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輪臺詔並非是後世所傳說的“罪己詔”。
我們必須瞭解何為“輪臺詔”何為“輪臺罪己詔”，輪臺詔是漢武帝於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詔書，此詔書見於《漢書·西域傳》中，“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這一段便是關於輪臺詔的最早記載。
簡而言之，在這封用於回覆桑弘羊上書的輪臺屯田事宜的詔書中，漢武帝既否決了桑弘羊屯田的建議，同時又對遣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一事表達了後悔之意。但是，詔書的原文中，雖然用“悔遠征伐”、“深陳既往之悔”這樣的詞彙表達了對征討一事的悔恨之意，但是，如果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其實很難得出所謂的“罪己詔”的感覺。而這種誤會的產生，其實與宋代文臣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有關。
《資治通鑑·漢紀十四》中，對於這一事件有了極為傳神同時又極具主觀色彩的描繪：“三月，上耕於巨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在這篇記載中，輪臺詔成了漢武帝守文而罷武的政治轉折點，亦是“昭宣中興”的濫觴。但這，卻未必是輪臺詔的真相。下面，我們就來透過《漢書》和《資治通鑑》分析一下。
一、《資治通鑑》漢武帝“罪己詔”中關於方士的記載
《資治通鑑》中所記載關於方士亂國之說，起源於漢武帝晚年戾太子之死一事，其晚年由於篤信方士，致使江充等小人得以倖進，而衛太子劉據則在巫蠱之禍中被江充、韓說等人誣以謀反大罪，最終拒絕被捕受辱而自殺。此事對漢武帝的打擊極為巨大，而在司馬光筆下，這也成為了輪臺罪己詔中最精彩的段落：“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然而，客觀來看，這樣的記載很有可能並非實際，一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之言，即使是以“罪己”為名，這樣的措辭卻也離譜得世所罕見。清末易佩紳對此有著極為深刻的評價：“自謂狂悖，自謂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責如是者”。
如果說，這樣的自責之言用武帝嫡子身死巫蠱之禍，以至於這位強勢皇帝不免新生悲切，似乎可以解釋的通。但是，如果從當時的史料進行側面描繪，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解釋並不符合常理。
司馬光所說的輪臺罪己詔事件，發生於徵和四年。不過有意思的情況在於，就在罪己詔之後的同一年裡，漢武帝就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泰山封禪。此次封禪泰山的所在，位於泰山之下的石閭，《漢書·武帝紀》中，也恰恰有著有關於這一事件的記載：“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在這次封禪泰山的過程中，方士們所言“此仙人之閭也”是其封禪的重要原因，難道，就在封禪之後的不久，漢武帝就說出了“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這樣對仙人之說無比蔑視的斷言？從這一點上來看，罪己詔中有關罷斥方士的說法，並不足以為信。
二、《漢書》中“悔遠征伐”的記載
與輪臺罪己詔“罷斥方士”的記載不同，《漢書》中關於“悔遠征伐”的記載確有其事，而這也成為了一些人定義輪臺罪己詔的重要憑據。這就是本文開頭引言所提及的那一部分。
《漢書·西域傳》有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徵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武帝所下的輪臺詔，所“深陳既往之悔”的，並非窮兵黷武一事，而是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以及莽通一部因路途遙遠而兵疲將焦兩事，並以此為據進一步批駁了朝臣“請遣卒田輪臺”一事的不可行。期間，並無任何針對西域以外的軍事及政治政策的調整。
事實上，這樣對外政策的調整與其說是國家開始守文抑武，不如說是對於西域政策的微調。這樣的調整在漢武帝時期並非第一次出現，比如元朔元年，漢武帝在主父偃和嚴安等人的建議下“外休兵戈，止征伐，罷轉輸”，然而僅僅是第二年，漢武帝就再次出兵匈奴，衛青等人更是在此時立下“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的不世之功，而之所以在元朔元年會選擇偃旗息鼓，不過是由於當時的漢朝關東一地正處於“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的局面下，不得已而為之。這樣的政策轉變，又何以稱得上是“守文抑武”？
《漢書》作者班固的一個細節也足以證明這道輪臺詔不過是一地之政的轉變。要知道，《漢書》作為一本斷代史鉅著，關於漢武帝的重要歷史記載，大多被寫於《漢書·武帝紀》當中，然而，所謂的“輪臺罪己詔”卻並未記載於這樣的政治文獻中，相反，它卻像是補充一般的被記錄在《漢書·西域傳》和《漢書·食貨志》當中。從重要性上來看，似乎並不受作者重視。
相反，記錄了漢武帝一生事蹟的《漢書·武帝紀》一篇，反而在文末對這位對中國影響甚遠的君王進行了一番品評，稱“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可以看出，對於這位雄才大略卻又無絲毫振濟萬民之意的君王，班固即使稱讚了對方的功績，卻也認為在窮兵黷武方面，他終其一生也沒有過絲毫的悔改之意。
三、《資治通鑑》中輪臺罪己詔之說的來歷猜測
