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兩京地區兵器隨葬制度初論
郭妍利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關鍵詞：兵器隨葬，等級化，明器化，性別化
摘要：兵器隨葬制度作為漢代喪葬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典型性在兩京地區漢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隨葬兵器等級差異明顯，不同身份者隨葬兵器的組合和數量不同；隨葬兵器明器現象突出，以弩機為主要器類，不同等級的墓葬隨葬兵器明器化的方式有異；隨葬兵器性別指向分明，中小型墓葬中男性隨葬兵器而女性不見。漢代兵器隨葬制度的等級化、明器化、性別化與當時的政治秩序、喪葬禮儀和傳統文化等因素有關。
在“事死如生”“厚葬明孝”觀念的影響下，漢代墓葬普遍規模較大、隨葬品豐富，自然成為研究漢代社會文化的重要切入點，引起較多的關注。但較之於其他遺存，學界對漢代墓葬中隨葬兵器研究不夠深入。漢代是中國古代兵器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1］，長安、洛陽兩京地區［2］漢墓隨葬的兵器種類多、數量大［3］、最為典型，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本文試對兩京地區隨葬兵器進行初步分析。
一、等級化
兩京地區漢代墓葬數量較多。僅長安城郊的西漢中小型墓葬近3000座，洛陽地區兩漢墓葬約3440座［4］；但發表資料者不足1/3，其中長安地區287座漢墓中發現兵器［5］，洛陽地區343座墓出有兵器或兵器附件［6］。
漢承秦制，繼續實行二十等爵制，又在此基礎上另行諸侯王、列侯二等封爵制［7］。雖然考古發現與文獻所載的漢二十等爵制並不完全對應，但仍可以看出高等級墓葬可對應之爵等為王、侯、卿，中等級墓葬為大夫，低等級墓葬為士、小吏，普通平民無爵。
漢代帝陵雖未發掘，但叢葬坑出土了不少兵器。如漢陽陵南區發掘的15個叢葬坑出土了大量的彩繪武士俑群、兵器和戰具，兵種涉及步兵、車兵、騎兵，兵器有鉞、戟、劍、刀、矛、鈹、衝、弩機、鏃、盾牌和兵器架，以銅弩機、銅鏃和箭箙、鐵戟為主［8］。杜陵發現鐵劍5、鐵矛6、銅弩機4、銅鏃202、銅承弓器3、銅鐓3［9］。洛陽地區偃師華潤電廠03YHDM89為東漢晚期帝后一級墓葬［10］，可惜被盜，兵器僅有銅弩機1件。
漢代列侯分為萬戶侯、千戶侯和百戶侯。西漢時期的列侯級別墓葬僅發現於長安地區。萬戶侯級別以張安世墓為例，該墓東西兩側叢葬坑發現了2000多件甲士俑、木質小型車馬和各種金屬兵器，其中近1000件彩繪甲士陶俑手持兵器，出土鐵劍、戟、刀、矛、戈、弩機、鏃和銅鉞1000多件［11］。千戶侯級別的墓葬以楊家灣四號漢墓為例，其11個陪葬坑中有騎兵俑坑6、步兵俑坑4、戰車坑1個，出有騎兵俑583、步兵俑1965、盾牌模型410件［12］，坑內出土鎏金銅鏃、弩機［13］。新安機磚廠“利成”漢初墓屬於列侯級別，發現24匹馬組成的騎兵儀仗隊，兵器有鐵劍10、鐵戟1、鐵刀2、銅鏃1件［14］。東漢時期的列侯墓少見於長安地區，洛陽地區的列侯墓亦被盜嚴重，對本文探討價值不大。
其他高等級墓葬盜擾嚴重，僅棗園南嶺漢墓M1儲存完好，該墓屬西漢早期，出土有銅劍1、銅弩機1、銅鐓4、銅鏃23、鐵劍2、玉劍珌4件［15］。西漢晚期北郊百花村M6墓主或可高至列侯，但僅在南耳室發現銅弩機2件［16］。
中等級墓葬大多被盜。西漢早期墓西安龍首村91CTDXM2雖被盜擾過，但棺內有鐵甲冑1副、銅鐓2、鐵鈹1、鐵柲1、玉珌1件［17］。西漢中期的西安東郊三店村漢墓，隨葬銅矛1、銅弩機2、銅鐓1、鐵刀2、鐵劍2、鐵戟2件［18］。西漢晚期的洛陽金谷園車站M11隨葬銅弩機5、銅鏃5、鐵劍9、鐵刀4、鐵鏃9件［19］，洛陽淺井頭CM1231隨葬銅弩機1、玉璏1、鐵劍2、鐵刀4件［20］。新莽前後的萬達廣場M16發現銅劍珌1、鐵戟1，M23發現鐵戟1、銅弩機1件［21］。東漢早期的西安財政管理幹部培訓中心M33發現有銅戟2、銅弩機4、銅鏃4、鐵矛4、鐵鎩6［22］，洛陽北郊C1M689隨葬鐵劍2、鐵刀2件［23］。東漢晚期洛陽南昌路92CM1151隨葬鐵矛1、劍2、刀3、戟1、斧鉞2件、馬鐙1對［24］。
