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是清朝著名學者，他的著作《廿二史札記》對許多史籍中記載的歷史事件進行考證，記述了一些歷史事件的演變過程和歷史真相，其中顯示出其獨到的見解，對後人的史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
《陔餘叢考》是他的另一部札記，也是《廿二史札記》的成書基礎，這部作品中同樣有很多獨具慧眼的結論，但也有一些觀點受到其他史學家的質疑。《陔餘叢考》的卷18中有一句結論“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就十分值得推敲。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很顯然是對明朝中後期皇帝與臣子相見頻次的議論，意思是皇帝在退朝後很少額外召見大臣，但也包含天子不上朝的情況在內。這句話前後的段落，用筆犀利，流傳甚廣，後來的很多學者用以表達明後期帝制的弊病。其實這個結論應該仔細推敲，否則很容易得出錯誤的引導，讓讀者過分貶低明後期的皇權政治。
明代中期的皇帝與清代相比，普遍被認為不夠勤勉，主要原因就在於清朝皇帝與臣子的見面頻率更高。其實皇帝勤政與否，評價標準並不唯一，首先要看其是否遵從禮制按時參加上朝等常規活動，其次是觀察其對奏章的處理效率。仔細探究趙翼“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的結論，對於探究明中葉的皇帝勤政情況有著重要意義。
趙翼在“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這一卷中，開篇就說“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而文末又說“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七十年，期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
在這裡趙翼混淆了兩個概念，即“不見群臣”和“延訪大臣”。皇帝與大臣相見，並不侷限於上朝時，比如祭祀時、經筵等場合，臣子都有機會見到皇帝。以祭祀舉例，明朝有明確的制度規定，大臣達到一定級別即有資格陪同天子祭祀。
《明史》記載：“凡天子所祭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禮》及唐制，擬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瘡疥、刑過、喪過、體氣者不與。從之。後定郊祀，六科都給事中皆與陪祀，餘祭不與”。另外，還有很多官員陪同皇帝祭祀的例證資料。
除了祭祀，朝講也是君臣見面的機會，可是《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與《萬曆起居注》、《明熹宗起居注》的記錄方式不同，因此並不是每次朝講都詳細記載。朝講時，君臣不僅談論經史子集，更重要的是討論國事。還有冊命、視學、大射等場合，也都是君臣相見的時機。
趙翼曾經提到，朝講是明代官員面見皇帝的機會，但又把針對明世宗、明神宗在位後期面見臣子的論斷推來強加到憲宗等皇帝身上，實為不準確。
況且，計算明代中後期皇帝連續不見臣子的時間，最多不過世宗與神宗後期的六七十年，也沒有趙翼所說的“一百六七十年”。光宗“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可見在位時間極短，所以不在考慮之列。可見趙翼所說的“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並不適合於憲宗等六位皇帝，而只是針對世宗和神宗在位時的中後期。真正準確地表達，世宗、神宗之後，應該是有明中葉天子多不特別召見群臣。
在研究實踐中，歸納法的重要性自不必言，但是也有其侷限性。首先是得出的結論未必充分可靠，二來不便看到歷史事件的本質，容易產生認識偏差。過於迷信歸納法，必然會導致論斷的失真。王樹民對《廿二史札記》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不否定其中的一些問題：“但錢（大昕）王（鳴盛）二氏態度比較嚴謹，書中錯誤較少，尤以錢氏之書為精密，是受經學遺風之惠。趙氏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
