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早期革命家被人稱忠厚長者，卻在蘇聯肅反錯殺，五十年後平反

在俄羅斯莫斯科莎勃羅夫卡地鐵站附近，有一座頓河公墓，內有一塊碩大的花崗石碑驀然佇立，墳地的墓碑上寫著：碑文譯文：這裡埋葬著無辜蒙難者及受政治迫害而被槍決的犧牲者們的遺骨，1930—1942 ，永垂不朽。

當地人介紹，這樣同一個大墓地上，插著多個不同死者名字的墓牌，看上去又不像是空難的罹難者，那叫多人墓，即無人認領的骨灰墓，是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時期的產物。當時，成批的無辜者被槍決運到這裡火化，他們的骨灰長期無人認領，或混在一起無法區分，因此就葬在一起成了多人墓。

那個時代，別說是許多普通的無辜者死後“進入”多人墓，就連大名鼎鼎、如雷貫耳，叱吒風雲的人物，比如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布柳赫爾元帥，作家巴貝爾，烏博列維奇將軍，導演梅耶霍德，記者科爾佐夫等這樣的名人，因為清洗之後只是在多人墓上插一個小小的“牌位”，後人只好在墓地上插著鮮花祭奠。

在頓河公墓裡，長眠著一位中國人，他便是黨的早期著名革命活動家，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者之一，被人譽為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楊明齋。

楊明齋，名好德，字明齋，1882年3月出生於平度馬戈莊村（今馬戈莊鎮）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楊仁鐙，一生務農，讀過一些書，為了能使兒子成為知書達理的讀書人，他省吃儉用，竭力供楊明齋讀書。楊明齋7歲入私塾，因為生性聰穎，加上沉思好學，所以頗得老師稱賞，15歲讀完“四書五經”，是當時村裡最有學問的人。

然而，就在他16歲那一年，楊明齋的老家接連遭受自然災害，社會動亂，人心惶惑，人民生活更加艱難，他因家道中落，不得不輟學了。當年在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死逼梁山上關東，走投無路下崴子（海參崴）。於是，已走投無路的楊明齋決定到外面去闖一闖。

隨後，他闖關東到達哈爾濱，為謀生去了海參崴，到一家叫“東底子”的小工廠當工人兼記賬員。楊明齋個子魁梧，是個典型的山東大漢。在海參崴萬千華工中，他與眾不同之處是曾接受過教育，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識字、讀書。幾年後，他結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學會了俄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楊明齋參加反戰運動，被推選為華僑工人代表。

蘇聯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黨，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機關當職員，秘密為黨工作。十月革命勝利後，動員華工參軍參戰，參加了保衛蘇維埃的鬥爭，為保衛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後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後來，他被派回當時日本人佔領的海參崴，以華僑負責人的公開身份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當年，以維金斯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工作組到中國活動，楊明齋擔任翻譯和協調工作，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負責人，參與黨的一些理論宣傳和教學活動，從事一些工會工作，對黨的早期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

楊明齋擔任蘇聯顧問團翻譯，在廣州做促進國共合作的工作，從事黨的理論教育和新聞宣傳工作，先後在《工人週刊》、勞動通訊社任編委。後來負責接收和選送學員，赴蘇聯到新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在中山大學負責總務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楊明齋奉命經上海秘密回國，到京津地區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積極進行理論思考，他用兩年時間寫作出版《中同社會改造原理》一書，被組織安排到河北省豐潤縣車軸山中學任教，他教育許多學生投身革命。他對革命同志親切和藹，被人稱為忠厚的長者。

後來，楊明齋秘密越境赴蘇聯治病，先後到哈巴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符拉迪沃斯託克報社和電臺工作。不久之後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託姆斯克當勤雜工，流放期滿後他來到莫斯科，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後任投遞員、謄寫員和校對員。

就在這個時期，蘇聯斯大林開始了肅反運動，而且肅反不斷擴大化，血腥清洗運動達到頂點，楊明齋再次被捕關進了在黑牢中，這期間他寫作不止，卻被捏造所謂“偷越國境、擅離革命崗位、託派分子”等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於1938年5月26日，在蘇聯捷爾任斯基廣場被集體槍殺後，遺體被裝上卡車運到頓河墳地集體火化並埋葬在一起，個人的遺骨根本無處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