低等級墓葬數量較多。西漢早期的洛陽北邙IM45隨葬銅鏃5件［25］。西漢中期的洛陽火車站IM1779隨葬鐵劍2、刀2件［26］，雅荷城市花園M108隨葬錯金銀銅弩機1件［27］。西漢晚期的西北醫療裝置廠漢墓出有鐵劍1、鐵刀1件［28］，洛陽西郊M3039隨葬鐵戟1、刀1，洛陽西郊M3023出有鐵劍1、鐵鏃1件、鐵甲1領［29］。新莽前後的西安未央印象城M6隨葬銅弩機2、鐵劍2件［30］，洛陽五女冢96HM267隨葬鐵劍1、刀1件［31］。東漢中期的洛陽西郊M7036隨葬鐵戟1、劍1件［32］。東漢晚期的洛陽澗西七里河M1隨葬鐵戟1、鐵劍1、鐵鉤鑲1、鉛刀1件［33］。長安夏殿村M53為東漢末年到曹魏時期墓葬，隨葬銅弩機3件［34］。
由以上可見，漢代隨葬兵器的等級制度嚴格。皇帝和諸侯王以軍陣隨葬，步兵、騎兵和車兵配備相應的武器，從進攻性兵器鉞、戟、劍、刀、矛、鈹、衝、弩機、鏃，到防護性兵器盾牌和甲冑一應俱全。《後漢書·禮儀志下》載大喪明器時雲“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43］史書記載尹賞任長安令時，對“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進行了極為殘酷的鎮壓［44］。新莽前後曾多次強調“禁民不得挾弩鎧”［45］。王莽受漢安公的過程中，提及的兵器有“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46］。據此可知，這個級別可以使用鉞、弓矢、甲冑等。列侯墓葬在西漢初年到西漢早期隨葬武士俑及相應的兵器，但規模、種類遠遠小於帝陵，如張安世墓雖使用了著衣式俑，但不見盾牌、兵器架和攻城器械衝；隨著列侯勢力的不斷下降，其在隨葬兵器上與兩千石以上的高階官吏越來越趨同，新莽之後不再見武士俑，都是隨葬刀、劍、戟、弩機、鏃類，數量不等。中小型墓隨葬兵器的現象並非十分流行，如《長安漢墓》公佈的139座西漢和新莽時期中小型墓葬中，出土兵器者50座［47］，佔比36%；《西安東漢墓》公佈的98座墓中，隨葬兵器的墓葬39座［48］，佔比39。8%；《洛陽燒溝漢墓》225座，有兵器者36座［49］，佔比16%；《偃師華潤電廠考古報告》77座東漢墓中，隨葬兵器者17座［50］，佔比22。1%。中級以上的官吏墓葬隨葬兵器一般為刀、劍、戟、矛、鎩、弩機、鏃類，數量少者數件、多者30餘件。低階官吏或小地主墓隨葬兵器刀、劍、戟、矛、鉤鑲、弩機、鏃中的兩三類，數量多為數件。平民墓隨葬兵器者寥寥可數，一般為刀、劍、弩機中的一類1～2件。
漢代功勳卓著者隨葬兵器的規格較同級略高。一些有赫赫戰功的將領或勳貴大臣死後可以獲得皇帝賜冢地、葬具及以軍陣列隊送葬的殊榮［51］，如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死後御賜塋地，御送“輕車介士”［52］，隨葬的俑為類似漢陽陵的著衣式。周勃或周亞夫為列侯名臣，生前掌管軍隊擁有軍權，有蓋世功勳，故可以隨葬包括指揮俑、步兵俑、騎兵俑在內的軍俑群或兵馬俑群；但其兵俑為塑衣式，規格低於帝陵和張安世墓。而中級規模龍首村91CTDXM2規模雖然不大且被盜，但從殘存的隨葬品來看，有陶鼎5、盒3、壺6、鍅1，以及銅器、鐵器、玉器、銀器、錫器、骨器、車馬飾件，鐵甲冑、鐵鈹、柲、鐓以及劍鞘末飾玉珌等均為實用兵器；能隨葬貼飾金銀的鐵鎧甲，表明墓主人生前或在武官中身居高位，或曾立過顯赫戰功而得到此鎧甲作為賞賜［53］。
二、明器化
明器，即鬼器，“送死之器”［54］，“為明器者，知喪興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55］“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56］。漢墓典型的明器化就是大量的陶器模型和俑，在隨葬兵器上亦可以看到尺寸小、裝飾粗糙、無使用痕跡的銅鐵兵器，或鉛質、陶質兵器。
從下表來看，明器兵器的種類比較齊全，有刀、劍、矛、戟、弩機、鏃、盾、甲，質地以銅、鐵為主。以弩機為主，弩機在各個階層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大多數屬於明器，長度在6釐米以下，一般為4～5釐米；多為銅質，新莽時期開始出現鉛質弩機並流行至東漢初年，如西安北郊鄭王村M2、M6、M121［57］，旭景明園M1［58］，咸陽渭城區民生工程M7，陝西省交通學校M153和M179，洛陽澗西M48均使用了鉛弩機；但銅弩機依然是最主要的弩機明器形式，一直沿用到東漢晚期。使用弩機隨葬出現了一個自上而下的趨勢，西漢初期僅在帝陵和或有軍職的諸侯或列侯等高階墓葬中出現，西漢中期以後中小型墓葬開始盛行隨葬弩機。
