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有言：“ 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
成年人的世界，歷盡了世事滄桑，才明白人性有多複雜，人心有多微妙。
這6條社交潛規則，看似扎心，卻洞見了人際關係的真相。
01
沒有幾個人真心希望你過得好。
有段話說得好：
除了你的父母親人，和極少數朋友。
這個世界上因為你過得好而開心的人，永遠是極少數。
對於更多的人來說打聽你的事，只是為了確定你過得比他們差。
深以為然。
人性難以預測，人心最是微妙。
你過得好，別人可能以為你顯擺炫耀。
《道德經》有云：“光而不耀。”
內心成熟的人，不以強光耀眼他人，從不過度炫耀。
自己的喜事，自己品。
低調做人，不露鋒芒，便是一個人最大的智慧。
02
好人有好報，老好人沒有。
有段話說得好：
“老好人是一種毒藥，不僅讓自己上癮，還會讓對方對你的索求不斷上癮，直至最後大家都變成仇人，才會結束這種帶著強烈毒性的人際關係。”
好人有好報，爛好人沒有。
當你對所有人都好的時候，你唯一對不起的就是自己。
當代社會，人情冷暖尤為複雜，“損人利己”不可為，但“損己利人”，大可不必。
容人要有底線，善良也要有鋒芒。
做個可軟可硬、能進能退的人，才是聰明的選擇。
03
別人尊重你，不是因為你優秀。
別人尊重你，未必是你優秀，可能是因為別人優秀。
層次高的人，才擁有向下相容他人的能力。
而選擇尊重別人，才是他們最高的修養。
正所謂：愚者自大，智者寬容。
真正的聰明人，不高看自己，不低估他人。
他們不會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即使站在高處，也會俯身聆聽他人。
成為一個優秀的人，首先要學會尊重和包容別人。
學會尊重他人，才是一個人最大的自律。
04
別人可以自嘲，但你別附和。
有人說：
“自嘲，表面上是嘲笑自己的缺點。其實，是掩飾自己的焦慮和不安，想要從別人那裡得到些許安慰。”
所以，別人自嘲可以，但你千萬別附和。
否則，不僅傷害了他人的自尊，還可能給自己樹敵。
正所謂：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嘴欠刻薄和幽默是兩回事，口無遮攔和坦率也是兩回事。
《厚黑學》說：“
自嘲是謙虛，附和是蔑視
。”
真正的幽默，是開涮自己，而非貶低他人。
真正的智者，知曉言語的重量，在意他人的感受。
正如蔡康永所言：“我不在乎說話之術，而在意說話之道。我的說話之道，就是把別人放在心上。”
05
不把自己當外人，是一場災難。
人際交往上，有個著名的“
心理距離效應
”：
一個寒冷的冬夜，兩隻刺蝟擁抱在一起取暖。
但它們身上長滿了刺，緊挨著就會刺痛對方。
於是，兩隻刺蝟退開一段距離，但冷得難以忍受，又抱在了一起。
如此分分合合，折騰再三，它們終於找到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既能夠取暖，又不會被扎。
這個“刺蝟法則”，也就是我們說的八分待人。
人和人之間，最大的錯覺就是“親密無間”。
太不拿自己當外人，對任何關係來說，都是一場災難。
反之，對人八分好，留有界限感，才能澆灌出細水長流的感情。
06
你有用的時候，朋友最多。
你不優秀，認識誰都沒用。
心理學上，有個“蹺蹺板定律”：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像兩人踩蹺蹺板。長久維繫，需要雙方能力對等。
如果彼此的價值不對等，這段關係就會像蹺蹺板一樣失衡。”
成年人的友誼，多是勢均力敵。
要麼給別人創造價值，要麼向別人展現你的潛在價值。
只想在人家身上找機會，他人憑什麼要買賬？
正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你有用的時候，朋友才多；你沒用的時候，路人最多。
社交的唯一捷徑，就是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曾國藩是一個標準的傳統官僚，他科舉出身，從翰林院編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在那之後，他建立湘軍，帶兵打仗，最後一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可以說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我們可以透過曾國藩這個具體典型，觀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觀察一下清代官場的潛規則是具體如何運轉。
兩江總督收入豐厚，曾國藩一家卻生活簡樸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今天的江蘇、江西、安徽，總督主掌軍政民政，統轄三個省的一切文武官員。而就太平天國時期的形勢而言，兩江總督的重要性可謂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兩白銀。如果大致以一兩白銀兌換二百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為人民幣30100元，合成月薪約為2583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一百五十五兩隻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數額不菲的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為一萬八千兩 ，在全國總督中處於較高水平。
然而事實上，對於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準，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於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為收取規費有什麼不妥或者是腐敗，只要此種行為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頂級富人曾國藩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總督時期，曾國藩的衣著不修邊幅。趙烈文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時，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這一記載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曾國藩……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對家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他家裡只有兩個女僕，一個是老太太，一個是小姑娘，幫不上什麼忙。那麼總督府中的日子怎麼過活呢？曾國藩要求曾家的女人們，每天都要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醃製小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都要親力親為。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剿捻回任再督兩江後，為家中女人們制了個工作日程表：“早飯後，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巳午刻（早9點到中午1點），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後，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傍晚5-7點），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從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國藩如何收禮和送禮
成為地方大吏，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來謁見的下屬，都不會空手而來。身在官場，從始至終片禮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國藩“和光同塵”的作風，也不利於他在某些情況下與下屬建立基本的情感聯絡。所以在實在拒絕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從下屬送來的禮物中挑一兩樣價值最輕的。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親赴安慶，一為商量軍務，二為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向以能戰、能搶聞名，因此他既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給曾國藩送禮，鮑超卻不管這一套，他一共帶來十六包禮物，其中許多珍貴的珠寶古玩之類。曾國藩覽之而笑，從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還鮑超。收了一件什麼呢？一頂小帽。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餘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餘則全璧耳。”鮑超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又帶了十六包東西回去了。
曾國藩還收過美籍華人容閎“報效”的禮物。同治四年（1865），容閎從美國採購機器回到中國。兩年前他受曾國藩委託，以“出洋委員”身份，攜六萬八千兩白銀出洋採購機器，開啟了洋務運動之先聲。機器運抵上海之後，他赴南京向曾國藩彙報工作。此時曾國藩已經離開南京，北上剿捻。曾國藩知道，按中國官場慣例，容閎一定會向他致送禮物，因為曾國藩給他的是一個“肥缺”。所以曾國藩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既可收留，多則璧還為是。”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收受禮品，有一條預設的“價格線”。至於容閎所送的是什麼，價值多少，沒有留下記載。
當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物件，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 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過，他除了請人吃飯，還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程儀。
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後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件事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仍然認為不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