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鑑又名伍敦元，出生於清朝時期，祖籍福建省，父親早年在廣州經商。雖然他父親是個商人，但孩時的伍秉鑑卻收到了很多文化理論上的教育和指導。在10歲的時候，伍秉鑑已經展示出閩商的經商天賦，而作為他父親唯一的兒子，伍秉鑑也是其父親商業繼承人的不二人選。
1801年，伍秉鑑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作為經商的試點，怡和行起初在伍秉鑑手中並沒有被看好，他的父親也沒有想過兒子會又怎樣大的作為，可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銀行，卻成為伍秉鑑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最好的基石。那是因為清朝中後期，閉關鎖國的政策已經弊大於利了，而伍秉鑑就是靠著“閉關鎖國”的政策迅速發跡的。
自乾隆中葉之後，清朝只有廣州一地最為對外的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爾後，洋行行業的公行組織正式批准成立，“官商”改為“公行”，洋行制度宣告設立。而伍秉鑑正是看到了洋行與政府之間的利害關係，在同外國商人，清政府、其他行商的關係中游刃有餘，都能將方討的歡喜。英商把他稱作當時最聰明的商人，而伍秉鑑也非常注重搞好和其他行商的關係，雖然是競爭對手，但他卻秉持“利益均沾”的原則，有利益，大家一起分，有好處，大家一起享受。
也正是伍秉鑑這種比較公平的經商做法，才能使他始終站在一個相對於穩定不被擊垮的位置。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面對英國的武力脅迫，被迫簽訂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償還這筆鉅額的款項。於是清政府下令，廣州行商代替政府歸還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300萬兩白銀，伍家因為家大業大，被要求獨自承擔100萬兩，行商認繳134萬兩，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兩。
正是由於《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廣州“一口通商”的優勢已不在，廣州十三行優勢的一落千丈，行商隨之迅速衰落，有的小行商甚至走向了破產。而伍秉鑑的十三行也不例外，面對清政府的打擊和日益萎縮的市場，十三行最終也走上了破產的地步。
可以說伍秉鑑的成功，全靠清朝“閉關鎖國”的政策，在這個有利於自己發展的背景下，他抓住了機遇迅速成了赫赫有名的商人。而一旦這種政策優勢不再，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會漸漸消失，而在那個統治者一句話就能讓整個時代發生劇變的封建社會，個人的力量終究還是渺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