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固仁
“做官難，難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難，一件官衣度日艱，兩袖清風熬飢寒。”這是電視劇《濟公》裡的一句臺詞，卻形象道出了做官的難點。古代做官為什麼難？如若不想做清官自然不難，難的是要做清官。在清代，尤其是做京官是相當艱難的，因為什麼？低薪制度讓京官叫苦連天，卻又無可奈何。拋卻歷代來講，單從清代來看，便很有代表性。
康熙批覆奏摺
康熙八年，監察御史趙璟給皇帝寫了一份奏摺，專門對在京官員貧窮生活進行了訴求，他指出，京官的薪資連普通溫飽都難以為繼，加之各項支出龐大，因此希望皇帝給這些官員增加薪酬。然而建議最終被擱置。
到了雍正時期後經過研判，最終決定實行耗羨歸公，並且給地方官額外增加養廉銀，京官也開始實行“恩俸”即雙工資制度，但是涉及層面並不廣泛。真正讓京官普遍得到福利的是乾隆時期，無論級別高低一律按照原來俸祿加倍發放，彷彿讓京官過上了經濟實惠的生活。
其實不然，此後的京官依舊窮困。還是因為京官的支援相當龐大，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場潛規則的各種場面應付，甚至也可以解讀為是官場潛規則的盛行導致了京官的錢不夠花。其中，禮尚往來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京官儘管收入不高，但禮數最多，面子功夫必須做足。像必不可少的三節兩壽，座師、房師加一起，一年下來，沒有百八十兩銀子肯定不行。過去有一首詩說：先裁車馬後載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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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裝點門面的物件一個一個裁撤，維持不得已的生計。
此外還有長官、上司，同鄉、同僚的禮數更不能缺，這是一筆相對更大的開銷。這其中還包括官員的僕役、轎伕、門房的門包、門茶，一樣也不能少，因為官員在過去所使用的人，都是自己花錢僱來的，屬於真正意義上的“臨時工”。
雖然是臨時工“，但是本衙門的眾多茶房、皂隸、僕役，也要按節犒賞。在北京的一個嚴冬季節，李慈銘窮得把自己的皮大棉襖送進了當鋪，因為必須給轎伕、僕役賞錢。這是京官始終要保持的身份和體面。有趣的是，此前做京官的曾國藩因為窮困而被下人看不起，乾脆主動“炒了曾國藩的魷魚”，讓曾國藩相當尷尬氣憤，因此還寫了一首《傲奴詩》，最後卻不得不承認：“誰知傲奴乃過我”。連個奴子都比我厲害了。
曾國藩日記
除送禮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銷是請客吃飯。
京官生活的一大特點是安閒的“穩定”。許多衙門的作風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點卯，所以有大量時間可用於酒食嬉戲。京官又生活在一張同鄉、 同門、同僚編織起來的大網之中。一個官員要遵守官場的遊戲規則，他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圈子文化。為了維持自己的人際關係網， 需要不停地聯絡聚會。每年必不可少的 聚會吃飯是新春各部院的團拜，往往每年輪值一二人承辦，大擺宴席，延請戲班，價格不菲。除團拜外，平日也是日聚宴。
清人張宸的 《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趕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就是說你當官的圈子丟了，以後的所有人脈都將斷絕，這種情況對於熱心功名的人來說後果確實相當嚴重。因此京官生活的特點是政務不多，各種娛樂活動卻相當繁忙。因此每至夜則車馬盈門，燈紅酒綠。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經常提到的飯店名則有“聚賓堂”、萬福居“ 、“便宜坊” 等。
李慈銘日記
京官們還經常組成各種“沙龍”，或為品鑑詩文，或為研究學問，每會則必然聚餐。道光年間出版的《都門紀略》有詩曰：家居不易是長安，儉約持躬稍自寬。最怕人情紅白事，只單一到便為難。京官要不倒架子，要維持與他身份相稱的生活，就要講求居室、姬妾、輿馬、僕役，再加上歌郎、戲曲、冶遊、飲宴，這才構成整個京官生活場面。
按照各時期的物價水平計算，京官的收人維持其基本生活綽綽有餘，但要維持其官樣生活，即與身份相稱體面，必須依賴外官的別敬、炭敬、冰敬。
曾給曾國藩做過幕僚的薛福成總結說，歷史上，人們樂為京官而不樂為外官，但明清卻倒轉過來：“自古設官，重內輕外。。。。我朝頒祿，因明舊制。京員俸薄，不逮漢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歸公之後，外官有養廉，而京員無養廉，人情益重外輕內。”說的基本符合清代京官外官收人懸隔的實情。
外官收入一覽表
