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兩首流傳甚廣，被官員奉若神明的《一剪梅》：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動，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溢文恭。 這兩首詞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官場的醜態，反映了衙門中人的真實嘴臉，堪稱衙門精神的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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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為官只為財， 衙門風氣，百年三變。
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清代衙門逐利風氣之盛，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所不同的是，千里為官只為財，不是清代衙門中人的個體行為，而是整體取向了。 對乾嘉時期衙門和社會風氣的轉變，洪亮吉在《守令篇》（載《清經世文編》卷二十一）中有個“三段式”的經典論述。
洪亮吉幼年時，凡是當地出一位府縣長官，其親戚朋友都要勉勵一番，並說：這是個繁缺，這是個簡缺，這個官缺不易治理，除此之外就不會再講其他的話了。二三十年以後，即洪亮吉還沒有做官時，風氣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時當地出一位守令，其親戚朋友勉勵謀劃的說辭完全換了一種口吻，說這個缺位能出息（進項）多少，這個缺位需要多少應酬才能做得下來，這個缺位一年能裝入自己腰包有多少。
洪亮吉
所謂吏治民生已不足掛齒了，因而出任府縣官的，他的智慮心思，包括他的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全部都在算計能撈多少錢財上。守令一定還要四處打探一年的陋規有多少，屬員的饋遺有多少，錢糧稅收的盈餘有多少。跟隨他的那些人，抱著慾壑難填的架勢，幫助主人牟利。因此不幸的是，一年之間守令換了幾個，而衙門的屬員，轄下的高商大賈以至小民百姓，已受無窮之累了，其間即使有稍知自愛以及真正想為百姓做點事的，十個人中沒有一二個，而這一二個人，又常被那八九個人恥笑為愚蠢、拙劣，不會為自己打算，而督撫等大吏也把這些人看作不合時宜，不中程度，想方設法早日把他罷官解職。如此一來，這一 二個人勢單力孤，不得不向那八九個人靠擾。到了洪亮吉寫這篇大作的時候，風氣又驟然一變：當守令的全都譏諷三十年前的官員多麼無能，缺乏搞錢的本事。因為他們或者十條大船，聯舸而歸，或者百輛駟車，絕塵而出，所帶回的財物往往是以前的十倍，難怪瞧不上“前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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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生於乾隆十一年（1746），他幼時所聞正是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此時官場風氣尚說得過去，官員還有些“心繫於民”的情結。儘管如此，生活在這一時期的鄭板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士大夫“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開始步入仕途。中間恰好三十年，風氣已經大變，也即官場中普遍蔓延的“千里為官只為財”的時期，而這一時期十人中仍有一二個想為民做事的人，或者潔身自愛，不同流合汙。但官場中已經難容正人，因而這風毛麟角的幾個人也自身難保，無奈何也加入做官只為財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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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卒於嘉慶十四年，從這篇大作完成到他逝世，中間又是十幾年，即嘉慶中期，官場風氣又一變，以不擇手段攫取民膏民脂為能事，這時的官員普遍恥笑乾隆後期的“前輩”撈錢不得要領。衙門風氣已經變成對“不越軌成員”進行集體制裁的時期。洪亮吉是一位有正義感的嚴肅學者，他提出的清代“人口增長論”具有廣泛影響，嘉慶四年，他因上書指陳官場風氣日趨卑下，幾乎引來殺身之禍，後來被髮往伊犁充軍。
“有理無錢莫進來”