兩京地區漢墓隨葬的刀多為實用器，新莽時期的龔家灣M1［59］出土12把銅刀中有1把是明器，其餘11件不清楚是否明器。明器化刀多見於東漢中晚期的中小型墓葬，如陝西省185煤基M2和M3隨葬木柄銅刀［60］，而十里鋪M162的4件小刀帶柄長16～2。2、寬1。3～0。7釐米，柄身是在大片的銅頁上裁截下來的，刃部尚未修磨，柄與刀身結合處用小銅箍加木片製成［61］。洛陽澗西七里河東漢晚期墓葬M1出土了鉛刀［62］。
鐵劍除帝陵及楊家灣漢墓等陶俑身上攜帶的兵器、西安理工大學M1出土的6把鐵劍為明器外，其餘墓葬隨葬的鐵劍能辨別形制的大多為實用器［63］。新莽時期的西安淨水廠M55出有鉛劍1把［64］。
墓葬隨葬戟的較少，帝陵叢葬坑中所出均為鐵質明器；其他墓葬隨葬明器戟的僅見於鞏義康店葉嶺磚廠M1［65］、春都花園IM2354［66］、華潤電廠M50［67］、洛陽西郊M3039［68］、西安財政管理幹部培訓中心M33［69］。
明器矛只發現於西漢早期的帝陵叢葬坑和張安世墓，均為武士俑所佩。
表一 漢代兩京地區隨葬明器兵器統計表［70］
隨葬明器鏃的墓葬數量較少，除帝陵叢葬坑、張安世墓、楊家灣M4、利鄉侯墓外，只發現於洛陽西郊M3242［71］。
陶盾只發現1件，出於東漢晚期肥致墓，寬7～8。6、高16。5釐米［72］。
受等級限制，皇帝、列侯等特權階層與社會中下層在明器的種類和組合上各有側重。
帝陵叢葬坑均發現了大量的鐵質明兵器，為各種陶俑上攜帶的兵器，種類有刀、劍、弩機、鏃、戟、盾牌、兵器架和衝，均為原大的1/3；但製作精緻，就連陶甲也是片片相連。
列侯墓中張安世墓和楊家灣M4的兵器亦為甲士俑所佩，比例同帝陵所出，唯種類中少了盾牌、沖和兵器架，顯然是下帝陵一、二級的。而利鄉侯墓除了鐵刀殘斷不明外，其餘兵器均為明器。西漢中期以後，列侯墓明器化的兵器種類僅有劍、戟、弩機。其他高階官吏隨葬的明器有劍、戟、弩機，如西漢晚期西安理工大學M1墓主身份相當於二千石以上官秩的列侯或郡太守，其所出的6把鐵劍、2件銅弩機均為明器［73］。
中等級墓葬使用明器兵器主要見於西漢晚期和東漢早期，主要是戟和弩機，尺寸較小，但均前鋒較尖銳、製作規整。
低等級墓葬從西漢中期開始使用明器，一直沿用到東漢晚期。器類有戟、劍、刀、鏃，質地有銅、鉛、木銅組合，器物製作粗糙。
普通平民墓用明器則始於新莽時期，一直到東漢晚期。以鉛弩機為主，質地粗疏，有些甚至發掘時無法提取。
明器化兵器隨葬的墓主人以高等級墓葬、低等級墓葬和平民為主。究其原因，帝陵和列侯明器兵器多為隨葬俑所配備，為專門製作的明器；而高階官吏以下（包括帝陵的陪葬墓）的墓葬裡既有專門製作的“明器”，也有實用的“役器”“用器”［74］，這主要是與禮儀制度有關。低等級墓葬和平民使用明器化的兵器主要是財力所限，鉛兵器、木柄銅刀都是節省銅鐵之故。
圖一 漢代兩京地區各等級隨葬兵器合葬墓統計表
圖二 漢代兩京地區出土兵器合葬墓統計圖
三、性別化
漢代兩京地區合葬墓普遍，在西漢時期流行異穴合葬，至新莽時期異穴合葬與同穴合葬比例相當，東漢時期同穴合葬所佔比例呈上升趨勢，多人合葬出現於東漢早期［75］。
據發表的資料，同穴合葬且隨葬兵器的墓葬共36座：有西安方新村2001M19、2000M1、2000M2［76］，雅荷智慧家園M9［77］，雅荷城市花園M11、M94［78］，西北醫療裝置廠M107［79］，電信局第二長途通訊大樓M14、M28、M110、M197［80］，西安北郊M2［81］，佳馨花園M80［82］，陝西省交通學校M179［83］，西北有色金屬研究院M29［84］，金泘沱小學M3［85］，旭景名園M1［86］；洛陽金谷園HM1［87］，金谷園IM337［88］，燒溝M2、M632、M1029［89］，老城西北郊M61［90］，老城西北郊M81［91］，西郊M 3247、M9002、M3119［92］，高新區GM646［93］，郵電局IM372［94］，卜千秋墓［95］，金谷園車站M 11，北郊C1M689［96］，玄奘路C11M00048［97］，瞿家屯C1M9816［98］，李屯M1［99］，孟津朱倉2013MZM1［100］。36座墓以中等級和低等級墓葬為主，始見於西漢中期，流行於西漢晚期，新莽時期不見，東漢早期以後較少（圖一）。
二人同穴合葬者，一般規模相當，隨葬品在耳室或側室、甚至棺材周圍都有，並行的兩棺大小相近，均有隨葬銅鏡、銅錢、玉塞類，但兵器出於其中一棺而另一棺不見：36座墓中，其中左棺（以面向墓道為準）內出兵器的24座，右棺出兵器者8座，還有4座墓兵器出於前後室或側室（圖二），以左棺出兵器者為主。據研究，同穴合葬從西漢中期到東漢以男左女右居多［101］。而從已知性別的洛陽金谷園HM1、卜千秋墓等看，隨葬兵器者為男性，不隨葬兵器者為女性。由此可見，若同穴合葬為雙棺者，棺內出有兵器的為男性。