鄭天挺也說：“《廿二史札記》卷31《明史》趙翼的評論有許多是中肯的，錯誤也不少。所謂是非取得了一致，事實並非如此。清人對《明史》的批評也有一些，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魏源《清夜齋文集》、包世臣《藝周雙輯》、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均有所涉及。但是給《明史》以公允的評論，則是我們的任務。”鄭天挺此處所批評的雖然是《廿二史札記》，但是《陔餘叢考》是其成書基礎，所以其中牽連到錯誤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林延清曾經說：“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宮婢之變後，嘉靖皇帝移居西苑。他從此不上朝，不出席郊廟典禮，不舉行經筵，以便有更多時間從事焚修齋醮之事，於是朝臣與他處於長期隔絕的狀態。”根據南炳文的說法，神宗放鬆政事最早是在萬曆十四年秋末冬初。原因大概是他身體不好，因此上朝的次數越來越少，接見大臣的次數也越來越少，發展到後期，群臣基本上難得與之相見。
世宗與神宗不見群臣，大都是因為身體狀況不佳。不過這並沒有使世宗放鬆對皇權的掌控，反而愈加強烈，甚至比很多每天上朝的皇帝效果更佳。作為終日不出深宮的封建帝王，想要了解治下民情，最重要的途徑就是透過奏章。雖然身體漸差，但世宗還是親自批閱奏章，從來沒有答覆滯後誤事的情況。
神宗初即位時，深受太監馮保和首輔張居正的控制，不能自由施展皇權。及至到親政時，他依然對此前狀況念念不忘，並且深為忌諱。不過到了中後期，由於深受疾病折磨，神宗漸漸放鬆，對於奏章延遲迴復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是他所放鬆的部分大多是言官之間互相爭論，或者是日常事務請安等等奏章。對於軍情之類的大事，神宗從來不會延遲，向來十分重視。
明朝史官有言：“上明習政事，超綱獨攬，予奪進退莫可測識。晚頗厭言官，奏章蓋置不報。然每遇大事未嘗不折衷群議，歸之聖裁。中外振聳，四封厭如。”這段評價神宗的話雖然頗多溢美之詞，但也算有理有據。神宗在位時遇到缺官的情況往往不及時補上，而是另其他官員兼職代管，這使得官員的工作更加繁重。到他駕崩之後，後朝矯枉過正，不僅將缺官補齊，反而形成了國家機構冗員過剩的情況，不得不進行裁撤。
穆宗去世之前，深受疾病困擾的痛苦，隆慶六年強出皇極門結果病情加重，不得不立即返回。武宗南巡時溺水嚴重，正德十五年還堅持參加祭祀活動，結果活動剛開始就嚴重吐血。看來，對於身體狀況不佳的皇帝，不參加這些活動是可以理解的，而神宗與世宗後期就很少參加。
雖然這兩位皇帝就不上朝，但是他們對朝政的把控恰恰是最嚴格的。
久不上朝，神宗與世宗更擔心大權旁落，對朝政的控制格外留心，因此反而不會耽誤國事。而有的皇帝經常上朝，卻不能很好地管理臣子，造成朝局混亂。比如武宗就放權於劉瑾等人，熹宗則過分信任魏忠賢，這些人仗著執掌大權，大肆毒害朝中與自己政見不一的忠臣，一心只為發展己方的勢力，造成混亂的局面。
孝宗總體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雖然中後期有時候會遲到，但很少有不上朝的情況。不過他性格寬厚，雖然有的臣子沒有及時上朝，他也很少懲罰。反觀世宗恰好相反，對於遲到的臣子懲罰非常嚴厲。
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自己性格急躁，但更大的原因是他擔心臣子養成倦怠的習慣，嚴懲是為了預防。神宗與世宗都是前期經常上朝，在中後期才少見群臣的，因此這就形成一個漸變的過程，臣子容易接受。同時為了彌補就不上朝的弊端，他們還會大力發展其他手段加強管理，比如錦衣衛和東廠等等。
也有很多官員上書皇帝，說明上朝的重要性，和不上朝的弊端。比如正德年間的楊一清等等，都曾經上書直言。雖然上朝的時間很短，但是君臣相見就能知道彼此狀態，由此防止很多矇蔽的情況產生，有利於皇帝統治國家，鞏固社會的穩定。
在這方面，憲宗、孝宗、穆宗三位皇帝是明朝中後期做的最好的皇帝。他們在位時，幾乎沒有哪一個月是不上朝的。哪怕是被趙翼嘲諷為“童昏”的熹宗，也可以堅持在每月的三、六、九日上朝與臣子相見。雖然有的皇帝信任身邊的小人，並將大權交給他們，但是這是另外一回事。關於明代皇帝與臣子相見的情況，《明實錄》中都有記載。雖然其中很多奉承之詞，但是在皇帝駕崩之後一般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
頻繁的與臣子相見並是皇帝是否合格的判斷辦法，而皇帝不常見臣子也不能就此斷定皇帝不合格。只有及時的批閱奏章，對臣子提出的問題儘早給出正確的決斷才是稱職。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從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時間，就處理了3391件事，平均每天是處理奏章207份，大小政事424件。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每次上朝只處理數件事務，更多的還是要靠奏章。如果頻繁地做一些接見群臣的表面工作，恰恰耗費了君臣的精力，影響了皇帝的辦事效率。對皇帝的評價，標準不應單一，以偏概全，還是要綜合考慮，因人而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