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史學集刊》2021年第3期
轉自：史學集刊
哲學園鳴謝
古代兩河流域早期王銜的沿革與國家形態的演變
國洪更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古代兩河流域的統治者一般都擁有許多頭銜和名號，有些頭銜反映了統治者與神靈的關係，有些頭銜則反映了國王的權勢。［1］古代兩河流域雄心勃勃的統治者都致力於開疆闢土和拓展勢力範圍，國王的權勢往往體現在其控制的疆域面積上。國家版圖的擴大往往會引起國家結構的變化，進而導致國家形態的演變，上述變化往往體現在彰顯國王聲威的頭銜的發展演變上。因此，本文擬追溯早王朝時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約公元前2900—前2350年）、城邦爭霸階段（The Period of Struggle for Hegemony，約公元前2600—前2350年）以及阿卡德王國（Akkadian Kingdom，約公元前2334—前2154年）與烏爾第三王朝（The Third Dynasty of Ur，簡稱 Ur III，約公元前2112—前2004年）時期標誌統治者權勢的頭銜的歷史沿革，來考察古代兩河流域早期國家形態的演變情況。
早王朝時期統治者的頭銜與國家形態
古代兩河流域的初期歷史階段，學界一般稱為“早王朝時期”，［2］是古代兩河流域南部城市化加速和國家形成的階段。兩河流域南部的城市廣泛地分佈在底格里斯河下游和幼發拉底河下游以及與其相連的重要溝渠畔，城市的結構更為複雜，神廟、王宮等機構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主導作用。［3］蘇美爾人是歷史舞臺的主角，但塞姆人的勢力也不容忽視。
早王朝時期，體現統治者［4］職權的常見頭銜主要是“恩”（蘇美爾語拼作En，阿卡德語拼作bēlum）、“恩西”（蘇美爾語拼作ensí，拼作pa。te。si，阿卡德語拼作i iakku）和“盧伽爾”（蘇美爾語拼作lugal，阿卡德語拼作 arrum）。“恩”的意思是“主”或“主人”，除了用作統治者的頭銜外，還是一類重要祭司的名稱，［5］其祭祀職能可能更為突出。“盧伽爾”詞源的字面意思是“大人”，它對應的阿卡德語 arrum通常譯為“國王”，可能意味著其軍事職權更加重要。“恩西”的本義不詳，不過，它既可以用作獨立政權統治者的頭銜，又可以用作地域國家中行省總督的稱呼。［6］稱作“恩”的統治者並不多，主要出現在烏魯克（Uruk）。基什（Kish）的統治者最早被稱為“盧伽爾”，而拉格什（Laga ）、烏馬（Umma）、尼普爾（Nippur）、阿達泊（Adab）及其他城邦的統治者往往稱為“恩西”。不過，這並非定例，拉格什城邦的首領有時稱為“恩西”，有時卻又稱為“盧伽爾”。［7］
上述三個體現早王朝統治者職權的頭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一般不孤立地使用，均與某個城市相關聯，有關統治者往往被稱為烏魯克城的“恩”、某城的“盧伽爾”或某城的“恩西”。上述三個頭銜與特定的城市相關聯，意味著相關的統治者的權力僅限於其所關聯的城市，因此，兩河流域南部蘇美爾人的政權通常被稱為城邦或城市國家。［8］早王朝時期，兩河流域南部的城邦一般由中心城市和周圍的村鎮構成，小國寡民是其基本特徵。
城邦爭霸階段霸主的頭銜與國家形態
為爭奪灌溉水源和土地，兩河流域南部城邦之間的軍事衝突接連不斷，弱小的城市相繼被臨近的強邦兼併，而那些吞併了其他城市的城邦則異軍突起，成為威震一方的霸主。大約自公元前2600年起，基什、烏魯克、烏爾（Ur）、烏馬和拉格什等城邦先後稱霸於兩河流域南部。［9］
雖然兩河流域南部的城邦霸主仍然沿用“盧伽爾”和“恩”等頭銜，但是，它們都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基什的盧伽爾”（lugal ki ki）原本是基什城邦統治者的頭銜，然而，基什霸權衰落以後，繼之而起的烏魯克、烏爾和拉格什等城邦霸主，雖然並未直接統治基什城，但是其統治者有時也被稱為“基什的‘盧伽爾’”。［10］此外，稱霸的烏魯克城邦統治者還被稱為 “母語之地的‘恩’”（en ki en gi）和“國之‘盧伽爾’”（lugalkalamma）。［11］
兩河流域南部城邦霸主的頭銜所標識的地理範疇超出了城市的界限，其國家形態具備了地域國家的特徵。基什位於兩河流域南部偏北的地區，考古材料表明在稱霸階段其國家結構不同於一般的蘇美爾城邦，而是一個管轄眾多城鎮的地域國家。［12］基什霸權衰落以後，兩河流域南部的城邦霸主採用“基什的‘盧伽爾’”頭銜表明，他們也渴望像昔日的霸主基什一樣去統治廣闊的區域。蘇美爾人稱自己的語言為“母語”（en gi15），［13］ “母語之地”就是講蘇美爾語的地方，也就是後世所謂的蘇美爾地區，［14］ “母語之地的‘恩’”指整個蘇美爾地區的“恩”。蘇美爾語中的“國”（kalam）的意思比較模糊，大概與“母語之地”（ki en gi）同義，［15］因此，“國之‘盧伽爾’”指整個蘇美爾地區的“盧伽爾”。雖然“基什的‘盧伽爾’”、“母語之地的‘恩’” 和“國之‘盧伽爾’”看起來都延續了城邦統治者的傳統頭銜，但是它們涵蓋的地理範疇囊括了整個蘇美爾地區，稱霸兩河流域南部的城邦已演變成區域性統一的地域國家。不過，兩河流域南部的城邦霸主大多曇花一現，可以說是建立地域國家的嘗試。
阿卡德王國和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的王銜和國家形態
在蘇美爾城邦爭奪霸權之際，北面的塞姆人迅速崛起，建立了阿卡德王國，很快便征服了蘇美爾城邦，並向兩河流域北部及周邊其他地區擴張，兩河流域內外再無敵手。阿卡德王國滅亡後，在驅逐外來的蠻族古提人（Gutians）的過程中，蘇美爾城邦陸續復興，其中烏魯克一度統一了兩河流域南部的大片區域，但很快便被烏爾第三王朝取代。烏爾第三王朝不僅統一了包括蘇美爾與阿卡德地區在內的兩河流域南部，而且使兩河流域北部及周邊地區臣服，再次創造了大一統的局面。