以此來檢驗其他合葬墓，方新村2001M19二棺為前後並列，前棺內有玉口琀、鼻塞和肛塞等，後棺隨葬銅弩機5、銅刷1，當系墓主夫婦二人前後置棺所致。兩京地區還發現幾例同穴合葬者兩棺皆有兵器隨葬的現象：西安市電信局第二長途通訊大樓M197，兩個墓主棺內隨葬品相當，二人頭腳相對，與一般兩棺墓主擺放同向相反（圖三），說明二人為同性。洛陽金谷園IM337兩具屍骨儲存不好，兩墓主均隨葬鐵劍、銅鏡、銅錢等，整個墓葬的隨葬陶器也為2套，說明墓主地位相當，但從隨葬鐵劍的擺放位置看，兩個鐵劍方向正好相反，或與電信局第二長途通訊大樓M197情況相同，墓主均為男性。洛陽燒溝M1029和洛陽西郊M3247後室與側室各葬1人，兩墓主同墓異室，均隨葬兵器，二人為父子或兄弟。
圖三 西安市電信局第二長途通訊大樓M197平面圖
1、2、5。陶罐 3。釉陶鼎 4。釉陶奩 6、8。銅鏡 7。銅錢 9。石口琀 10。玉玦 11、13。鐵劍 12、15。鐵刀14。石肛塞 16。小陶罐 17。銅弩機 18。銅蓋弓帽
3人合葬墓中情況類似。洛陽燒溝M632葬3人，左側墓主隨葬有兵器，右側2人僅有1面銅鏡，該墓隨葬陶器2套，三人可能為夫、妻、妾或子女。洛陽瞿家屯C1M9816葬3人，後室兩棺不見兵器；側室一棺隨葬鐵劍，該墓隨葬陶器2套，可能也為夫、妻、妾或子女。洛陽西郊M9002葬3人，後室左側墓主隨葬有兵器，右側墓主隨葬銅鏡；側室墓主無隨身器物，該墓隨葬陶器1套，墓主同上。4人以上合葬以旭景名園M1最為典型，該墓後室和南側室分別並埋兩棺，每一組並列的棺中一個隨葬兵器，一個不見兵器。
漢代墓葬屍骨多儲存不好，若能利用隨葬兵器的有無這種性別程式碼來判定墓主性別，其學術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隨葬兵器作為一種性別程式碼（gender code），是由社會規範和文化傳統決定的。隨葬兵器作為區分男女性別角色的做法或許由來已久，在晉侯墓地中晉侯墓葬多隨葬兵器，夫人墓葬均不見於兵器，而曲村墓地中的中小貴族和平民的墓葬，墓主經鑑定為女性的也無隨葬兵器的現象［102］。
由於漢代兩京地區缺乏高階官吏以上墓的合葬情況，而從全國的情況來看：西漢時期，諸侯王墓多隨葬兵器；王后墓內也隨葬多種及多件兵器，但在陪葬內容及數量上低於諸侯王墓。女性墓主隨葬兵器的現象，主要與其身份地位相關，是等級差別在喪葬禮儀和輿服制度上的體現［103］。而高等級以下的女性墓中不見兵器隨葬，這與當時女性不參與軍事活動有關：文獻記載中東周時期已形成女性不參軍的觀念，“戎事不邇女器”［104］。漢代軍旅更是排斥女子，李陵曾言“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105］若此，漢墓以兵器作為性別指示適用於中小型墓葬中。
漢代奉行“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106］的基本原則，“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107］。故隨葬兵器的種類和多寡依據死者生前身份地位和經濟實力而定，“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108］。但在“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109］的忠孝禮制喪葬觀影響下，隨葬兵器在滿足基本喪葬禮儀的基礎上力求豐厚，出現的明器現象（明器也可能受到漢初薄葬觀念的影響［110］）以體現兵器器用制度上的差異。兩京地區漢代中小型墓葬中，兵器為男性程式碼的現象較為突出。至於漢代兩京地區漢墓隨葬兵器的時空差異、與其他地區隨葬兵器的對比，以及隨葬兵器出現的背景和動因，因篇幅所限將另外討論。漢代隨葬兵器等級化實現的物質基礎是漢代鍊鋼技術的發達［111］和社會的穩定，也與當時兵種和對北方作戰有關。作為兩京地區的隨葬兵器，其等級的分明和嚴格［112］無疑是其他地區效仿的物件，透過對其的不斷強化和規範維護了當時的社會倫理綱常和政治秩序；作為喪葬活動的部分因素，隨葬兵器被賦予了天道、人倫、身份地位等諸多含義，成為封建倫理政治的圖解和符號。
［1］楊泓。古代兵器通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123。
［2］漢代兩京地區主要指當時以兩都城“長安”和“洛陽”為中心的京畿地區，並不侷限於長安和洛陽，基本上是漢代的司隸校尉部所屬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本文僅取狹義的兩京地區即京城所在。
