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各代，成都樓宇甚多，而只有張儀樓、散花樓、得賢樓、西樓被稱為古代成都四大名樓。特別是其中的張儀樓，可稱道之處有很多。
張儀樓是秦滅蜀後修建的一座城樓，與成都先秦時期的大城、少城為同一時期的產物。從史料來看，它的動工要早於城池建設，即建樓在先，築城在後。
張儀樓名列榜首絕非偶然，並不是因為修建時間早於其它三座樓的緣故，因在此之前的開明蜀國中，還有建於更早時期的七寶樓和望妃樓，它之所以列為四大名樓之首，是因為它象徵著成都科學築城的結果。
《大秦帝國之縱橫》中，喻恩泰飾張儀
據史料載，公元前316年，張儀與司馬錯、都尉墨受命率兵伐蜀。滅蜀後，即開始修築成都城池。張儀在當時身為秦國丞相，位極人臣，倡連橫以佐秦王完成統一大業。雖與司馬錯、都尉墨、張若等同時受命征伐，但每攻克一軍事戰略要地，出於戰略上的考慮，張儀則必親自主持城池的修建。在秦國的統一戰爭中，張儀的名字與許多城池的修建連為一體。
成都城的建立，最早見於西漢揚雄著的最早方誌《蜀王本紀》：“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定蜀，因築成都而縣之”。在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中，其記載還要詳細一些：“
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儀與若城成都，週迴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蘭。
”兩志均明確指出成都城池，是在張儀的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其時間是在公元前311年，這個時間點，也成為成都築城有確切時間點之始。
秦代創築大城少城圖
當初張儀築城，並未完全照搬中原北方城池的修建模式，未按正南北、正東西的走向，將成都城修為一座規正的方城。鑑於成都平原江河眾多，沼澤密佈，他本著科學的態度，首先勘測地形。即選擇一個點築高臺，其上建樓，以確定方位和觀測地勢的高低走向。這在北宋時期趙抃修纂的《成都古今集記》志書中就有生動的記載：“
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稍偏，故作樓以定南北。
”
經張儀的觀測，成都平原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河流亦隨地勢走向，從高處流往低處。為有利於城市排水和城市防洪，因而將成都城池設計成西北偏向東南傾斜走向的不規正方城。這種“順江山之形”的築城格局，奠定了成都城池修建的基礎，無論後世歷朝各代如何拓展、擴築或重修，其的走向和城內街道的佈局均遵循了這一基本形制。
至今我們發現，在今天成都老城區內，不少的街道仍呈西北偏向東南的走向，這都源自張儀順應自然規律築城的結果。在古代，城市內的排水系統是沿著街道明溝，水流因重力的原因，必然從高處流向低處。為便於自然排水，城內街道必須按照城垣的形制，順勢排列。這個原理看似簡單，但卻反映了張儀順應自然規律、因地制宜築城的科學法則。成都城池的選址和城垣的創築，從根本上說是科學規劃的結果。
桓溫伐秦路線圖
成都城池修建好之後這座用作測量和標定方位的樓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少城西南面宣明門上的城樓。人們為了紀念張儀創築成都城，將這座樓稱為“張儀樓”。因其樓高尺，後世又稱為“百尺樓”，或誤寫為“白菟樓”。在東晉桓溫夷少城後，其樓孤立於成都大城西邊，因而後世稱為“西樓”。
作為科學築城的象徵，張儀樓從戰國時期，歷經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北宋，巍然屹立於成都上千年，最終毀於北宋年間的一場大火。因其樓因名人效應和科學築城的結果，影響之深遠，非其他樓宇所能及。
《與周益州帖》
就在東晉時期遠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的我國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在聽說後，也專門寫信給他在成都當刺史的朋友周撫詢問此事。這在現今保存於天津博物院中王羲之十七帖中的《與周益州帖》即可見到。其書雲：
“往在都（建康，今南京），見諸葛禺，曾具問蜀中事，雲：‘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所想慨然。為爾不信？具示，為欲廣異聞。”
這裡所說先秦時成都門屋樓觀為司馬錯所修，其實為張儀、司馬錯在平蜀後共同主持修築。而其中的“樓觀”即為“張儀樓”。
蒙默：《益州記輯注及校勘》書影
在王羲之之後百餘年任豫的《益州記》中也說：“諸樓年代既久，榱棟非昔。惟西門一樓，雖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可見在東晉末到宋初，張儀樓在700多年後，特別是經歷了桓溫夷少城的浩劫，仍能完整地保留下來，足見其樓在成都歷史上的地位。這當中不乏名人效應，蜀人愛護有加，經年維護的結果。
傳是秦時樓，巍巍至今在。
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
曾聞昔時人，歲月不相待。
岑參寫作《張儀樓》，是唐時人對它的觀察。從秦而來的古樓，毀於一場大火，但卻未就此完全從歷史中消失。在書法家的聯帖中，在時人的作品中，它依舊存在著，告訴我們古樓曾經的模樣。
圖片來源：網路
圖文編輯：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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