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絲綢之路，在唐人張籍的《涼州詞》中，“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描繪了涼州路上運輸絲綢的景象。一串串飄蕩在沙漠上的鈴聲，託運貨物的駱駝以及一行押運人員。在那廣袤的大漠之中，頭頂炎炎的烈日，腳下焦灼的沙塵，一字排開保持前行的隊伍，何等美妙的一幅場景，何等炫目的一幅水彩畫。
這條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而產生的路，在行人的腳下不斷延續著，一直伸向遠方。在此之中，與自然中的一切相比，人是渺小的，但能在如此的環境中，走出一條路，人又是偉大的。路的盡頭，是那個讓中國人為之自豪，令世界為之讚歎的唐朝都城長安。
在這個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中，從金銀、珠寶、礦石到皮毛、植物、香料、顏料等，從武器、書籍和樂器到器具、牙角，各種物品應有盡有。在如此琳琅滿目的奇異之物面前，從商人到藝人，從貴族到平民，無不以把玩這些異域之寶為樂。美國學者謝弗曾說：對外國的奇珍異寶，各種各樣奢侈品，從宮廷到民間，受到各階層的喜歡。七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
“絲綢之路”源於西方叫法，表示是從一個遙遠國度，能帶來奇珍異寶的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自古盛產絲綢的中國，海外貿易也以絲綢最為有名。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託芬，便把中國從陸上和海上通往西域的國際貿易通道，統稱為“絲綢之路”。
為什麼用絲綢來命名，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在“絲綢之路”上流通的遠不止於絲綢這一種物品，還有茶葉、瓷器等，甚至還包括文化、思想。在這個德國人李希託芬眼中，把這個關於商路統稱的“絲綢之路”，又分為陸上和海上。
自西漢時期，就形成的“絲綢之路”。到了東漢時期，基本上半通半停的狀態。真正到了唐朝，大唐帝國的統治者重視了。特別在唐初攻滅西突厥後，絲綢之路再次暢通，當時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南亞、西亞的商人，都帶著珍寶、玉石、香料等商品，沿著這條道路來到中國，又帶走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返回。天山南北道上出現商旅不絕的繁忙景象，“陸上絲綢之路”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形成了自漢以來東西陸路交通的極盛高潮。
“絲綢之路”上的古城敦煌進入歷史的視野。“胡姬貌如花…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李白的詩中這樣寫道。敦煌壁畫中伎樂天女起舞的身姿，膚色各異，手持傳自西域的樂器伴奏。西域的舞蹈也傳入了長安，唐朝在國際上贏得了極高的聲譽，“絲綢之路”備受各國商旅青睞，敦煌也隨之成了當時聞名於世的一個古城。
唐朝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對安西的管轄出現了空虛。回鶻南下控制阿爾泰山一帶，吐蕃乘機佔據河隴，“大食”在中亞河中地區的攻勢。大唐的安西四鎮的兵力也調回長安，安西成了多種力量控制的地方，唐朝失去了有效管轄，這時的絲綢之路真正是“乘槎訊息斷，何處覓張騫”。“安史之亂”令大唐由盛轉衰的戰爭，“道路梗絕，往來不通”陸上絲綢之路被割斷了。
“絲綢之路”由西北向東南沿海轉移，從而成了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契機。揚州，在當時是與明州、泉州、廣州齊名的海外貿易港口。李白雲：“樓船跨海次揚州。”唐代居住在揚州的外國商人數量很多，這些外國商人大多數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而來的。高僧鑑真在玄宗天寶年間東渡日本，在揚州市場上購買了許多商品以便攜往，安息香、沉香、胡椒等香料產於南亞和西亞地區，都是透過船運抵揚州出售的。
“海上絲綢之路”彌補了 “安史之亂”後唐朝孤立境地，使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極盛王朝再一次加入到世界的行列中。無論“陸上”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是架設在東西方之間的橋樑與紐帶，猶如一條綵帶，將大唐與當時世界的其他國家聯結在了一起。“絲綢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蹟，唐朝的“絲綢之路”更因其大國的身份和權威，在世界中顯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響。那些絢麗多彩的壁畫、唐三彩，精美的絲綢和瓷器，香氣四溢的香料，無一不是彰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