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就是古代的流放之刑。在古代眾多刑罰中，流刑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它介於死刑與普通刑罰之間，是古代君王，對犯了重罪之人的一種懲罰。讓原本可以實施死刑的罪犯，得到一份生還的機會。這樣的做法，無疑是體現了古代君王的仁德之心。而儒學家丘浚也在《慎刑憲》中說道：
“刑以弼教。教之大者，倫理也。”
主要核心也是指出刑罰應該意在教化，才算符合倫理綱常。而流刑的誕生，恰恰是體現了古代君王對儒家學說的包容與適從。話雖如此，流刑對犯人的打擊，仍然很大。今天，我們就從流刑的起源與發展，淺談一下古代刑法與儒家思想相結合的理念。
流刑是如何產生的？
流行最早的產生背景，差不多要追溯到遠古時代。我們都知道，在遠古時代的母系社會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叫做“氏族”。這樣一群有著血緣關係的人，一同生活在某個地方。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古人對無法解釋的現象，便將其與鬼神結合在一起。氏族中人犯了大錯，比如造成了糧食短缺，亦或是親人離世。氏族首領，就會驅逐這個犯了錯的人，讓其遠離群體，獨自生活。而在那樣的時代裡，一旦脫離了群體，就很難能夠生存。因此被驅逐離開群體的人，和流放別無二致。這應該算是，歷史上流刑的最早前身。
而歷史上真正對於流刑，有所記錄和實行應該是在商周時期。《尚書》中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流刑。《尚書》裡記載：
“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其中提的“流”、“放”、“竄”、“殛”，都是“流宥五刑”之中的流刑，意思是驅逐、流放。關於流刑的施刑地點，《史書》是這麼記載的：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
罪犯被流放，其地點各朝代不一，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遠離故土，流放海外。歷代流放的地點，都是經過君王深思熟慮而產生的結果，大多是些漠北苦寒之地、荒無人煙的小島。比如黃帝時期，曾說過：
“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開二萬五千裡”，
再比如唐代宰相李德裕，就被髮配到海南島，曾經留下說這樣的詩句：
“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還”。
對於古代人來說，背井離鄉的遊子，尚會發出“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思鄉感慨。對於流放的犯人，這種感覺則更深。而且路途遙遠，資源匱乏，在路上病死的犯人，也不在少數。所以，流刑看似是暫時擺脫了死亡。卻對罪犯來說，是一種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打擊。
流刑的發展與改革
秦朝以前的“流刑”，雖然有記載，但是大多施行於口語化。真正將流刑體系，演變成一種專門的制度，其實是在秦朝以後。秦朝的法律嚴明，對於流刑，也有相關的規定。《雲夢秦簡●法律問答》中記載：
“五人盜，臧（贓）-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
可見，在秦朝的流刑，是對偷盜之人進行的處罰。秦朝法律中明確表示，如果五個人一共偷東西，贓物價值在二百到一錢，就要“遷之”，也就是流放。而除了對盜賊施行流刑外，還有的就是對重大罪犯的一種“殃及刑罰”。
比如當時權勢滔天的嫪毐，經過秦始皇的謀略部署，最終拿下了嫪毐。對其施行車裂，但是他的門下罪不至死，因此施以流刑。《史記》中記載：
“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而流放的地點，正是房陵。秦朝的流放地點，大多都在房陵，除了嫪毐的門下，當初秦始皇打破趙國的時候，趙王也被流放在房陵。房陵自古以來，就是歷代君王流放的最佳去處，就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南通川陝，北抵鄖漢，東連襄鄧，西接金商。”
而距離統治者的都城，相距還不算遠，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君王能夠及時作出反應。因此，秦代以後的流放地點，也大多在房陵。
流刑的本意，就是在死刑上“罪減一等”，起到君主仁慈的表現。而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各類刑罰量刑的時候，也都考慮孔子所說的：“不教而罰是為虐”的仁愛思想。刑罰作為輔助作用，意在教化犯人。因此，流刑在這一時期，是體現君主對儒家思想的踐行與尊崇。與之前類似的是，漢朝受流刑的罪犯，並非只是流放即可。君主法外開恩，也並非是任由罪犯去享福，而是要幹活出苦力的。比如在《漢書●高祖紀》中記載：
“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將罪犯流放關中，用來修築長樂宮。再比如《漢書●成帝紀》中記載：
