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清廷重臣張之洞病危。
據說，攝政王載灃親往慰問，張一片赤心，試圖利用最後機會規勸載灃，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綱，但載灃只是不痛不癢地說：
“中堂有名望，公忠體國，好好為國珍重。”
張從枕蓆上掙扎著起來答道：“公忠體國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
張之洞話中有話，意在諷諫載灃要“廉正無私”，不要任用親貴，可惜主政者渾渾噩噩，不以為意，再多言語也不過雞同鴨講。
載灃走後，陳寶琛問：“監國之意若何？”
張之洞長髯抖動，無他言，惟嘆息道：“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
就在載灃看望的當晚，大失所望的張之洞在說完最後一句話後溘然長逝，享年72歲。
臨終前，張之洞告誡護持病榻前的子孫們，“勿負國恩，勿墮家學，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
按張的幕僚辜鴻銘回憶，張家實則無財產可爭，張之洞歿後，“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
張之洞在病危時已經寫好遺折，做最後一次進諫：
“當此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危為安。
……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籌，理財以養民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
教戰以明恥為先，無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為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見其多。”
“滿漢一體，內外兼籌，教戰明恥，尊親大義”，字字珠璣無人理。
從之後的歷史來看，張之洞的循循善誘並不起作用。
當時的朝局，“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親貴掌權，實則為“旗門掌權”，“滿人敢於為此，實歸國留學生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
可惜的是，親貴不識時務，留學生不解國情，在帝國的變革越走越快、離心力也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已近衰亡的張之洞又能如何。
張之洞死後諡號“文襄”， 按《大清會典》，“闢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清廷表彰的似乎是其武功。
清代大臣的諡號規定，只有曾入翰林或獲授大學士者才可用“文”字。“文”字諡號中，又以“文正”最為難得，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獲諡“文正”。
“文正”以下為“文忠”，再之下者有“文襄”，這三個諡號均須皇帝親自特諭頒賜。
在晚清以軍功崛起的重臣中，曾國藩諡“文正”，左宗棠諡“文襄”，李鴻章生前也曾預想百年後會諡“文襄”，但他獲得的是“文忠”。
張之洞以詞臣起家，其在兩廣總督任內主持軍務，主要以募兵籌餉、供械薦才為主，上陣接仗則未有所聞。
其門生所輯《抱冰堂弟子記》中說，中法戰爭是“自中國與西洋交涉數百年來，未有如此大勝者”，或許能自圓其說，但以常理而論，確屬異數。
據說，張之洞死前，枕邊放著一部《張居正全集》並不斷稱讚其相業，張居正的諡號是“文忠”。
又，張的遺折中稱：“臣受孝欽顯皇后特達之知，雖宋宣仁皇后之於宋臣蘇軾，未能遠過”，蘇軾的諡號亦為“文忠”。
或稱遺折中有“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及權貴之忌，遂將原本是“文忠”的諡號臨時改成“文襄”。
張之洞辭世兩年後，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義爆發並最終埋葬了延續兩千餘年的君主制度。
一個叫歐陽萼的人，曾對張之洞大張撻伐：
“追原禍始，張文襄優容新進，驕縱軍人，養癰十餘年，糜帑數千萬，興學練兵，設廠製造，徒資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慘劇，殊堪浩嘆！”
事機湊泊，種豆得瓜，苛責古人固然容易，但張之洞的本意何嘗如此。
張之洞去世的當年，大學士、管學大臣孫家鼐去世；次年，大學士、原軍機大臣鹿傳霖去世。
回首百年，歲月滄桑，正所謂：
一代老臣凋謝盡，國運興衰豈相同；
咳血長哀黃鶴去，世上已無張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