過去在史書上經常看到“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記。載，以為說的是窮人沒有錢打不了官司，天大的冤屈只能往肚子裡咽。清朝人對這句話有更深的理解，哪就是富人也打不起官司，但富人因為有錢，就經常有“賊”惦記，想盡辦法把他牽扯進官司裡。方大湜在《平平言》卷二中說，“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話雖是諺語，卻是實錄。他列舉打官司所要承擔的種種費用：代書蓋戳，則有戳記費；告期掛號，則有掛號費；不等告期而傳呈，有傳呈費；準理而交保者，有取保費；房書送稿，有紙筆費；差役承票，有鞋襪費；投到，有到單費；踏勘，有夫馬費；坐堂，有鋪班費；結案，有出結費；請息，有和息費。這些費用加在一起，任何富戶也承受不起，何況還有“估家”一法，總之，很難逃得脫。汪輝祖也談到，“有理無錢莫進來”並非是官貪之意，而是名目繁多的費用。比如嘉慶時。湖南州縣官，凡是詞訟到官，並不立即審斷，而是先索取陋規，名目也五花八門，有掛牌、投到、門規、房規、鋪堂、坐堂各種名目，每項索要大錢數十千，而出票籤差，需索就更多了。也就是說，在一個案件剛剛進入司法程式，還沒有進行審判時，當事人就要拿出幾十兩銀子，這相當於一個普通人家數年的全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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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中人也不會坐在那裡等“生意”，有時會主動“上門服務”。傳紙費、坐差費等名目就是由此而來。傳紙費是民間遇有控訴，不等放告日期（官府在非放告日不接一般案件），書役“主動“走出去接狀紙，因此只要交“出使費”，就可以將呈紙預先傳入，出使費的數目要根據案情輕重確定，甚至有求準買批的事。
坐差是什麼？凡是遇有催查事件，或者傳集案犯，證人，胥役等要出錢給縣太爺，指名求派，這種點差費自幾千至一二十千不等，根據也是案件有多少利可圖。因為是花錢買的票差，衙役拿到傳票如獲至寶，抓住發財的機會不放，能交差也不交，甚至故意將案件拖延下去，最後受害的還是當事人。
為了招攬“生意”，還有“附加服務”。道光時的徽州府衙門附近，形成了出租一條街，租戶大多數都是各衙門的門丁、長隨、幕友。出租者為招攬“生意”，多置買一些年輕的女子，以便更好地為衙門中人服務，因此生意非常火爆。衙門外的一些人，見有利可圖，也加入進來，遇有訟案，先包攬下來，然後談定一個價錢，再轉給衙門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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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事如打槍，刮完換地方
“署事如打槍”是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對署理州縣官的形象說法。大意是說，署理官因為是暫時代理，因而能撈就撈，因為多則不到一年，少則幾個月就走人，故有“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意思。署理一般是任命同級或稍低一級的官員代理現職。清代道府以下官員署理，只要督撫委囑，上報吏部即可，因而署理官更能為所欲為。但讓張集馨大惑不解的是，州縣官前途有限，能撈就撈，而且署理時間短，難以查糾，但像道員這樣的監司大員也把署事視如打槍一樣，不擇手段斂取民財，這就有失政體了。他在書中記述了道員署事打槍的例證。
道光二十五年，張被委任為陝西督糧道，他的前任方用儀在交接前，讓他的子侄家人在雁塔買民間麥殼4000石，作為好米攙入東倉廒內。張到任之初，已得知此事，因而不肯出結，但署事的劉源灝已經結報，張為此感到十分為難。劉勸道“倉糧肯定沒有虧短，現在方道員已回江西，豈能奏調來省！”張不得已只好接收。
晚清時期
並對一個姓丁的胥吏說：“我初次放糧，斷不準像方道員那樣允許攙和，致使眾兵輕視，將來公事反不好辦。”到了放糧時，張指定好廒，讓營弁去領，而弁兵堅持說此廒是前任方道員的麥殼廒，管倉官同營弁辯論，營弁卻圍住倉廒喧譁不已。張集馨下令按營弁所指的倉廒放糧，開倉後營弁方知自己所指的才是方道員的麥殼廒。張再令人開啟前廒，全是圓淨好麥，至此，兵弁才無話可說。張考慮到這些麥殼存倉，終究是個禍患，於是命鬥級將方道員攙和的麥子風篩乾淨，再用好麥還倉，而將篩出的4000多石麥殼，鋪墊倉外低窪車道。如此一來，兵弁也不再懷疑了。
還有鳳翔府豫泰署任半年，專收壞糧，一時交者踴躍，而不顧倉儲好壞；他還將衙門巷口馬號轉給藩經歷，從中撈了一筆，是真正的刮地皮。張到任後，得知情況，藩經歷苦苦哀求，張也沒有辦法，只好聽之如故。陝西鹽道崇綸最會搞關係，上司也喜歡他會逢迎，在陝西多年，公事茫然不知，連最基本的案件都不能審理，但卻前後署理布、按兩司，又多次署理糧道，他信任家人薛坤，無弊不作，倉儲就更不用說了。
到了晚清，收厘金的差事最有賺頭，因而有“署一年州縣，不如當一年釐差”之語。可見，這時的署理更非從前可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