“前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
罪犯流放，體現君主的仁愛之心，讓他們大興土木，一來可以充當勞動力，減少民夫的勞動，二來也是給他們一個贖罪的機會，為當時犯下的罪行付出應有的代價。這一做法的施行，既懲處了罪犯，又體現了君主的儒家思想，得到了百姓的信服。
南北朝中後期，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局面。朝廷律法，早就失去漢朝人性的光輝，漸漸演變成，僅僅是為了懲處罪犯的一種刑罰。而由於南北朝特殊時期，戰亂四起，這些犯了死刑的人，就酌情法外開恩，意為讓他們流放到軍隊，充當士兵人力，為君主打仗。《齊書》記載：
“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
如此流放，也是戰亂時期的一種權衡手段罷了。將流刑制度繼續細分，成為明令典型的一種，其實是在唐朝。唐朝延續了秦漢時期傳下來的流刑制度，並加以改良和區分。對於不同犯人流放的時間和地點，都有所規定。比如李淵在位期間，對死刑犯網開一面，將其流放：
“於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唐朝律法規定，施行流刑以“千里”計位，從一千里、兩千裡往上疊加。犯的罪越重，發配的地方自然越遠。但是唐代流放的罪犯，並非一生都要遠離故土。《唐律疏議》中記載：
“役滿一年及三年，或未滿會赦，即於配所從戶口例，課役從百姓。”
罪犯流放一般一到三年就釋放了，這個釋放的先後，要依據罪犯的情節輕重。
到了宋朝，流刑漸漸衍生出了別的刑罰，比如刺配刑和充軍。在其原有流放的基礎上，增加了“刺配”，就是在犯人臉上刺字，類似春秋戰國傳下來的“墨刑”。《水滸傳》中的林沖、宋江等人，都受過刺配之刑，並被流放。這對古人來說，是種莫大的恥辱，即便恢復身份，臉上的刺配標誌，也讓犯人很難做人。宋朝律法有此規定，意在提高律法的嚴明，讓以後的人引以為戒，卻與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後來很多人加入梁山泊，也是因為其刑罰太重，被逼無奈才加入了梁山。刺配之刑，和流放相輔相成，或者說，刺配是歸屬於流刑的一種。《宋史·刑法志三》中記載：
“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
犯了重罪，本應該“刺配”的，若是情節較輕，便可以只需要流放，卻不用刺配，這對凡人來說，也算難得的法外開恩了。
元朝開始，對流刑的制度體系，基本延續了唐宋的辦法。唯一的改革，對流放的罪犯施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政策，《元史。刑法志》中記載：
“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
其意很明顯，古人對於家鄉的情節是情根深種的，南方籍貫的犯人去北方流放，北方籍貫的犯人去南方流放。就是為了讓他們遠離故土，去荒涼的地方流放，以示懲戒。流刑到了明清，經常與充軍一起論處，卻又大有不同。總的來說，犯人如果可以挑選的話，都會希望流放，而並非去充軍，理由很簡單，《清朝續文獻通考》中記載：
“軍罪雖發極邊煙瘴，仍在內地，遣罪則發於邊外極苦之地，所謂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此軍與遣之分別也。”
可見，流放雖苦，卻要比充軍幸福得多。
如何評價流刑這一刑罰？
流刑自商周興起萌芽，意在懲戒犯了重罪之人。以遠離故土，流放荒涼之地作為懲罰。其實最初並無人道主義意思，就是因為古人的故鄉情結嚴重，而流放異地的痛苦，甚至比死還要難過。所以，在早期流放的犯人，自己結束生命的現象，也並不少見。而從漢朝開始，因為對於儒家文化的尊崇，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在於這個“仁”字，寬恕別人，有教無類。才有了對犯了死刑犯的寬容，所謂“法外開恩”就是從這個時候興起的說法。對死刑犯罪減一等，流放做苦力來贖罪的辦法，無疑與儒家文化大程度相符合，古代君王但凡想要得民心，必須要以仁愛之心來對待百姓，因此流刑的改革與發展，正是順應了儒家文化的宗旨。
尤其是到後來的明清，皇帝對於流放的罪犯，給予了很大的寬容。流放並非意味著政治生命從此結束，明朝出臺的“輸役”政策，就是為流放的罪犯量身打造的，只要做苦力或者擔當一部分朝廷的責任，就可以以此來減少流放的時間，獲得自由的權利。這一改革，對於古代的人民，不僅僅是一種巨大的恩賜，更是體現了君主仁愛百姓的胸襟。
總結：
流刑的誕生，從表面來看只是種普通的刑罰。但其實，它的存在是用來安撫民心的制度。試想一下，暴秦、隋朝為什麼那麼快覆滅，除了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外，朝廷對待罪犯的刑罰也太過慘重。當初劉邦不過是十里亭長，哪裡有推翻暴秦的膽量，無非是因為誤了押解民夫的時辰，考慮到後果，才不得不揭竿起義。所以，刑罰太重的結果，就是官逼民反。而流刑這一刑罰的產生，恰好彌補了刑罰的嚴苛性，給了百姓一種安定的日子，體現君主的仁愛儒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