，起兵平定太平天國的口號有二，一是”衛道“，二是“救民”。
”衛道“，是因為太平天國譭棄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儒家學說，改信洋教——拜上帝教，這在曾國藩看來這簡直是背棄人倫。
如果太平天國勝利了，他們這些儒家文人以及整個儒學都沒什麼好下場，因此”衛道“才是第一位的。
皇帝不重要？當然不是，只是在曾國藩看來英法這些“夷人”不過是想要一些錢財罷了，中國地大物博，損失一點錢財不會有什麼事。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後曾國藩就說：
“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敦不以為上策哉。”
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到了此時，英法聯軍攻下北京城是早晚的事，對於清廷來說只有議和一條路，雖然只命令自己抽調3000人，一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二是3000人改變不了戰場上的大局，三是自己的安慶之圍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此時抽調3000兵對安慶來說可就不一樣了。所以曾國藩說：
“此事無益於北，有損於南。”
但是這畢竟是皇帝的命令，“君父”正處在危難之中，公然抗命還怎麼好意思說自己是“衛道”？所以他厚著臉皮說：
“餘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詒後日之悔，復懼沒世之譏，成敗利鈍，不敢計也。”
值此時刻，幕僚李鴻章出了一個主意，那就是“拖”。
8月1日，英法聯軍就已經到了大沽口外，這時候估計早就破城了，再拖了十天半個月說不定北京城就已經被攻佔了，這時朝廷肯定要議和了，到時候自然就不需要湘軍北上了。
於是收到咸豐聖諭的十天後的9月6日，曾國藩才慢吞吞地回覆了一道奏摺。
奏摺怎麼說的？大意就是，鮑超人生地不熟，而且品級又低，指揮作戰能力有限，不如派曾國藩自己或者湖北巡撫胡林翼帶兵前往勤王。
從祁門到北京來回幾千公里，在那個沒有高鐵和飛機的年代，來回幾趟大半年都拖過去了，到時候北方肯定大局已定。
蒙古騎兵的最後絕唱：
咸豐帝收到曾國藩的奏摺時是一副什麼表情？絕對是想殺了曾國藩的心都有了，但是此時的咸豐已經顧不上砍曾國藩的頭了，因為英法聯軍已經逼近了北京城。
天津失守後，咸豐帝只剩下最後一張底牌，那就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
天津失守後，僧格林沁就率兵退守到通州、八里橋一帶。9月18日，蒙古騎兵不敵聯軍的先頭部隊，退守八里橋，這是通往北京的最後屏障。
9月21日凌晨7時，戰鬥正式打響，1。7萬名蒙古騎兵採用了集團衝鋒的古老戰術向英法聯軍陣地發起了衝擊，根據法軍總司令蒙託邦的記載，“清軍騎兵成密集隊形馳騁而來，直到離法軍前沿陣地僅50米，這一切全無聲息，聽不到任何指揮號令，這場面卻是令人吃驚和緊張”。
法軍的一箇中尉也說：“炮彈和子彈都無法徹底消滅他們，騎兵們似乎是從灰燼中重生。”
但是在英法聯軍長達數個小時的炮火攻擊，對於清軍來說，絕對是炮火猛烈了。加上遭到持續不斷地排槍射擊，蒙古騎兵連英法軍隊的邊都沒碰到就犧牲了。
儘管蒙古騎兵作戰英勇，這讓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但是血肉之軀終究敵不過敵人的火槍火炮。戰至中午，清軍在損失1200人之後，終於頂不住了。
在這場蒙古騎兵最後的絕唱中，英法軍隊只陣亡了5人，傷47人，這說明了一件事，腐朽的封建軍隊根本無法同現代化的軍隊相抗衡，相對於歐洲，中國軍隊的落後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武器一方面。
這麼低的傷亡，讓法國議員質疑拿破崙三世給予蒙託邦“八里橋伯爵”、參議員、5萬法郎年金的賞賜是否太多了，因為這不過是“一場引人發笑的戰鬥”。
八里橋之戰結束，咸豐帝第二天就倉惶“北狩”。
事情正如曾國藩所料，英法聯軍衝進了北京城，火燒了圓明園，又以焚燬紫禁城為威脅，迫使清朝答應了英法兩國的全部要求，10月24日、25日，分別同英法兩國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宣告結束，曾國藩的湘軍終於不用前往北京勤王了。
排除了一切外界干擾，曾國藩繼續圍困安慶，自1860年4月，曾國藩挖長壕圍城，到1861年9月，經過17個月的圍困，安慶城內糧草斷絕，樹葉草根都被吃盡，最終被攻克。
望著猶如人間地獄的安慶城，曾國藩立即向咸豐帝報喜，不過咸豐帝顯然已經無法看到了。
因為咸豐帝已經在8月22日龍馭上賓了。
曾國藩，儘管被視為最後一個聖人，但卻是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代表，他想維護的只是士大夫階層的利益而已。對內嚴酷，號稱“曾剃頭”，但是對外卻十分軟弱，一副得過且過的思想，從天津教案中曾國藩對洋人的處處妥協處理方式就可以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