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時，宰相大多隻是正三品官，那麼一品和二品豈不得上天？如果單純想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但如果想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搞明白背後的政治邏輯，那咱們得花點功夫了。
首要我們要明白一個概念：
在很多朝代，同一個人的官品與職務並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品級很高，但也許在行政體系中的職務處於中流；有的時候，一個人的品級並非頂尖，但卻佔據著最核心的政府崗位。
以唐朝為例。唐朝沒有“宰相”這一職務，但在大部分時期，尚書省的左右僕射、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長官侍中都是實際上的宰相，這就是那時的“群相制”，他們是輔佐皇帝處理朝政的最高階實權官員。
這些人裡面，除了尚書僕射是從二品外，其他都是正三品。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一些時期，那些不是三省長官、但卻擔任宰相之職的官員，會被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頭銜。（甚至連尚書省僕射也自帶這一名號）
權力最大的官竟然只是從二品、正三品，那往上的是何方神聖？說的直接點，他們大都是些榮譽類的虛職，只有待遇、沒有權力。
以唐朝為例，
正第一品包括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王。
從第一品是各類文散官、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類武散官，嗣王、郡王、國公等；
正第二品，則也包括一些文武散官，開國郡公、上柱國等榮譽爵位。
從第二品裡面，除了尚書左右僕射、府牧、大都督、大都護等實權崗位外，還有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光祿大夫、鎮軍大將軍、開國縣公、柱國等文武散官。
可能朋友們注意到了“散官”這個名詞，它指的是“有官名、但無職事”的一類人。這一做法開始於隋朝，朝廷給那些文武重臣加上一些冠冕堂皇、詞藻華麗的官名，但沒有讓他們掌握任何權柄，說白了就是榮譽類頭銜，只是名稱好看、待遇高而已。
隋朝的制度基本被唐朝完整繼承，官制同理。初唐設立的文散官共分29階，武散官45階。
與散官相反的概念，是職事官，同一個人的職事官與散官品級並不一定是一樣的，前者靠的是能力，後者的確定是看門第出身（比如開國元勳、皇室後裔）。
同一個人，可能散官的級別很高、但在朝廷裡的行政崗位級別很低，這叫“行”某官，意思很好理解：高階人物姑且行使某些低階職權；
反之，散官低但職事官高，稱為“守”某官，因為你的等級低卻幹了高階事，所以能守住就不錯了。
至於待遇，則按照散官品級來確定，這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同一行政崗位的兩個人，由於散官級別有差異，導致薪酬相差懸殊。
那麼，為什麼古代會發明“品級”這麼複雜的體系呢？為什麼品級高的人不一定在政府中擔任最高階的實權崗位呢？這其實都有講究的。
只要存在人類社會，就會存在等級。
周王朝時期的森嚴分封制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隸等級分明；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分封制逐漸崩潰，人們需要新的分級制度，孔子就提出了對人物進行分級評價的主張，比如他曾說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其實這並不奇怪，儒家就是主張等級分明、尊卑有序的，他們認為這樣才能維持穩定的統治秩序。
而根據史料來看，西漢時已經開始對上、中、下施行細分了，比如在《史記》裡，就曾說李廣的堂弟李蔡“為人在下中”，跟李廣壓根沒法比，卻因戰功位居列侯，後來還升至三公。
而到了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首次把人物列為三類九等：上類三等是上上聖人、上中仁入、上下智人；中類三等是中上、中中、中下；下類三等是下上、下中、下下愚人。
不過，也許是出於不觸碰敏感領域的考慮，當時班固所品評的只是那些古代的政治、文化人物，並不包括漢代的人物，跟官員品級那就更沒關聯了。
不過，班固的這一原創，卻成了後世曹魏時期設立九品中正制的靈感來源。《太平御覽》稱：“九品漢氏所無，班固著《漢書》敘先往代賢智以九品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
後來，雖然九品中正制慢慢崩潰，但歷朝歷代都沿用了對官員進行品級分類的制度，也許具體細節有所不同，但這一概念可謂深入人心。畢竟借用現代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說，這可是意味著“尊重與自我實現”，代表著人類最高的兩級需求啊。
那麼，為什麼隋唐開始會出現品級與職務不掛鉤的現象呢？這源自皇權的需要。
曾幾何時，中國古代官員的尊貴程度、權力大小兩者之間是一致的。在東漢之前，“三公”代表著最為尊貴、同時也是最有權力的職務；
比如在周王朝時期，太師、太傅、太保“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啥國家大事都會參與，協助周天子輔政，是那時權利最大、地位最高、最有榮耀與威望的官員；
秦朝時，左右丞相（相國）位高權重，李斯幾乎是一人之下：“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西漢時，為了強化皇權，相權被持續削弱，“三公”具體指代的崗位也經常變化，形成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並立，行政、監察、軍事制衡的體系。
後來，太尉被改設大司馬，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丞相改名為大司徒，形成了這三者並駕齊驅的高階官僚體系。
然而，國家最高權力集中在最尊貴的官員手中，這對皇權造成了極大衝擊。西漢末年，掌權的王氏外戚幾乎壟斷了大司馬、大將軍等權貴職務，身份與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讓王莽篡漢顯得順理成章。
因此，在劉秀光復漢室後，為了加強皇權、杜絕高官擅權現象重演，他對中央官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三公從實權職位變成了虛職：“雖置三公，備員而已”；而三公原本負責的工作，則交給了尚書檯。值得注意的是，三公的俸祿是每人每年萬石糧食，而尚書檯的長官尚書令只有一千石，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官位高的沒權，有權的官位低，以此來消除權臣篡位的風險。
因此，東漢末年袁紹家族的四世三公，看著牛氣沖天，但在手裡有兵的邊將董卓面前顯得像個弟弟。
而在魏晉南北朝期間，權臣謀朝篡位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為了讓自己的行為顯得合理合法，那些篡位者經常一股腦地給自己加上最牛的頭銜，這段時期，品級與官職再度掛鉤。比如兩晉時期的門閥制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已成了社會現象。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傳》早就點出了帝王把控權力的最基本前提，如果讓臣子兼具了名聲與權柄，無疑是皇權的巨大威脅。因此，以權臣篡位起家的隋朝推行了品級與職務脫離的制度，讓尊貴的官職沒權、有權的職務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扼殺了權臣的生存空間。只可惜，唐朝防住了權臣，卻因皇權的無限膨脹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後果，也許這就是封建制度壓根無法解決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