阿卡德王國和烏爾第三王朝的君主與先前的城邦淵源頗深，他們沿用了先前統治者的名號，同時又炮製了更能彰顯權勢的頭銜。阿卡德王國的開創者薩爾貢據說曾依附於基什，［16］他繼承了基什統治者的頭銜，即lugal ki ，［17］不過，它在阿卡德語中的意思變成了“世界之王”（ ar ki ati）。［18］不僅如此，阿卡德國王納拉姆－辛（Narām S n，約公元前2254—前2218年在位）還創制了“四方之王”（ ar kibrātim arba‘im）的頭銜。［19］在《蘇美爾王表》中，烏爾第三王朝是第三個以烏爾城為中心的政權，［20］其國王與先前的統治者一樣時常被稱為“烏爾的盧伽爾”（lugal urimma），還被稱為“蘇美爾與阿卡德之王”（lugal ki en gi ki uri），也像阿卡德諸王一樣被稱為“四方之王”（lugalan ubdalimmuba）。［21］
阿卡德王國和烏爾第三王朝諸王的新頭銜明顯反映出統治世界的意圖，這兩個政權具備了統一帝國的特徵。阿卡德國王稱神靈授予他們“從上方之海到下方之海”（蘇美爾語拼作a’abakiginim。ak。ta a‘abak sigsig。 e，阿卡德語拼作i tuma t mtum aplītum adima t mtumal tum），［22］ “上方之海”（蘇美爾語拼作a’abaksigsig，阿卡德語拼作t mtum al tim）指波斯灣，而這個階段的“下方之海”（蘇美爾語拼作a‘abakiginim，阿卡德語拼作t mtum aplītim）指“地中海”，［23］這兩個海洋代表了兩河流域早期統治者所能控制的世界的盡頭。［24］境內的政權和部族紛紛歸附，阿卡德諸王“世界之王”和“四方之王”的頭銜實至名歸，阿卡德王國於是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個統一的帝國。［25］雖然烏爾第三王朝的軍事成就可能不如阿卡德王國輝煌，但是蘇美爾地區與阿卡德地區均在其掌控之中，國王“蘇美爾與阿卡德之王”的頭銜可謂名副其實；烏爾第三王朝的軍隊也曾征戰到當時世界的盡頭“上方之海”和“下方之海”，［26］同期的兩河流域內外的政權和部族紛紛納貢稱臣，［27］其國王也配得上“四方之王”的頭銜，烏爾第三王朝因此也被視為統一的帝國。［28］不過，阿卡德王國和烏爾第三王朝的政治結構鬆散，［29］境內被征服地區的反抗此起彼伏，可以說是古代兩河流域統治者建立統一帝國的嘗試。
綜上所述，古代兩河流域南部早期統治者頭銜蘊含著清晰的地理範疇，它們涵蓋的區域從單個城市到區域性區域，再到整個“世界”的演變過程，與國家形態從城邦到地域國家，再到統一帝國的歷程基本一致，統治者的頭銜可以說是國家形態的重要標識。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疆域畢竟只是國家形態的一項特徵，加之，古代兩河流域國王的頭銜主要出現在具有輿論宣傳性質的王室銘文中，誇大事實的現象司空見慣，［30］
王銜標識的國家形態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統治者渴望的理想，真實的狀況有待於書信和行政管理檔案等記錄國家機器實際運轉的文獻和考古材料的進一步證實。
作者簡介：國洪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亞述學。
［1］ William W。Hallo， Early Mesopotamian Royal Titles： A 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7， pp。1－3； Barbara Cifola， Analysis of Variantsin the Assyrian Royal Titulary from the Originsto Tiglath－pileser III，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5， p。1； FilipeSoares， “The Titles ‘King of Sumer and Akkad’ and ‘King of Kardunia ’，and the Assyro－Babylonian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Sargonid Period，” Rosetta， Vol。19（2017），pp。21－22。
［2］ “早王朝”系荷蘭考古學家亨利·法蘭克福（Henri Frankfort）借用埃及命名早期歷史的方法給古代兩河流域初期歷史階段炮製的名字，最初用於迪亞拉河流域，後來推廣到兩河流域南部地區，有學者甚至將其運用於兩河流域北部及敘利亞地區，引起了很多爭論。參見Nicole Brisch， “History and Chronology，” in Harriet Crawford， ed。， The Sumeria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16。
［3］ Marlies Heinz， “Public Buildings， Palaces and Temples，” in Harriet Crawford， ed。， The Sumerian World， pp。179－200。
［4］早王朝時期，古代兩河流域國家的統治者不同於後世的國王，他們通常受神廟和議事會等機構的掣肘，有學者將這個階段的政體稱為原始民主制，參見Th。Jacobsen， “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Journal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2， No。3（1943）， pp。159－172； Th。Jacobsen， “Early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sopotamia，”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Vol。52， No。1（1957）， pp。91－140。因此，這裡將早期的統治者的頭銜音譯，而不是譯為“國王”。
