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是一個永恆的話題，那些掌握了大量財富的富豪們更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比如說，“賭王”何鴻燊去世了，有些人豔羨他好幾房太太，有些人感嘆他的傳奇人生。
98歲去世，對於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這個年齡段，你大機率已經沒有了朋友，也熬死了所有敵人，何老爺子做到了一個人幾乎能做的和想做的絕大多數事。
他名為“賭王”，自己卻不沾賭，並且不許子女沾賭；
雖然他的財富畢竟飽含了幾代人和眾多家庭的血淚，是在“人性之惡”的基礎上完成了財富積累，但是老爺子又熱衷公益，還斥資把流落海外的文物買下，歸還給了國家。
僅僅用正面或者反面來定義他，不足以涵蓋其一生的意義和全部。
有故事的人，故事會傳很久，也或許故事仍然在，故事中的人依稀或存。
不由得想起了清末富可敵國，百餘年後知者寥寥的一個富豪。
大清“錢王”
提到晚清的富豪，我們往往會想到胡雪巖與喬致庸。
但是在那時候，他們真不敢拍胸口說，自己是大清國的首富。
英國《泰晤士報》曾對百年來世界最富有的人進行統計，胡雪巖和喬致庸都未能上榜，這榜單中排名第四的是一箇中國人，而且是唯一的中國人。
他有一個綽號，比“財神”還要霸氣——“錢王”！
他就是王熾。
胡雪巖出自江浙滬，天然的商業氛圍濃厚，而且他從小就在商行裡做學徒工；喬致庸是一個“富二代”，出自山西晉商，有經商的傳統。
王熾可沒有這樣的天時地利，他的基本盤很差。
王熾出生在西南邊陲的雲南，年幼時三名哥哥不幸夭折，父親又在其十四歲的時候不幸離世，僅得母親靠紡織掙取生活費用。
然而，王熾的財富卻遠非他們二人能比。
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狼狽地從北京逃到陝西西安。
慈禧太后一行走得太匆忙，沒有帶夠銀兩，顯得很是尷尬。王熾吩咐慈禧太后所經之地的票號，只要慈禧太后有需要，必須全力資助，要錢給錢，要物給物。
當慈禧太后一行從陝西西安返回北京後，面臨著國庫空虛的境地，王熾又發動海內外同行融資，充實國庫。
同年，陝西、山西兩省發生罕見的旱災，以至於黃河都斷流，朝廷都自身難保了，更別指望組織救災了。
關鍵時刻，王熾再次出手，捐出數百萬兩白銀給工部，作為興修水利的費用。李鴻章感嘆不已，說王熾“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以那麼差的出身，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很顯然，王熾的人生比胡雪巖二人更值得大書特書。
從20兩紋銀到富可敵國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王熾也不例外。
十六歲那年， 王熾決定外出經商，年幼的他以家鄉特產的土布以及母親變賣首飾得來的20兩銀作為啟動資金，走大理過紅河，一路走南闖北，生意越發紅火。
咸豐年間，因為地方官處理民族矛盾不當，造成了雲南各處起義，一時盜匪橫行，道路斷絕。
老百姓要賣自己出產的東西，沒人敢來買，要買急需的商品，沒人敢來賣，各村各鎮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
王熾就在這樣的危局中看到了商機。
他組織了一夥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成立了“滇南王四”馬幫，專門在各地做互通有無的生意，一下子賺了大錢。
後來王熾回憶道：“予操之以敏捷，對其有無，朝發夕至，如米鹽糧糖茶百貨之屬，皆利市十倍。”
不過，這並不是一帆風順。
據說一次王熾的馬幫滿載川貨從昭通南行到凹裡時，遇到百餘名劫匪，趕馬人嚇得四散逃命，但王熾卻鎮定自若，毫無懼色，指明要見匪首。
匪首對王熾的勇敢機智大為讚賞，不但放走了王熾，還歸還了一半貨物與全部馬幫。
這讓王熾名聲大噪，到了20歲，他就滇南一帶已經聲望卓著，沿途各路山賊也對王熾馬幫禮讓三分，人稱“滇南王四”。
