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小說、戲曲中稱包拯（999—1062年）擔任“開封府尹”期間有所謂“日能審陽、夜能斷陰”的說法，完全只是戲說而已。
首先，開封府作為北宋都城所在，有史可查期間經歷170位府尹，其中雖不乏寇準、范仲淹、包拯、歐陽修、呂夷簡、蔡京等名臣，但在北宋前期，只有在宋太宗趙光義、趙廷美、趙元僖、宋真宗趙恆先後以親王身份出任開封府長官時才是“開封府尹”，太子或士大夫任該職時僅稱“判開封府事”、“權知開封府”或“權發遣開封府”。因此，包拯於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三月出任的正式官銜是“權知開封府”，而非“開封府尹”。
其次，由於開封府直接管理京畿重地、位高權重，又容易捲入朝中新舊黨爭的權力傾軋，所以任職都不長，平均任期只有11個月。綜觀北宋168年曆史，文人任開封府長官者，無人能任滿三年，能任滿兩年者只有6人，特別是在宋神宗朝，18年內竟更換了30任知府，平均每任任期不足8個月。因此，當包拯於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事，遷升右司郎中。翌年（1057）三月才赴任，至嘉佑三年（1058）六月卸任，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任職開封府只有1年零3個月，這期間有史可查的司法活動並不多。事實上，北宋開封府的司法審判權非常有限。
既然開封府尹不如小說、戲曲中這麼神通廣大，它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彰德軍節度使王饒之子、宋太祖王皇后同母弟王繼勳（？—977年）於乾德三年（965）放縱麾下未婚軍士在京城大肆強搶民女為妻，搞得開封府人心惶惶。此事發生後，皇帝親自下令，凡是京城發生的重大事件必須上承天聽，完全不見開封府的作為。加上王繼勳有隨意殺人、吃人肉（在京城家中豢養大量奴僕以供食用）惡習，事發後宋太宗派了戶部員外郎、知襍事雷德驤前往審理。在秦王趙德芳曾孫趙世居（？—1075年）意圖謀反案中，完全由御史臺審理，到了審理完畢的執行階段，才由開封府配合宗正丞沒收趙世居的家財，可見開封府對皇親國戚的惡行惡狀只能睜隻眼閉隻眼，根本未涉及對案件的實質審理。
宋代的司法機構非常完整，而且有司法考試製度。必須考試透過以後，才能擔任司法官。這種考試，稱之為“試法官”。宋代朝廷每年舉辦一到二次的考試，每次考六場，五場是案例分析，一場是法理學。總分必須達到八分，而且重案必須沒有違誤，才能及格。合格以後，就到當置司、州院或司理院擔任錄事參軍、司錄參軍與司法參軍（專職法官，不兼任其他職務）。
然而，宋代是否有王婉諭稱的“審檢不分”的情況呢？
宋代司法制度強調分權與制衡，偵察機關稱為巡檢司與縣衛司，相當於現在的地方政府警察局，負責蒐集證據、捕捉犯罪嫌疑人，還有驗屍等工作。等到蒐證完畢起訴後，先由司錄司（主審民事）、左右軍巡院（主審刑事）等“鞫司”進行“推勘”（審查基本事實），根據證人的證詞、證據、報告，初步確定犯人的犯行，或者排除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後，把推勘完的案件移交給讞司（法曹或功曹）處理。
此時讞司會對被告進行“錄問”（再問一次事實、有沒有冤情），若被告喊冤，則會否決前面程式，更換法官重來一次，稱為“翻異別勘”，因此被告隨時翻供的權利，而且北宋時期可以使用三次，南宋可使用五次。等到一切都沒有問題，才會報給幕職官，由幕職官會把所有的卷宗都再看一遍，如果有疑點，就會退回重審，沒有疑點，就會根據法律做出擬判，開封府的長官再參考擬判做出“檢法”（判決），徒以上罪的奏聞，笞杖罪判決後執行。
在這三道程式中，三個法官都不可以重複，而其中嫌犯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喊冤，一旦喊冤，就要重來。前兩個法官，負責事實審查，最後的法官，才負責法律適用。可知北宋時期的偵察、起訴、審理，都不是由一個人可以處理，更不存在所謂的“師爺”，代表中國在宋朝時期已擁有完整的專職法官、檢審分離體系，以及上訴制度。
宋代是慎刑的年代，從判決死刑到殺頭，要經歷的上訴、核准執行等程式高達9到13道，且宋仁宗尤重人命，被告不可能當庭被鍘。由於宋代存在6到8個審級的上訴，遭判死刑案件，還須皇帝核准才可執行，這又得經過3至5個“覆奏”，等到這十多幾道程式走完，被告才會被執行死刑。依《宋史．職官志》記載，開封府類似今一審地方法院的審判機關，只受理百姓案件及官吏所犯輕微案件，既不存在一審就判被告死刑定讞，更不可能當庭“鍘人”。而遍查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均未出現過鍘刀這種刑具，宋代執行死刑，也只是斬刑（斬首）、絞刑而已，元代雜劇中始出現的“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等刑具，完全是子虛烏有。
之所以在民間傳說故事裡包青天動輒以“三鍘刀”鍘人、嚴刑逼供、手持明代才出現的“尚方寶劍”，完全是基於元代的政治腐敗與法治不彰，民眾期盼出現公正廉明的清官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