如果一位京官想要拒絕這種風氣，那麼所能面對的就是更為艱難的生活。當然也有一些拒絕潛規則，只靠自己一點薪水過日子的相當操守的官員，如之前沒有遇到普漲薪資待遇的清代名臣張鵬翮“居無一宅， 食無半畝，敝衣布被，家計蕭然，四壁空虛，一棺清冷，貧宦與老僧無異也。”于成龍因長年捨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所以得了一個綽號“於青菜”。辭世後，遺物僅有綈袍一襲，靴帶二套，粗米數斛，鹽豉數器，白銀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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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瑣當上巡撫，平時也不捨得吃肉，“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能堪者”，康熙當著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這些官員的操守是在付出巨大的物質忍耐力才達到的。此外嘉慶帝老師立朝五十年的名臣朱珪去世時，“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李慈銘日記中提到“以閣學攝禮、兵二侍郎”的“素無清名”的袁希祖之死更有代表性：“咸豐十年，袁希祖閣學暴卒。啟其篋，僅白金八兩，無以為殮。公卿為率費具棺。 袁以閣學攝禮、 兵二侍郎，素無清名。去歲方自閩典試歸，而其貧至此，京官之況可想。”
京官之窮在光緒時期京官劉光第把這種貧寒發揮到了極致。
他後來因參與變法而獲得重用後，操守和作風在軍機中也獨樹一幟。升了官，別人都要給報信的太監賞錢，只有他一個錢不給： “向例，凡初人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不僅如此，誰家有事，他也不隨禮：“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
窮困潦倒的劉光第
當了軍機章京，別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筆外官送的禮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既人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卻。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
如此當官風格，讓他升官反而更為賠錢，以至於每年要賠五百兩。對此情形他自己在家信中說：“兄又不分軍機處錢一文如不當多時，所賠猶小；如尚不能辭脫，則每年須幹賠五百金。”
基於以上原因，劉光第的生活自然擺脫不了艱窘。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描述自己的情形說，因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務，都是老婆帶一女僕親自幹： “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連廚手亦不能請了，全是一婢女與敝室同操作，日無停趾”。因家裡越發破舊得不像樣子：“去夏大雨後，屋頂全漏，爛紙四垂，屢次覓裱糊匠不得，及覓得，又以價太昂，屢相齟齬，直至冬月，始迫於不得已，費十餘金，乃收拾完好……頂棚末裱好時，客廳堵事，俱頗潦草。”窮的連房子漏雨都沒錢修理，也真是到了一定程度。
清代官員袍服等級制度
由於居住偏遠，養不起車馬，每天上班徒步十多公里，這種貧困狀況貫穿了劉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終。關於一般中 下級官員悲慘生活的資料更是比比皆是。有京官的自述，比如李慈銘自己日記中常有“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等記載；，當時還有個官員戴璐在《藤陰雜記》透過自己的目擊，記述張衡任工部司官時，“貧不能舉火”，就是連飯都做不起了。
李慈銘日記記載晚清的一個刑部主事，“貧瘁不堪， 門庭蕭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銘見了“毛骨灑悚”。嚇得他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某京官的親 友也提供過這樣的旁證：“餘屢次入都， 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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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現象，康有為還給了比較系統的總結說：‘京官寒苦，尤世所無。即大臣歲人僅數百金。。。故自大學士至於七品京曹，苟非望得總裁、主考、學政、房官閱卷之差，以認門生，收贄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結之人，殆皆餓死。”
因此，清代的京官普遍窮困，但是如果放棄操守，而終日與地方處好關係，每年也可以得到許多各種“敬“，然後在京官圈子裡不斷的研究銀子，日子過得也相當舒服，反之，如果單靠自己薪俸而堅持操守的京官，註定活得相當狼狽。
參考資料《一個京官的自述》、《李慈銘日記》、《給曾國藩算算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