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名將陳賡奉命率第四兵團配合四野部隊，與桂系軍閥頭子白崇禧手下的近四十萬人馬作戰。
就在我各路大軍都在節節勝利、到處捷報頻傳的時候，陳賡卻做了一個令部下都大吃一驚的決定：要求第四兵團各部隊馬上撤軍。
當陳賡斬釘截鐵地說出“把部隊撤回來！”這句話，副司令員郭天員驚訝不已：“什麼，撤回來？”
此時我軍節節推進，敵人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在這樣的時刻撤退，郭天民真有點接受不了。
第四兵團是一支所向無敵的英雄部隊，居然還未遇到敵人就自行撤退，那怎樣向上級交代，怎樣向迫切要求追擊敵人的部隊交待，怎樣向剛解放的人民群眾交待！能說我們害怕敵人反攻？
郭天民半晌沒出聲，思索了好久，才婉轉地說：“司令員，這樣撤退會不會影響不好？在敵人土崩瓦解的時刻，給敵人喘息的機會，給敵人造成欺騙群眾的輿論，穩定軍心的藉口，敵人會說，我們是被打敗的呀！”
陳賡心中感到一陣刺痛——郭天民所講的並非只是他個人的看法，恰恰反映了部隊裡普遍存在的過於樂觀的情緒。
面對這種情況，我軍一些領導幹部也顧慮重重，不願給下級潑冷水，擔心打擊了戰士的積極性，更怕造成什麼“政（治）影響”。
陳賡指著地圖說：“你看，現在我們手中的兵力全都撒出去了，15軍還在福建，即使現在集結，歸還建制也需要時間，眼下的戰役是趕不及了。13軍、14軍今天渡過贛江，桂系夏威兵團兩個軍在高安以南集結，雙方兵力相等。
“我們可以電請四野十五兵團的43軍以兩個師向高安挺進，以一個師進入南昌接防，騰出我們在南昌的37師加入追擊，這樣到下月初增加了一個軍的兵力，有可能殲滅敵人一部。”
“但是，我們要考慮這幾個因素。”陳賡眉尖蹙動，一面思考，一面緩慢地說道：
“第一，軍委釋出的湘贛作戰計劃，僅命令我兵團在江西境內配合四野，在上海沒有攻佔之前，整個二野都是戰略預備隊，要防止帝國主義可能的侵略。南京英國軍艦‘紫石英’號的事件，就是一個苗頭。
“上海戰局已經到了最後階段，我軍正合圍吳淞口，從5月20日開始的這一段時間，可能是美帝入侵危險最大的時候，否則上海解放，美帝再出兵就遲了，為此我們不能把兵力全部投入贛江以西，前出太遠，當需要東移的時候，就無法收回了。
“第二，四野先遣兵團是過了江，但主力尚在南下途中，上千裡的行軍，雖然部分路段可能乘車，主要還是步行，南下後需要時間集結、休整。他們面臨的問題很多，士兵逃亡問題，後勤供應，特別是糧食，將是個突出的問題，再加上陰雨連綿，東北大漢不耐南方溼熱，更需要有一定的時間適應。
“我估計，四野大約要到6月底，即一個月之後，才能大舉深入中南。在四野主力未南下的情況下，我們四兵團僅以二三個軍的兵力渡贛江作戰，有可能變成孤軍深入。
“第三，白崇禧華中集團的主力從武漢撤出，向衡陽集結，獲得了戰略機動。月底以前，敵人有可能調集六七個軍到贛江西岸，形成區域性優勢，白崇禧主動從武漢撤退，在戰略上是高明的一著。
“最後一點，在我們南面還有敵人兩個兵團番號的七八萬人，江西方天的兩個軍和胡璉的十二兵團兩個軍，還是有一定戰鬥力的……”
在陳賡分析戰局時，郭天民一面傾聽，一面默默計算敵我兵力、距離，也顧不上插話，只是連連點頭。
陳賡又一次盯住地圖，慎重地考慮。“如今江南梅雨，6、7月是洪水高峰期，老蔣、白崇禧想用和談把我軍拖到5月以後，就是想用長江洪水阻擋我軍渡長江，這一陰謀沒有得逞，現在白崇禧也會利用洪水。
“最近連日大雨，贛江水位已經開始上漲，而謝埠市的戰鬥又給我們上了一課，背水作戰會是一場災難。假如我軍在贛江西岸遭到敵軍主力反擊，洪水又隔絕了援軍及後勤供應，搞不好會吃大虧，會影響全國解放的程序。
“兩個軍西進，在最好的情況下，至多隻能獲得某些戰術上的勝利，並不能消滅敵人的主力。如果我軍撤回贛江東岸，可以麻痺白崇禧，待四野主力到達，我兵團前出於敵人後方，斷其退路，他桂軍就可一鼓就殲。
“追著敵人屁股打，就算桂軍不反攻，把他一直趕回到廣西，敵人會變得更加頑固有困難，廣西又是桂系多年經營的老巢，西南地區大；兵團作戰我們沒有群眾基礎，戰爭就會更加複雜，我們應該儘可能地把白崇禧集團消滅在湘贛地區。老郭啊，你再考慮考慮，我們再開會研究。”
這番推心置腹的話語感染了郭天民，雖然他未完全想通，但也爽快地答應，馬上制定回撤的方案。
就在這天半夜，陳、郭二人正在商討敵情，一名警衛員突然急匆匆跑進房間，嚷道：“司令員，你可真神了，政（治）部、後勤部屋裡進水了，同志們都被圍在屋頂上，游水出來了幾個，請司令部派船去救援呢！”
回撤的一週之後，一場幾十年未見的特大洪水就衝了下來。
後來發生的事實進一步證明，陳賡下令撤軍的舉措很及時，是一個明智之舉，由於四兵團及時撤回贛江東岸，成功避開了白崇禧的圈套。
郭天民由衷地說：“司令員，我是五體投地的佩服！你確實高明，大大的非常的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