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八年，二十七歲的曾國藩高中進士，接著又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俗稱點了翰林。
之後，曾國藩便請假回家，衣錦還鄉，在家將近待了一年之久。這一年曾國藩可沒閒著，他此次回家除了看望父母家人，還有一個重要任務：籌錢做官。
什麼？做官還要籌錢？
在清朝，剛考中的進士想要到北京當一個京官，沒有錢想都別想，因為花錢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首先，當時的交通很不方便，湖南到北京的路途又很遙遠。不像現在坐個高鐵，上午出發，下午就到。那會子進京當官，需要僱車僱馬，坐轎乘船，途中還要吃飯住宿。算下來，路費大概就要一二百兩。
這筆錢，政府也不給報銷，需要自己承擔。
到了北京，還有租房子、買官服、僱僕人、等等各種開銷。而且，身為帝國官員，生活還要體面，要租體面的房子，穿體面的衣裳，甚至連僕人穿得都要體面些。
這些零七雜八地算下來，起碼要上千兩銀子。所以，在清朝因為沒有錢中了進士當不了官的大有人在。
比如我們熟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他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刑部主事，但是因為家裡窮，拿不出錢，一度不想去就任，還是靠著別人的接濟才進京赴任。
當時曾國藩家裡也不算富裕，曾國藩家是從他祖父曾玉屏手裡慢慢發起來的，到了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裡總共大概有一百畝地，八口人，算下來人均十二畝半，算得上是一個小地主。
晚清時代的小地主也不算富裕，成天大魚大肉是不可能的。那時糧食產量低，賦稅和徭役又非常重，曾國藩家裡也僅限於能吃飽飯，逢年過節吃點肉。因此曾國藩一家都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祖父曾玉屏更是活到老，做到老，從來不肯閒著。
後來曾國藩家庭有了點積蓄，便開始供曾國藩父子唸書、考科舉，讀書考試的花銷成了曾家沉重的負擔。
就在中進士的兩年前，曾國藩上京參加會試，沒考上，第二年又一次上京，家裡就拿不出足夠的路費，只能向親友借錢上京趕考。
既然家裡不富裕，自然拿不出錢給曾國藩當官。但是這次不同了，曾國藩成了進士，又欽點了翰林，自然就有了門路籌錢。
在明清科舉時代，別說考中進士，就是考上秀才舉人都有很多好處。因為那時候考中舉人、進士，就意味著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享有種種特權，非常風光。有人記錄了那會考中舉人的盛況：
凡是中了舉人，報信的人都拿著短棍，從大門打起，把廳堂窗戶都打爛嘍，叫作“改換門庭”。工匠跟在後面，立時整修一新，從此永為主顧。接著，同姓的地主來和你通家譜，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來了，有人來拜你做老師，自稱門生。出門呢，坐著大轎，前面有人拿著傘，掌著蓋。婚喪事也不跟老百姓坐一起，得單獨弄個房子叫大賓堂。
《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這一節就寫得很形象，中舉前的范進家裡吃不飽飯，經常被殺豬的岳父羞辱。但是一中舉人，城裡的鄉紳馬上就來拜訪，不斷地有人來巴結，送房子送地、送雞送鴨、送店房，還有的投身為僕，不到兩三個月，什麼都有了。一向趾高氣揚的胡屠戶從此在范進面前大氣都不敢出。
曾國藩更不得了，這麼年輕的翰林公，前途不可限量，將來混得再差，也能當個知縣道臺，要是混得好，部堂總督大學士也不是沒可能。
