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這句話是唐代皇帝李世民所說。因為他的大臣魏徵經常給他提意見，所以他才能開創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的大唐盛世。
正是因為有了借鑑，才能做出正確的抉擇。這是唐太宗李世民跟魏徵的故事給與後人的啟發。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後來的由司馬光主編的史家著作《資治通鑑》。
司馬光，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因父親時任光山縣令所以被起名叫做“光”。司馬光七歲時就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同時因為他“砸缸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
寶元元年，司馬光一舉高中，進入仕途。那一年，范仲淹寫下來《岳陽樓記》，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了司馬光日後生涯的準則。
在他當官期間，他心思百姓，將百姓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他看到了當朝宰相王安石變法過程中給百姓帶來的傷害，故而與王安石交惡，成了朝堂上對立的兩派代表。隨後，司馬光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
也就在他辭職離京後，司馬光有感於帝王之道，缺乏參考，於是立志編撰一部史學作品，以警醒後人，為後世人提供經驗。這就是《資治通鑑》的誕生。
《資治通鑑》共計294卷，將近四百多萬字，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是為司馬光一生的心血。他在獻與宋神宗的《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資治通鑑》成書不足兩年，司馬光就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
宋時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
作為中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上起戰國初期三家分晉，下迄五代末年趙匡胤滅後周，記載了中國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王應麟說他：“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無數人為他嘖嘖稱奇。那麼這部史學大作，又蘊涵了多少警世的價值呢？為此，我們可以選取書中幾句話作為賞析。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這句話說有才能的人有了錢，會失去志氣；愚笨的人有了錢，會增加過錯。而且有錢的人往往被人怨恨，我既然沒有能力讓子孫聰慧，就不可以讓他們因為有錢而被怨恨。寥寥數語，闡明瞭錢財的害處，引人深思。
“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鑑，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
這句話中指明，任用有才能的人，才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他還指出，統治者啟用人才，並不是統治者沒有識人善用的能力，出錯的原因大多是因為情面。
透過這句話，司馬光闡述了自己的用人觀念，指出統治者用人應當注重才能，而不是與那個人的關係。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
司馬光的這句話，再一次把人民放在國家的核心位置上。百姓是國家的根本，錢財是百姓的基礎，基礎沒了，根源也就沒了，根源沒了，國家就會像樹木枯死一樣傾倒。這體現了他以人為本的思想。
可以看出，《資治通鑑》中的很多部分都是教給統治者如何治國安邦的，如“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就是勸誡統治者要多多聽取意見。而“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則是強調了法律的施行，必須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也正是因為如此，後世多稱《資治通鑑》為帝王的教科書。正如宋神宗說的“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這正是這部史學大作對帝王的作用。
其實，這部書中還包括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值得我們普通人一閱。如在《資治通鑑 陳紀》中，“得財失行，吾所不取。”一句就是在勸誡世人不要光顧著追求錢財，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
很多人反映《資治通鑑》作為一部文言文作品，閱讀起來有一定的困難，為此，我為大家推薦這套有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資治通鑑》，他選取書中的價值較高的部分，並配有譯文進行解析，方便讀者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