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現存文昌魁星類建築中的文化崇拜
選自《文物世界》2012年04期，韓權成
王勝怡
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從歷史早期開始就崇拜日月星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1］。魁星原為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稱，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樞、天璇、天璣、天權。此四星除合稱“魁星”外，亦被並稱為“斗魁”。後道教尊其為主宰文運的神，作為文昌帝君的侍神。顧炎武說：“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鬥。”［2］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明了魁星的由來。最晚在漢代就將天體與人事結合一體了，所謂堯“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3］文昌是斗魁戴匡六星之首叫“文昌宮”。《史記·索隱》雲：孝經援神契雲“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文昌與魁星崇拜作為一種傳統文化信仰存在方式是在科舉制度下衍生髮展而來的，表明了儒生仕子希望進入仕途的一種迫切希望。宋崇尚做官助推了文昌魁星崇拜，到明清時期，除清朝前期曾有短暫的停滯外，文昌魁星崇拜達到一個高潮，各地廣建崇拜文昌、魁星的建築。一般而言，凡有文廟的地方，大都會有魁星樓、文昌閣建築的存在，如太原府儒學，“文昌閣在儒學大門內”、“奎星樓在儒學大門內”［4］。文昌與魁星崇拜與文廟的存在有著密切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各地教育的發展。
一、明清時期山西省文昌、魁星類建築的地理分佈
依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分冊》，以縣為單元對現存文昌、魁星類建築進行統計（表1、表2）。
據表1統計，儲存至今的山西省文昌崇拜建築總數為64處，建築型別有閣、廟、祠、樓、宮、塔等六種。其中閣最多，有39個，佔全部建築的61？其次為廟，有9處，祠有6處，樓與宮各4處，塔最少，有3處。除塔外，閣、廟、祠、樓、宮等，建築相差不大，只是不同地方的習慣性稱謂。如6處文昌祠有4處是在代縣。從地理分佈看，若依市為單位統計，現存文昌崇拜建築由多到少，依次為長治市18處，臨汾市10處，晉城市7處，忻州市6處，太原市、呂梁市和運城市各為5處，晉中市4處，大同市2處，朔州和陽泉兩市各為1處。比較集中的縣域為代縣、高平、襄垣、霍州和平順。
據表2統計，儲存至今的山西省魁星崇拜建築總數為39處，建築型別有樓、閣、塔等三種。其中樓最多，有24個，佔全部建築的61。5？其次為閣，有9處，塔有6處。魁星建築的地理分佈，若依市為單位，依次為臨汾市15處，運城市5處，呂梁、忻州、長治三市各4處，晉城市3處，晉中市2處，太原、大同兩市各1處，朔州和陽泉兩市沒有。比較集中的縣域主要為臨汾市的襄汾、堯都區和翼城縣。
由上面兩表統計可知，明清時期山西省境內文昌、魁星類建築數量總計有103個。其中，臨汾和長治兩市數量最多，分別為25處和22處，其次為運城、忻州和晉城三市，各為10處，再次為呂梁市9處，太原市6處，大同市3處，朔州與陽泉兩市最少，各為1處。按其地理單元來看，晉東南（長治、晉城兩市）為32處，晉南（臨汾與運城兩市）為35處，晉北（大同、忻州、朔州三市）為14處，晉中（太原、晉中、陽泉三市）為13處，晉西（呂梁市）為9處。由此可見，除了晉東南和晉南的文昌、魁星祠廟數量佔絕對優勢之外，其餘三個地區的祠廟數量幾乎相當。從這一點看出，明清時期山西省文昌、魁星祠廟分佈具有廣泛性的特點。但從上表可以看出，這種分佈還具有不均衡的特點，晉東南和晉南兩個區域分佈多，而晉北，尤其是雁北地區分佈比較少。
明清山西文昌、魁星崇拜區域分佈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時期山西區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文昌、魁星崇拜的產生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而一個地區科舉的興盛與否決定了該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周振鶴在其《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中認為，區域文化發展程度可以根據該地區進士數量、學校數量以及出書數量的多寡等文化因素來判斷其文化發展程度，而進士數量是判斷區域文化發展水平的一個主要指標。本文根據《明進士題名錄》與《清朝進士題名錄》兩書，對山西籍進士作了區域統計，以當代行政區為統計單位，明清山西進士區域分佈如下表所示：廟區域分佈完全吻合。
二、文昌、魁星崇拜影響度評價明清時期，山西地區的文昌、魁星崇拜其實是有限的。在明清所存山西的通志中，對於文昌、魁星類建築就不像寺觀、墓葬等有專門的記載。雍正《山西通志》是對這類建築記載最詳的，也是附在《學校》之後，事實上，文昌、魁星類建築大都是文廟的附屬建築。雍正時山西府州縣共計有文昌、魁星類建築82座，都是建在文廟內或左右，沒有一處獨立的建築群落［6］，因此，通志中不專門記載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清初，由於文昌魁星崇拜影響到清的統治，因此“膠庠重地安能使非禮滛祀錯雜其間，所宜速毀而投之水火非與”［7］。
作為一種民間信仰活動，文昌、魁星崇拜對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人與自然和睦共處具有積極作用，對於傳統文化的形成、保護和發展，對維護世道人心等起著重要作用，在客觀上起到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作用。因此應當正視這種崇拜類建築在目前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加強保護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