［3］據統計，兩京地區漢墓隨葬的兵器種類較多，以刀、劍、弩機、鏃為主，也有不少矛和戟，其中刀640、劍484、戟169、矛116、鉞12、匕首13、鎩10、鞭1、弩機297、鏃3003、鉤鑲2、鎧甲4、蒺藜7、戈把、棒形器2、鈹1、衝1、盾417件，還有各種附件和承弓器、彈丸等。
［4］據肖健一的博士論文統計，長安城郊中小型西漢墓葬已有2458座，加上他沒有統計的兩處數百座和數十座墓，總數近3000座。a。肖健一。長安城郊中小型西漢墓葬研究［D］。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6-12。b。張鴻亮。洛陽地區漢晉墓研究［D］。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18。
［5］2018年之前的統計數字來自：李姣姣。長安地區漢代隨葬兵器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9-11。2018年之後的資料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兩座漢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8（2）：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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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洛陽地區偃師華潤電廠03YHDM89由封土、墓道、前後甬道、前後室、二耳室組成，可惜被盜嚴重，殘存物中有玉片18（1孔內尚存有金絲）、金片2（見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偃師華潤電廠考古報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77-78。）。東漢時期，玉衣的等級制度非常嚴格，《後漢書·禮儀志下》規定：皇帝死後“金縷玉柙如故事……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范曄。後漢書：禮儀志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41，3152。）從該墓的位置、規格、時代和殘存物來看，墓主身份或為帝、後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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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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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長安區夏殿村墓地M53發掘簡報［J］。四川文物，2012（5）：17-25。
［35］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表三、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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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同［29］。
［39］同［35］：表四二。
［4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59（2）：87，91。
［4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隊。陝西省185煤田地質隊咸陽基地籌建處東漢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3（5）。
［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漢魏故城北魏外廓城內叢葬墓發掘［J］。考古，1992（1）：22-31。
