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皇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平定了席捲半壁江山的安史之亂後，本應可以透過改革的手段，使帝國出現中興之兆；但無論唐皇付出哪些努力，卻都一直無法複製先前的盛世。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安史之亂後新增的三個矛盾一直限制著唐皇的行動和意志。不僅如此，這些困擾唐皇的矛盾，最後也成為了推動唐帝國走向覆滅的重要因素。
唐代安史之亂示意圖
唐皇與地方藩鎮展開鬥爭
在唐廷相繼平定了許多地區的叛亂活動之後，一些參與叛亂的節度使選擇歸降朝廷。此時安史之亂雖然已經臨近尾聲，但這卻並不代表唐廷已經擁有了能夠絕對壓制地方節度使的能力。為了避免再度生亂而動搖帝國根基，唐廷選擇繼續維持當前局面，即依然賦予地方節度使大權，這就直接導致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對此，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的任維鈞碩士在《“安史之亂”對唐朝社會的影響》一文中曾經提到：
他們“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屬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或父死子弟繼承，或自擇將吏，中央不得過問，只能承認。
安史之亂結束後，北方出現了大量的藩鎮
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定然不是唐皇和官僚集團的本意，這是二者對時勢妥協的產物。為了保證已經歸降的節度使不會發動二次叛亂，唐廷又增設了許多節度使來制衡前者，這反而加速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唐廷在主動給自己增加鞏固統一局面的難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唐廷所出臺的國策更加難以推行至帝國的各個角落；這些割據一方的節度使也愈來愈不願聽從於中央朝廷的號令。此時各地的節度使雖然表面上都奉唐皇為尊，但唐皇的地位已經十分接近東周天子，即有皇帝之名卻無皇帝之實。
宦官和官僚集團展開激烈鬥爭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皇在主動和被動並存的情況下扶持了宦官集團的勢力。由於唐皇主觀的認為外臣皆不可用，因此一直提防著各地的節度使。但實際上唐廷之所以能夠平定安史之亂，與那些心中和行為依舊忠於唐皇的節度使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宦官集團的崛起，很快就引發了官僚集團的不滿。這裡所提到的官僚集團，主要是指以文官為主要代表的官僚集團。二者不斷在皇帝面前離間對手與皇帝之間的關係，進而引發了激烈的鬥爭。
唐文宗繼位後曾嘗試擺脫宦官集團的控制，於是便聯合了官僚集團準備清除異己。公元835年，唐文宗命宦官集團首腦仇士良及大批宦官前往禁衛軍府衙的後院觀賞甘露。但由於此事太過蹊蹺，因此被宦官集團洞察到了皇帝的真實意圖。
意圖根除宦官勢力的唐文宗
為了避免被皇帝和官僚集團消滅，宦官集團率先發難，將許多朝廷重臣盡數誅殺，是為甘露之變。甘露之變過後，皇帝失去了剿滅宦官集團的良機，宦官集團也因這次事變而勢力大漲。
甘露之變，是唐皇、官僚集團和宦官集團三者之間激烈矛盾的具體體現。由於唐皇和官僚集團所設計的計劃並不周密等多重原因，導致失去了剿滅宦官集團的最佳時機。不僅如此，由於官僚集團因甘露之變而受到重創，因此官僚集團的權力也隨同皇權一同被宦官集團所控制。此時的唐皇，則更像一個傀儡。
唐代大宦官仇士良
官僚集團內部展開內鬥
從唐憲宗一朝開始，官僚集團內部就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則是“牛李黨爭”。所謂牛李黨爭，是指以牛僧孺的牛黨和以鄭覃為首的李黨之間的鬥爭。
牛黨的代表人物牛僧孺
在選官制度上，牛李兩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牛黨認為應當極力推行科舉制度，以此來從庶族地主中選拔出大量的政治精英，以此來扭轉自安史之亂以來的政治頹勢；而李黨則堅持按門第招募人才，這是因為李黨的大部分成員皆為門第取士之路進入政治舞臺之上的。
在對待藩鎮割據的問題上，兩個黨派也各執己見。牛黨認為當前唐廷並不具備恢復統一格局的條件，因此在對待地方節度使和藩鎮的處理問題上，應當儘量採取保守和退讓的政策；而李黨則堅持要維護帝國的統一，不管付出多少代價也都要消滅藩鎮割據的局面。
不難發現，在選官制度的問題上，牛黨的主張更加合理一些。雖然科舉制度本身存在著一些天生的弊病和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但相比起以門第取士的傳統方式，科舉制則更加“科學”一些。至於藩鎮割據的問題，很明顯李黨的主張更加正確。如果藩鎮割據局面不予以消除，那麼唐帝國終有一天會分裂成多個小國。
二者雖然為時政問題爭論不休，且也提出了相對正確的建議，但二者之間的鬥爭卻並沒有為唐廷敲定一個具體的國策。換句話說，二者只是為了爭論而爭論，並沒有將爭論的結果落實到實處。隨著時間的推移，牛李兩個黨派漸漸發展至嚴重的朋黨之爭，這就對唐代中後期的政治局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李黨的代表人物鄭覃
透過上述的分析和論述，可以發現自安史之亂事件過後，唐帝國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其中唐皇和地方藩鎮的矛盾，則為外患；而宦官集團日益做大和官僚集團內部久久不息的鬥爭，則是影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內憂。
在安史之亂結束後，唐廷光是想要解決藩鎮割據局面就已經十分困難。而此時的中央朝廷不僅沒有團結在一起，反而圍繞著權力展開了無休止的鬥爭。如此這樣，唐皇更加難以整合本就不夠充足的政治資源來解決外患，藩鎮割據的局面因此愈發嚴重了起來。
無休止的內耗，讓唐廷和唐皇失去了最後力挽狂瀾的機遇。此時的唐皇，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對帝國的控制力。隨著帝國現狀的日益惡化，以及唐皇個人治國水平的下降，唐帝國的國運也“壽終正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