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由電影《一步之遙》的臺詞讓我想到了清代日記的一些事情。
臺詞大體是：“正經人誰寫日記啊？……誰能把心裡話寫道日記裡頭，寫日記那能叫心裡話？下賤！”
由此調侃讓寫日記的人為之一怔，然而細究起來卻似是而非。
影視畫面
寫日記本來是文人記載大事小情的私下看法，由於屬於私人物品，因此大部分都未能公開，但是也有許多日記逐漸被公開後，讓許多人揣測這是好名之舉，是故意為之，為了遮擋歷史真相的一種手段。
然而，用一輩子這種手段可謂辛苦，這些人寫日記絕大部分都堅持“日更“，而且許多人堅持了一輩子。
晚清有四大日記：《越縵堂日記》、《緣督廬日記》、《湘綺樓日記》、《翁同龢日記》，四大日記的主人分別是李慈銘、葉昌熾、王闓運和翁同龢，或為大臣，或為名士，其史料價值非常高。
近年來隨著其它日記的出版，已經不再單純只有以上幾部了。如《曾國藩日記》、《能靜居日記》等等不下幾十種，他們互相印證，從另一種角度還原了歷史。
曾國藩日記
那麼這些人為什麼要寫日記？寫日記的目的是什麼？難道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嗎？
如果以這樣的陰謀角度去看待古人寫日記，顯然有很大的偏頗。
日記的起源很早，清代學者俞樾指出，唐朝李翱的《來南錄》被公認為現存日記中的最早篇章。
到了宋代，日記繁興。當時的許多文人學者撰寫日記，相沿成風，一些社會上的著名人物往往都有日記流傳。南宋學者周煇在《清波雜誌》中寫道： “ 元祐 諸公皆有日記，……書之惟詳。” 又如北宋王安石有巨帙日記，蔡京之子蔡鞗曾拿絹十疋，買到《安石日錄》 。南宋陸游、范成大的日記流傳尤廣，其中陸游《入蜀記》在清代已遠播國外，日本且有譯註本。
能靜居日記
但是由於年代久遠，大部分未能廣為人知。日記在清朝來說，無論數量和質量都是空前的。
以著名的《曾國藩日記》來說，早期寫日記是他養成“有恆”的一種修身方法。用日記的形式對自己進行思想上的監督，也就是“慎獨”功夫，哪怕自己有一個不好的念頭閃過也要透過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這也算是一種“心裡話”。曾國藩從道光二十二年開始學著寫日課，“每日有日課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是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顯然日記只是日課的一個內容，所以在家書中，曾國藩對弟弟說：“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
因此寫日記成了曾國藩堅持最久的一件事情，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日記中反省自己“老大徒傷，如敗葉滿山。”
無獨有偶，他的幕僚趙烈文身後也留下《能靜居日記》彼此交集在日記中都有佐證。
趙烈文從二十歲開始，就開始記日記，後來因為母喪守孝而中斷。從二十七歲開始又恢復了寫日記，“異見異聞，所獲頗多，愚鈍之質，旋得旋失。”此後由於成為曾國藩首席幕僚記錄了許多湘軍和太平軍的諸多詳實內幕。並且首次提出清朝在五十年內要土崩瓦解，“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周州無主，人自為政。”以至於讓曾國藩聽後陷入巨大的焦灼與失望。
趙烈文的日記也是堅持記了一輩子，最終成了晚清重要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包括其他同時代人的日記也大多遵循了善始善終，成為了一生的習慣。這種文人傳統一直到民國魯迅時期，寫日記在似乎成了讀書門第的一種象徵。
比如魯迅一生也不間斷地記了數十年的日記，這一點與他的祖父影響有很大關係，魯迅的日記用毛筆豎寫印有絲欄的毛邊紙稿紙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張十八行的“烏絲欄”的稿紙，一九二二年以後用的是每張二十行的“朱絲欄”稿紙，共計二十塊五本。他的祖父寫日記更是在臨終前一天“祖父臨終前發高燒的時候，還在記日記。”而魯迅也是這樣。他們的日記大部分算作流水賬，而他的祖父認為寫日記主要作用是“所見所聞，關學問者，關家務者，一一記簿 時時細看，切勿怠墮。凡有作為之官宦，成家立業之士民，無不有日記賬簿。平生閱歷，逐年事務，及一切用場瞭如指掌。”因此，從清代的日記到魯迅先生的日記，都說明了日記是一種傳統和習慣，他是有著實用功能的，在沒有任何電子產品記錄時代的大背景下，日記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儘管裡面的日記不一定都是“心裡話“，但是卻有著大量的乾貨在裡面，從而為發掘歷史真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一些作品對古人寫日記進行嘲弄如果有其他目的或許尚可，然而說日記沒有真話或者沒有價值，只能說明他們缺乏基本對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和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