因此，曾國藩在北京的捷報傳到家鄉，前來攀附的人絡繹不絕，縣令立馬坐著八抬大轎，和曾國藩的弟弟們稱兄道弟，還把曾國藩的父親稱為“老太爺”。
曾國藩此次籌錢有三種途徑。
一是打秋風，收賀禮。曾國藩在來家一共待了將近三百天，其中花了大概二百天用來拜客。對於這位新科進士，大家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曾國藩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隆重的歡迎，又是擺酒款待，又是請戲班子唱戲，臨走時還會贈一筆錢。
曾國藩到的第一家是岳父家裡，岳父不僅大開筵席，還給了曾國藩十二貫零八百文銅錢，相當於八兩銀子。除了拜訪親朋好友，曾國藩主要的拜訪物件是湖南各地的官員，官員們為了構建關係網，出手也很大方，他到武岡，當地知州楊超任出手就是二十兩紋銀。
除了親戚、朋友、官員外，曾國藩還拜訪了一類人，那就是老家湘鄉在外地開店的商人，比如當鋪、紙行、布店、百貨店等等，曾國藩都去了。那時候的商人身上有錢，地位低微，自然會巴結這位新貴，說不定哪天碰上事要求他呢。
曾國藩拜客比較辛苦，他總共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幾個縣，什麼湘鄉、寧鄉、衡陽、清泉、武岡、新化、耒陽、永興、安化，他都去過。拜了將近二千戶人家，就好比遊方和尚去化緣。
收穫頗豐，有人統計，曾國藩透過這種方式至少得到一千四百兩銀子。
二是借錢。除了別人送錢，曾國藩也主動像別人借錢，比如他的日記中就有“向大啟借錢為進京路費，大啟已諾”的記載。
三是幫別人打官司。清朝的舉人進士是有權介入縣衙的司法活動的，曾國藩那時有個朋友，典當了別人的一塊田地，這塊地的舊佃戶卻阻撓新佃戶下地耕種，曾國藩就寫了一封信給當地司法部門的官員，帶人把那個強悍的舊佃戶抓了起來。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會幫人做些民間糾紛調解工作，每次能賺個幾十兩銀子。
透過這些方式，曾國藩至少收入了二千兩銀子，有了錢曾國藩就買了許多好衣服，穿著變得講究了起來，出門時也有了排場，不僅坐著八抬大轎，身邊還要跟個僕人，官威十足。
到了北京後，曾國藩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一職，由於他官運很順，三年時間就連升了四級，成為從五品的翰林侍講。
但是日子卻過得十分地窘迫，當官的第三年，曾國藩的僕人和他發生了衝突，吵了一架，原因是曾國藩生活貧窮脾氣又大，僕人受不了也看不起他，之後另尋高枝去了。
此外，曾國藩還有幾個窮舅舅，原本盼著曾國藩當了官能沾點光，結果曾國藩當官當了好幾年都沒能接濟他們，可見曾國藩經濟狀況不太樂觀。
為什麼曾國藩的日子過得這麼苦，連僕人都看不起他呢？原因很簡單：收入少，花銷大，入不敷出。
作為七品官的曾國藩，每年的俸祿收入是90兩，此外還有45斛祿米（約22石），折算成銀子總共就是124兩左右。
相對於收入，開銷就很大了。當時有人這樣計算京官們的開支：“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
也就是說，過得再節約再刻苦，每天至少要花一兩銀子才能勉強把日子過下去，一天一兩，一年就是365兩。
每年至少還差240兩。這些錢都花到哪些地方去了呢？我們來看看曾國藩的一些開支。
首先是房租，這是大頭。作為朝廷命官，住的房子不能太寒酸，得寬敞氣派，為了上班，地段也不能太差。因此很多京官即使窮，也會租大房子。
為官第二年，曾國藩租下繩匠衚衕的一處房子，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是13兩8錢，一年就是160多兩。僅此一項，全部工資都不夠。
其次是人情往來。翰林院的工作很清閒，官員們不必忙於上班。但是有一樣比上班更累人，那就是社交應酬。那時的官員必須透過結交朋友構建自己的關係網路，要不然就很難在官場上混，日日宴請那是常態。
