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三國時期有名的政治家，他輔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劉備死後，劉禪幼弱，政無大小“鹹決於亮”。那時，正是“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存亡危急之秋”。諸葛亮忠公體國，廣求賢才，勵精求治。外連東吳，南撫南越，內立法度，科教嚴明。南中平定後，又督率三軍北伐中原，對個人的安危得失和成敗利鈍從不計較，把一生的精力放在恢復漢室的大業上。《出師表》中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既是他治國精神的體現，也是後人所經常引用的名言，《出師表》也成為千古美文。
諸葛亮地位高、權力大。但辦事公正，嚴以律己。他很注重身教，每不恥下問，要群僚勤攻自己的失誤。街亭喪師、他上表自貶，以明過錯；在五丈原與魏主帥司馬懿對壘時，身體虛弱多病，仍“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由於辛勞過度，嘔血而死。
在治家方面，諸葛亮以儉樸自守，不營私利，不求資材。臨終前，曾上表後主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這種淡泊自守的行為，很為後人所讚歎。
《藝文類聚》載諸葛亮與李嚴書，說道：“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清張澍讀到這裡，不禁十分讚歎，說道：“侯之妾乃無副服，其儉德可師矣！”認為諸葛亮的治家儉樸，值得效法。
諸葛亮反對人死了大講排場的奢靡之風。他自訂終制，要一切務從簡樸。遺命死後葬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他與曹操一樣，都是力糾東漢末年以來的弊風壞俗，提倡儉樸和節葬的。
即使國務繁劇，諸葛亮對於子侄後輩們的生活、學習，仍很關懷。政事餘暇，常加指導。他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將復何及！”
這也是他一生做人的準則：要恪守高尚的道德標準，節儉、自省、明志和嚴格地要求自己。他用這種準則教育自己的兒子，“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堪稱教子的千古範文。歷史上有多人引用此文作借鑑，激勵和教育後代如何成為國家有用之才。
他教導兒子要確立遠大的目標和志向，為達到這一境界，必須“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努力學習，增廣才智。克服一般公卿子弟容易產生的驕奢淫慢和浮華不實的作風。否則光陰易逝，就會追悔莫及的。
在《告外甥書》中，他又一次勉勵後輩要“志當存高遠”，向有名德的先賢學習，切勿為情慾所驅使。他說：“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慾，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這些都是諸葛亮告誡子弟後輩要修身養志的記錄。但亦不限於此。他在給東吳的哥哥諸葛瑾的一封信中說道：“（諸葛）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諸葛喬原是諸葛瑾的次子。諸葛亮早年沒有生子，所以從兄長那裡把喬接來作為自己的兒子。諸葛喬入蜀後，拜駙馬都尉，既是當朝丞相的兒子，又是皇帝的女婿，論家世，這是何等的顯赫和榮耀；論地位，又是多麼的特殊和高貴。如果諸葛亮讓他留在成都，過著權貴子弟安逸榮華的生活，未嘗不可以。但是，諸葛亮卻不這樣做，而是讓諸葛喬從軍漢中，與諸將子弟一道，擔任督送供前方所需的糧運工作。古代的蜀道十分艱險難行，李白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諸葛亮讓他兒子跋涉於那崎嶇縈迴的深山絕谷之中，與將士們同辛勞，大概寓有一種不使自己兒子生活特殊的“均勞逸”之意吧！
生活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諸葛亮，治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持家“不別治生”，務從簡樸。教育子弟，“淡泊明志”，勤奮學習，不過“淫慢”特殊的生活。這些在那個時代裡，是難能可貴的。
諸葛亮修身治家的行為和言論，時至今日，我們如果都能自覺地將這些奉為榜樣，進行自我修養及兒女的教育工作，又何愁自我難以完善呢？正所謂“知易行難”，我們難以將聖賢的言論落實到行動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