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爾哈朗擒殺了何騰蛟，拭乾淨刀口上的血，發現明軍已不戰自潰，也就不再客氣，分兵追殺。
寶慶、黔陽、沅州（今芷江）、靖州、衡州、全州、道州等地又紛紛重落清軍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襲擊陳友龍部得手的郝永忠還沉迷於內戰之中不能自拔，他本著除敵務絕的態度，到處追擊陳友龍的殘部，在黎平府東南的中潮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血腥的激戰，終於成功地獵殺了陳友龍。
然而，他還沒來得及得意，清軍已經殺到。
這樣，猝不及防的郝永忠部陣腳大亂，兵眾大潰。
郝永忠只好狼狽不堪地退往廣西慶遠（宜山）。
黎平府隨即被清軍佔領。
濟爾哈朗又親率主力進討由堵胤錫、李赤心率領的忠貞營。
忠貞營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解去長沙之圍，移營東進，駐軍於湖南郴州地區。
這兒，已遠離忠貞營的夔東基地，湖南飽經戰火，地方殘破，難於就糧，而扼據攸縣、茶陵一帶的其他明雜牌軍隊又惟恐忠貞營過境將危及自己的地盤，以武力阻止忠貞營透過。
又因為南昌已於正月失守，援贛的任務已經不存在，忠貞營數十萬人處於飢寒交迫、進退失據的困境之中。
濟爾哈朗大軍進擊，忠貞營力戰不敵，只好向南撤退。
忠貞營一退，偌大湖南，再無一支象樣的明朝軍隊。且廣西的門戶全州又在清軍之手，永曆朝廷再次面臨傾覆的危險。
所幸，北方山西姜瓖據大同而與清廷叫板，清廷京師兵力空虛，多爾袞於順治六年八月間下令濟爾哈朗“班師還京”。永曆朝廷這才又躲過了一劫。
姜瓖，陝西榆林人，將門世家，崇禎末年，姜瓖兄弟三人同為明朝總兵，其中，哥哥姜讓為陝西榆林總兵，弟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本人為山西大同總兵。
自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佔領西安後，姜氏三兄弟先後投入大順政權。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揮師進京之時，姜瓖射殺明室藩王，以獻城之功拜見李自成，自以為會得到重賞，哪料李自成斥訓道：“朝廷以要害重鎮寄汝，汝何首降？”命人推出去斬了。是大順軍將領張天琳替姜瓖求情，說什麼：“欲定京師，而殺首降，非所以勸歸順也。不如釋之，以招歸順。”李自成才饒姜瓖不殺。
姜瓖是一個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小人，大明王朝勢危，他投降了李自成；而李自成在山海關戰敗，他便舉大同、寧武、代州等地投降了清軍，並殘忍地殺死了曾經的救命恩人張天琳
清攝政王多爾袞認為他獻大同有功，令他仍以總兵銜鎮守大同。
姜瓖一介武夫，不懂政治，初時以為清兵入關只是為了給崇禎報仇，竟懵懵懂懂地繼續沿用崇禎年號，並擅立棗強王朱鼎氵冊 “續先帝之祀”，結果遭到了多爾袞的怒斥。
但多爾袞也只是怒斥而已，考慮到清兵剛入關，正是用人之際，未對姜瓖動粗。
姜瓖也很識趣，在配合清軍追剿大順軍的行動上，異常賣力，曾在忻口（在今原平、忻縣之間）、保德、寧武等地與大順軍展開激烈搏殺。
但姜瓖的血汗付出並未得到清廷的認同，清廷仍對他防範有加，拒不撥餉。
為使將士不至餓死、凍死，姜瓖一方面“兌晉餉七千八百兩”，另一方面又“盡括資囊並脫母妻之簪珥，捐湊五千餘金”，連母親、妻女的首飾都拿出來用了。
但這種有出無入的辦法終究維持不下去，半年之後，姜瓖軍中“所在無糧”，“時已入夏，兵士身披羊裘，襤褸百結”。（《徵西前將軍姜瓖揭帖》，載《明清史料》甲編，第2本，第106頁）清廷仍是熟視無睹，不予理會。
姜瓖感到了無比的屈辱。
因為，就算是一條狗，做主人的，總該賞它兩口剩飯吧？
姜瓖覺得自己連狗都不如。
而當西北戰事稍趨平靜，多爾袞又招姜瓖進京，追究他之前用崇禎年號、擁戴棗強王的陳年爛賬，差點就要把他廢了。
姜瓖身上殘存的血性終於被激發了。
回到大同，他耐心等待著反清時機。
這年（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清廷以喀爾喀蒙古部落二楚虎爾行獵越過邊界，令英親王阿濟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護軍統領螯拜等人，統領大軍駐防大同。
老子還沒動手，你狗日的多爾袞先動手了？
面對來勢兇猛的清廷大軍，姜瓖沉不住氣了，以為自己的反心已經被清廷覺察，便挺而走險，據城而反。
姜瓖自稱大將軍，並以復大明衣冠、奉明宗祀作號召，連下朔州（今朔縣）、寧武、保德等十多個州縣。
大同左衛（今左雲）、渾源、太原、汾州（今汾陽）、澤州（今晉城）等處民眾“競起應瓖”。（《清史稿》卷243，《列傳》30，《梁化鳳》）清朝許多地方官吏也望風歸降。
一時全晉震動。
用山西巡按蔡應桂向清廷奏報的話來說，那是：“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平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載《明清史料》丙編，第8本）
多爾袞被搞得手忙腳亂，又是調遣八旗官兵，又是增調紅衣大炮，用了將近十個月的時間才平息了這場變亂。
其實，這個時期的多爾袞心裡很亂。
他的同母弟弟多鐸染上了要命的天花，正巴巴在躺在病榻上等待著死神的召喚。
多爾袞沒有理由不亂。
而對姜瓖來說，他既已下定了決心跟清廷幹，就必須義無反顧、和清廷玩命到底。
可是姜瓖反覆小人，素無定志，對軍心造成的負面影響很大。
比如說，多爾袞在八旗主力沒有調集前，曾向姜瓖招降。
姜壤竟然派人回話：“王果至，可將詔書來。”
試想想，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哪還有什麼價講？
可姜瓖還像怨婦一樣，寫信給多爾袞，哭哭啼啼地傾訴自己“首降功績”，卻“未蒙升賞”；又痛陳當日清軍催辦糧草，“動輒殺戮”的苦難，說什麼“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要求“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清世祖實錄》卷43）。
當然，這還不是姜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姜瓖軍之所以失敗，在於它只是一支孤軍，得不到永曆政府的有力策應，最終和金聲桓、王得仁軍一樣，被清廷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予以絞殺。
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九月初二日，多爾袞進入大同，諭令除六百餘主動投降的官兵及官兵家屬外，“其餘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並“將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清世祖實錄》卷46）以防後患。
沒得到永曆政府策應的姜瓖軍卻在關鍵時刻巧妙地解除了永曆政府的危機。
可以說，正是因為姜瓖軍在北方的一系列殺伐，使廣西、湖南的清朝滿漢主力大軍不得不匆匆北撤。
這些清朝滿漢主力大軍的北撤，就給永曆政府提供了收復廣西、湖南等地的機會。
事實上，姜瓖軍尚未敗亡，永曆政權就已成功地收復廣西全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