曾國藩性格也很外向，愛交朋友、愛遊玩。因此應酬也多，別人請客，曾國藩也得回請。遇上逢年過節、紅白喜事還要隨禮交份子錢。這一項人情往來的開支就花去110兩銀子。
最後一項大的開支是生活費。曾國藩進京不久，夫人也跟了過來，幾年間又生了幾個小孩，日常生活開支，僕人的工資等等也不小，算下來每年要180兩銀子。
此外，清朝的翰林需要經常出入宮廷，服裝必須體面，曾國藩雖然比較節儉，但是在這方面絕不含糊，僅帽子，曾國藩就買了十幾頂。每年通常會花費十幾兩到幾十兩。作為文化人，曾國藩很喜歡買書，每年花在買書的費用上也有幾十兩銀子。
綜合算下來，曾國藩一年的赤字達到340兩左右。開頭講，曾國藩透過籌錢大概收入了2000兩銀子，除去幫家裡還債，賙濟窮苦的親友，進京的路費，曾國藩到北京後至少還剩了1000多兩。
然而曾國藩到北京兩年後就把銀子花得精光，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關將近，向朋友借了50兩銀子才勉強過了個年。
其實從表面上來看，京官們的日子會很窮。其實不然，儘管開支那麼大，俸祿那麼低，很多京官的日子過得非常滋潤，因為他們有各種計劃外收入。
清代的京官窮，地方官富，地方官為了建立在中央的聯絡網，日後好辦事兒，往往每次進京都要給京官們送禮，冬天的叫“炭敬”，夏天叫“冰敬”，分手時給的叫“別敬”，逢年過節叫“節敬”“年敬”，這類的饋贈，少則數兩，多則幾十上百。
曾國藩剛來，沒什麼人脈，一年也能收個百把兩。
除此之外，很多京官為了開闢財源，享受生活，還會替地方官跑關係，找門路，落得些手續費和跑腿錢。
但是曾國藩進入翰林院之後，眼界大開，受到很多優秀的人的影響，決心做聖賢，不靠當官發財，幾乎不為自己謀求私利，做那些偷雞摸狗的勾當。
當然，曾國藩也發過一筆不大不小的財。皇帝們知道京官很窮，偶爾也會給他們提供改善生活的機會，就是派往各地當鄉試的主考官。這可是個肥差事，很多人都眼巴巴地盼望著有這麼次機會。
每次鄉試結束，地方官場要送給主考官一筆“辛苦費”，一般都有幾千兩，曾國藩就得到一次到四川任主考的差事，可把他高興壞了。
這一趟，四川省補貼了曾國藩2400兩，四川總督、布政使和幾個道臺每人送了100兩，加上其他官員送的，總共有有4751兩。另外，路過西安、保定等地，當地官員也會送，加上節省的旅費，曾國藩此行收入有6000兩之多。
以一兩銀子摺合現在200塊錢算，大概120萬。
發了這樣一筆財後，曾國藩經濟條件大為改善，不僅把歷年積欠的1400兩欠款還清，還給家中寄去了600兩銀子還賬，同時又拿出400兩贈送親戚。
曾國藩的仕途很順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十年七遷，很快就成了副部級的高官。
當了侍郎的曾國藩，年俸漲到150兩銀子，各項收入加起來有620兩，因為不伸手撈錢，生活過得依舊緊巴巴，因為隨著交往等級的提高，各項開支也加大了，交通費一年就要四百兩。
所以沒過多久，曾國藩餘下的錢用完後，又得借債度日。曾國藩去北京當官後，從未回過家鄉，並不是他不想回，而是經常手頭緊張，不好回去。
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在家書中寫道：“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
誰能想到，堂堂的副部長高官，不僅欠了一千多兩銀子，連回家的路費也拿不出來。直到咸豐二年，曾國藩母親去世，他才回到老家結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涯。
但是人走了賬還得接著還，然而到了同治三年，曾國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錢還清。此時的曾國藩，已經做了五年的兩江總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