眼看王家因為王熾的天賦以及勤奮逐漸步入軌道，但王熾由於為人暴躁，愛打抱不平（不然怎麼能讓匪徒對他畢恭畢敬），在二十歲那年由於與表兄姜庚發生爭執，王熾竟然指使下人將其殺死，隨後王熾逃命昆明，並應徵入伍後隨軍入川。
經歷了逃亡生涯的他眼看四川商機勃勃，因而具有經商天賦的他決定留在四川，並繼續他的從商之旅。
然而，在蜀地人生路不熟的他並不知應該何去何從，更別說那虛無縹緲的經商夢，所以王熾只能找到一家商行，從最低級別的趕馬運輸工開始做起。
在漫長的販運歲月中，王熾在川人樂天、勤勞的本色中漸漸得到陶冶，他不復暴躁，憑藉著自己驚人的天賦，不久他便成了商行裡的一名小頭目，負責組織馬幫販運貨物。
商號老闆將王熾的勤奮聰穎看在眼中，便尋思著與王熾合作經商，最終兩人達成協議，商號老闆負責出資，而王熾則繼續組織馬幫的工作，為商號販運物質。
此時的王熾已不再是一名外來的運輸工，靠著他勤奮聰穎的天賦，一躍成為商號中的一個小老闆。
換作常人估計對此已經滿足，可是，王熾不一樣，他深知自己的目標幾何，他的目光又怎麼會如此短淺呢？
當時山西的票號聞名中外，在重慶也有晉商的足跡，王熾不恥下問，除了親自向山西商人學習之外，還親自到山西考察。
準備充分後，王熾在重慶建立了“天順祥”商號，主營銀兩轉運承兌業務，這是第一個由雲南人開設的商行，說王熾是雲南金融業的鼻祖，絲毫不為過。
隨著“天順祥”的招牌越來越大，王熾又另創“同慶豐”商號，後來又另設“興文公當”併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餘石，經過20餘年經營“天順祥”、“同慶豐”商號，使得他積累了大量的資金，堪稱是富可敵國，號稱“南邦之雄”。
忠君誠民，成就商道佳話
隨著“天順祥”的急速發展，王熾在全國各地開設了分號，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故鄉雲南昆明。
據傳在清末年間，一名老婦人攜著孩童走進昆明王熾的商號，當時接待的是一名小夥子，小夥子看老人年過花甲，衣衫襤褸，便冷眼相對。
當小夥子得知老婦人慾在商號中存下一枚銅錢時，小夥子頓時對老婦人不予理會，引得老婦人不得不絕望離去。
此事在次日化作謠言傳播起來，大量商號的客戶對此產生了信任危機，紛紛要求提現。
王熾得知此事後，立馬追辦徹查該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將該小夥子開除，號召商號全體人員尋得該老婦人，親自在商號門前給老婦人道歉，以10倍的利息存入那枚銅錢，最終化解了此次信任危機。
在當時法治尚未完善的社會中，王熾能夠以一顆誠信的心對待底層群眾，保護自己品牌的誠信口碑，可見其誠信之心。
同時王熾樂善好施，致力於資助學子，興建了無數公益性的學堂，他還開創昆明牛疫局，造福桑梓，使無數幼兒得以健康成長。
加上數次援助危難中的清政府，還曾經資助清廷打贏了中法戰爭，清廷根據其種種義舉，先後賜他四品道職銜，並賜其二品頂戴，誥封“三代一品”，成為中國歷史絕無僅有的一品紅頂商人，要知道胡雪巖也不過是二品紅頂。
雖然王熾積累了不亞於胡雪巖與喬致庸的財富，生前也比其他兩人更受尊崇，但為何到如今聲名不彰呢？
他也和胡雪巖一樣，有所謂的政治靠山，都與官場保持著各種聯絡，那為何二人的命運反差很大呢？
據說，雖然王熾樂善好施，但他本人一直保持著勤儉的生活習慣，也就是說這個人比較低調。
正是這一份低調，恐怕才是他名氣較低的原因，同樣也是他能夠善終的助力。
至於喬致庸，則得益於整個晉商的名氣。
一來王熾雖然財富雄厚，但在與整個晉商團體比，不能說仍然佔據絕對優勢；二來晉商的“票號”等業務，是屬於創新行為，王熾是屬於蕭規曹隨，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比後來吃螃蟹的人名氣大是很正常的。
然而，這並不能影響王熾的偉大，早在春秋時期，子貢因為經商而一時富甲天下，他樂善好施，行禮踐仁，堪儒商典範，對後世影響至深。
王熾作為一代巨賈，雖說只是粗通文墨，但也秉承著儒商為富且仁的原則，也因為如此，值得被後人稱道和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