［5］ P。Steinkeller， “On Rulers， Priests and Sacred Marriage：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Early Sumerian Kingship，” in K。Watanabe， ed。， Priestsand Offici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apers of the Second Colloquium 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City andits Life， Held at 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e Center in Japan （Mitaka， Tokyo） March 22－24， 1996， Heldelberg： Universit tsverlag C。Winter，1999， pp。115－117。
［6］ W。G。Lambert， “Kingship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John Day， ed。，King and Messiah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Oxford Old Testament Semina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pp。56－57； Marc Van De Mieroop，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Assembly and the First Law Code，” in Harriet Crawford， ed。， The Sumerian World， pp。283－284。
［7］ Aage Westenholz， “TheSumerian City－State，” in Mogens Herman Hansen，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x City－State Cultures： An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Copenhagen： Det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 2002， p。29。
［8］ Steven J。Garfinkle， “Ancient Near Eastern City－States，” in PeterFibiger Bang and Walter Scheide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5－96。
［9］ Douglas Frayne，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in ‘Early Dynastic II’ Sumer，”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 Vol。4（2009）， pp。39－70。
［10］ Tohru Maeda， “‘King of Kish’ in Pre Sargon Sumer，” Orient， Vol。17（1981）， pp。2－4。
［11］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1： Presargonic Period（2700－2350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p。430。
［12］Douglas R。Frayne，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in ‘Early Dynastic II’ Sumer，”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 Vol。4（2009）， pp。44－54； Petr Charvát，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Ki ，”in Petr Charvát and Petra Maíková Vlková， eds。， Who Was King？ Who Was Not King？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agu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Czech Republic，2010， pp。16－21；Dorota Lawecka， “Early Dynastic Kish： City State or Country State，” P。Bieliński，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425－439。
［13］Abraham Hendrik Jagersma， A Descriptive Grammarof Sumerian， Leiden： PhD Dissertation of Faculty of the Humanities of Leiden University， 2010， p。1。
［14］不過，王獻華重新審視古代兩河流域早王朝的材料，對傳統觀點提出了異議，認為“蘇美爾”一詞在其原本的語境中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它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在早期並不確定，以其為邊界明確的地理概念來分析烏爾第三王朝之前的資料並沒有依據。參見王獻華：《兩河流域早王朝時期作為地理概念的“蘇美爾”》，《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第56－68頁。