我們必須承認，作為當世大儒的司馬光，並非一位容易輕信史料或者對文獻肆意刪改之人，然而，其對於輪臺詔相關記載的選擇性摘錄，是“輪臺罪己詔”一說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後世文人對此也有著類似的評價：南宋文人胡寅稱“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而大儒朱熹更是直言“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溫公好惡所在，皆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這裡的溫公，正是司馬光。
如果說，別人的評價尚有可商榷之處，那麼其本人的說辭應該能成為我們瞭解《資治通鑑》選擇史料的一大特點，他在撰寫《史剡》一書時，曾經感嘆“愚觀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可見，他所著之史書，這種被其親手所“亡”之史料，並非孤例。
然而，司馬光對於此書內容卻依舊有所引用，《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中註釋中對“鴻嘉三年上微行過陽阿主家”一句的援引中曾提及伶玄所做的《趙後外傳》，這位伶玄，即《趙飛燕外傳》的作者，由此可以判斷所謂的《趙後外傳》即《趙飛燕外傳》。這等引用雖無涉豔俗之詞，但也足以令後世文人大感吃驚，“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
那麼，這位司馬先生又是以何為依據來記敘“輪臺罪己”一事的呢？如今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不過從《資治通鑑》中對於“巫蠱之變”一事的史料選擇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二。
巫蠱之變的發生，是漢武帝晚期最為慘烈的禍事，而戾太子劉據之死，更是牽涉太廣，又太過敏感，真正可以用來一觀的史料並不算多，在《漢書》，僅載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皇太子據斬充，發兵與丞相劉屈犛戰，敗，出奔”。然而，到了《資治通鑑》中，卻直接沿用了《漢武故事》諸書中關於巫蠱之禍的記載：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雲：‘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
這些記載幾乎是原封不動的被司馬遷所引用，然而事實上，《漢武故事》一書既非漢代所著之書，同時也非官方著作，而是成書不早於晉代的一部志怪題材的小說。後世學者稱其“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不過，如今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漢武帝軼聞，皆是出自於其中，比如“金屋藏嬌”、“相如論賦”等。
一本幾乎毫無真實性可言的志怪小說，竟然被司馬遷所引用。即使不計較此書的性質問題，僅以常理論，相較於《漢書》短短數十字的記載，這段動輒上千字的文章段落，有多少是後人腦補，也就可以想而知了。
四、結語
客觀來說，《資治通鑑》中史料存在的野史正史混雜的情況，並非司馬光所獨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所編纂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同樣有著這樣的問題，之所以這些史書中經常出現野史被採納的情況，並非這些著書立作者本身的學識不夠，相反他們其實是為了能夠以史觀今，以書論道，不得不以一些並不被史家所認可的文獻作為考據的根基。
不過我們也不必過分苛責古人，尤其是司馬光這位大儒，除了文人屬性外，司馬光本人還是宋神宗時期舊黨中的領頭人物，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因為新舊黨之爭進行過激烈的爭辯。《資治通鑑》正是他從熙寧四年起所作。熙寧四年，其好友範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罷官去職。而他自己，在無力挽回時局的情況下不得不蟄居洛陽，以書局自隨。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所著的《資治通鑑》與其說是史書，不如說是一部記錄和抒發其個人政治觀點的著作，其序中所言“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正是司馬光心中的真實願景。
這樣的政治傾向，在書中屢有體現，比如在記述隋煬帝遷都洛陽的始末時，司馬遷為表達對隋煬帝的貶斥之意，不僅完全迴避和無視了《隋書·煬帝紀》和《元和郡縣圖志》這兩部書籍中較為可信的史料記載，反而採用了唐人所書的《大業雜記》，不信正史而偏錄稗官野史，這樣的記敘方式下，《資治通鑑》中關於漢武帝輪臺罪己詔的記載，有能有幾分可信度？
以筆者個人來論，所謂輪臺罪己一說，恐怕實為後世人所附會，而有關“悔遠征伐”的記載，更可能的情況其實是漢武帝因為國力已疲，不得不對之前窮兵黷武之政有所收斂。這樣的猜測可以從漢武帝所指認的幾位顧命大臣看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皆是主張擴張之強勢漢臣，即使是在武帝死後，這些人的治國理念也並未真正改變。由此觀之，所謂守文抑武之說，也並無依據可言。
事實上，無論是《漢書》、《史記》還是《鹽鐵論》這部記載了漢昭帝時期鹽鐵會議的史書，均未有與《資治通鑑》中關於輪臺罪己詔一說有關的記載，然而，後世史學家對於司馬光“無徵不信，有異則考明之”說辭的信任，使得輪臺罪己詔這等飄渺之說逐漸異化為真。從這一點上來看，其處於資以鑑戒的政治需要而率以己意取捨史料，實在是不足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