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後孫權時代二十八年間吳國動亂迭起、政局動盪，孫休在執政後似有推出方案、重振國勢的志向，但受其個人格局的限制，沒有有效的治國措施，而他所重用的濮陽興、張布等人也實在缺乏應有的政治素質，在國家權力位置上胡亂作為，錯失了挽救國運的最後機會。《三國志﹒濮陽興傳》及其引注與《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等處介紹了濮陽興在吳國孫休執政期間受到重用後的行為活動，記述了他在孫休死後選擇君主問題上的昏聵決策，表現了這一國家掌政人低劣的品質和能耐，他是吳國最終走向死亡之路的有力推手。
濮陽興，字子元
濮陽興，字子元，兗州陳留（治今河南開封）人。他的父親濮陽逸在東漢末年躲避戰亂來到江東，官至長沙太守。濮陽興年輕時有士人的聲名，孫權曾任用其為上虞（治今浙江上虞）縣令，後來升任尚書左曹，為有特定分工的尚書。又曾以五官中郎將的身份出使蜀國，返回後被任為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太守。濮陽興此前雖然沒有出眾的成就，但在職場上還是順風順水，平穩進展的。
因結交孫休而入朝受寵
當時孫權的第六個兒子琅琊王孫休被諸葛恪遷往丹陽，因受到丹陽太守李衡的多次侵擾，在他的請求下朝廷安排孫休遷居會稽。時任會稽太守的濮陽興與他交結深厚，等到孫休在258年即位後，即徵召濮陽興入朝擔任太常、衛將軍，負責軍國事務，封爵外黃侯。外黃（治今蘭考東南二十公里）為陳留郡下屬之縣，濮陽氏就出自該縣，孫休是有意將濮陽興封為本縣之侯，可見對他的看重和寵幸。濮陽興當時在朝中成了皇帝孫休最親近的臣屬，與他同時受到信任的還有先前擔任會籍王督將的左將軍張布。
在內政決策上招致民怨
260年，吳國都尉嚴密提議修建丹楊湖田，築浦裡塘，這是在今安徽當塗東與江蘇高淳、溧水交界處的石臼湖。孫休詔令百官相聚商議嚴密的提議，大家都認為工程費工太多而湖田不能保證造成，只有濮陽興認為可以成功。濮陽興是新皇帝最信任的人物，事情大概就順著他的意思決定下來了，於是朝廷召集眾多兵士和百姓前往修建，工程耗費人力財力不可勝數，士卒死亡逃跑和自殺的很多，百姓為此非常怨恨濮陽興。
262年，孫休任命濮陽興為丞相，濮陽興和張布二人受到尊崇而執掌朝政：張布主管朝內官署，濮陽興主管軍國之事，二人在朝廷內外相互勾結、阿諛欺矇。孫休曾宣稱要君臣共擔榮辱，共同為國家興盛而努力，而他在治國實踐中卻一味偏重過去與自己相好的官員，君臣一體完全成了一句空話。他們君臣實是逆民情而行事，吳國人為此非常失望。
對待交州叛亂的偷安心態
263年二月，吳國交趾（治今越南河內東北）有人因為勞役加重而圖謀作亂，郡中吏員呂興等人藉此煽動士兵和百姓，招誘各少數民族部落反叛，九真（治今越南青化）、日南（治今越南廣平美麗縣）二郡也都起而響應。丞相濮陽興從南方屯田的人眾中選取了一萬人組成軍隊，又從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中劃分地盤設定天門郡（治今湖南慈利東北），準備據守險要，截斷南方叛軍向北的進路。面對南部交州出現的叛亂，他並未派出出征平叛的部隊，也為實行有效的安撫，而是堵住叛軍進擊之路，只想保持中心地區的安全，這是一種放棄交州的消極退避的處置方式，作為丞相的濮陽興在此顯示了嚴重的偷安心態，也顯示了他治國上的無能。
在孫休身後的昏聵決策
264年五月，孫休臥病在床，他口中說不出話，於是手寫便條叫丞相濮陽興入內，又讓太子出來拜見濮陽興。孫休拉著濮陽興的手臂，手指著太子孫 託付給他，幾天後三十歲的孫休去世。孫休生前明顯是想把權力交給兒子，他是把濮陽興作為託孤之臣對待，想必濮陽興也是當面應諾了的。
孫休去世後，大臣們提出上一年蜀國剛剛滅亡，交趾的呂興又聚眾反叛，國家形勢十分嚴重，應該選定一位年長的君主來執政。當時左典軍萬彧曾經擔任過烏程（治今浙江吳興南十二公里）縣令，與烏程侯孫皓相友善，就向濮陽興極力推薦說：“孫皓的才識和明斷能力，可以和長沙桓王孫策相類比；同時又非常好學，遵奉法度。”濮陽興和張佈於是認可了孫皓。
在這裡，孫休在世時因為信任和重用濮陽興兩人而與臣民們存在隔閡，他死後大臣們想要改變孫休安排的繼位人選，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濮陽興和張布兩人是孫休執政和用人方針的受益人，他們竟然也同意了大臣們關於改變孫休繼位人選的意見，對孫休臨終時的託孤承諾就根本沒有打算兌現。
濮陽興顯然不明白自己在朝政關係中的政治站位，也缺乏傳統文化中一直崇尚的忠誠和信用。當然，大臣們關於選擇年長者為君主的意見是以為國運考慮的藉口提出來的，似乎也不無道理，濮陽興同意了這一提議，好像也有些為了國家而不顧私情的情懷，但根本的問題是，他與張布並沒有什麼考察到的理想人選，同時對萬彧所薦舉的孫皓並無絲毫瞭解，也並不準備作出必要的打探，就決定改變孫休的繼位安排而迎接孫皓為君主。濮陽興是在決定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的問題上掌控著關鍵性的權力，而他在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因為輕信而作出了草率選擇。
決定作出後他又勸說孫休的夫人朱太后，提出想要立孫皓為繼位皇帝。朱太后說：“我是個寡婦，怎能考慮國家的大事，只要吳國不遭隕滅，宗廟有所依賴，就可以了。”於是群臣們就迎立孫皓繼位，在濮陽興的主持下孫皓被推上了皇帝之位。事實表明孫皓是吳國曆史上最昏庸殘暴的皇帝，正是這一推舉窒息了吳國最後的振興機會，最終把國家匯入了難以逆轉的滅亡之路。
個人的悲劇性結局
孫皓即位後加授濮陽興為侍郎，又任命其兼任青州牧，算是給了功臣應有的獎賞。而孫皓在自己地位逐漸鞏固後，開始變得粗暴驕橫，他沉湎於酒色，在政治上胡作非為，全國上下大失所望，濮陽興、張布也暗自後悔。不久萬彧譖毀說濮陽興、張布悔恨原先迎立孫皓為帝。當年十一月初一上朝時，孫皓藉機收捕了濮陽興與張布，將他們流放到廣州，又派人在半路上將兩人追殺，並夷滅了他們三族。
結語：
史家陳壽在篇末評論說：“濮陽興身居宰輔之位，不考慮治國的大略，與張布勾結為非，採納了萬彧的一面字詞，受到誅殺和夷族正是當然的結局。”政治人物的結局和國家的命運往往是聯絡一體的，一度執掌國家權柄的濮陽興並非有意毀滅吳國，但他推舉孫皓為皇帝的昏聵作為無異於把國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最終也導致了自己悲劇性的人生結局，這也是德才不堪之人佔居高層權力位置後胡亂作為而很難避免的下場。
參考文獻：《三國志﹒濮陽興傳》及其引注與《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