［15］ Th。Jacobsen， “Iphur Kīshi and His Times，”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Vol。26（1978－1979）， p。9。
［16］ Jean 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5， pp。122－123。
［17］ 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pp。10， 41， 77。
［18］ 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 BC）， p。7； B。R。Foster， The Age of Agade： Inventing Empi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6， p。58。
［19］ 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 BC）， p。88。
［20］ Th。Jacobsen， The Sumerian King Li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pp。122－123。
［21］ 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3： Ur III Period （2112－2004BC），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pp。35， 132。
［22］ Douglas R。 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 BC）， pp。11， 14， 59， 138。
［23］亞述國王相簿爾提－尼努爾塔一世（Tukulti Ninurta I，公元前1244—前1208年在位）初年，“下方之海”指今土耳其東部的凡湖，參見B。Cifola， “The Titles of Tukulti Ninurta I after the Babylonian Campaign： A Re evaluation，” in Grant Frame and Linda S。Wilding， eds。， From the Upper Sea to the Lower Sea：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Assyriaand Babylonia in Honor of A。K。Grayson，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het Nabije Oosten， 2004， p。12。
［24］ Keiko Yamada， “From the Upper Sea to the Lower Sea： The Development of Names of Seas in the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Orient， Vol。XL（2005）， p。31。
［25］ M。Liverani， “Akkad： AnIntroduction，” in M。Liverani， ed。， Akkad， the First World Empire： Structure， Ideology， Traditions， Padova： Sargon srl， 1993， pp。1－10；Mark Chavalas， “The Age of Empires， 3100－900 BCE，”in Daniel C。Snell， ed。， A Companion to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5， pp。43－45。
［26］ Douglas R。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3： Ur III Period （2112－2004BC），pp。302－303。
［27］ P。Steinkeller，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 The Core and thePeriphery，” McGuire Gibson and Robert D。Biggs，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15－33。
［28］ Gojko Barjamovic，“Mesopotamian Empires，” in Peter Fibiger Bang and Walter Scheide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p。131。
［29］ M。T。Larsen， “The Tradition of Empire in Mesopotamia，” in M。T。Larsen， ed。， Power and Propaganda： A Symposium on Ancient Empires，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1979， p。92。
［30］ A。K。Grayson，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ofthe Ancient Near East： Assyria and Babylonia，” Orientalia， Vol。49，No。1（1980）， pp。180， 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