［43］范曄。後漢書：禮儀志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46。
［44］班固。漢書：尹賞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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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同［45］：4075。
［47］同［27］：附表三。
［48］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東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984-988。
［49］同［35］：240-242，表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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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劉熙撰，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M］。北京：中華書局，200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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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同［48］：341-353。
［59］孫徳潤，賀雅宜。龔家灣一號墓葬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7（1）：1-9。
［60］同［41］。
［61］雒忠如。西安十里鋪東漢墓清理簡報［J］。考古通訊，1957（4）：38-42。
［62］同［33］。
［63］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學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物，2006（5）：10-14。
［64］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隊。西安淨水廠漢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0（6）：46-52。
［65］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鞏義市康店葉嶺磚廠漢墓發掘簡報［J］。華夏考古，2005（3）：20-36。
［66］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春都花園小區西漢墓（IM2354）發掘簡報［J］。文物，2006（11）：32。
［67］同［50］。
［68］同［29］：33-34。
［69］同［22］：21。
［70］因弩機大多為明器，且相當多資料發表語焉不詳，故本表不做弩機的統計，僅對錶中涉及的弩機標註。
［71］同［29］：28。M3242：31，長僅2釐米。
［72］河南省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縣南蔡莊鄉漢肥致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2（9）：38-40。
［73］同［63］。
［74］呂友仁，李正輝註譯。周禮：夏官司馬［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84。《周禮·夏官司馬·司兵》雲“陳明器，役器，甲冑幹笮”，鄭玄注“此皆師役之器”，賈公彥疏“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幹笮”。
［75］同［48］：1007。
［76］同［27］：212-217，177-179，185-186。
［77］同［48］：183-192。
［78］同［27］：243-245，337-340。
［79］同［27］：57-59。
［80］同［27］：563-569，592-596，603-608，640-643。
［81］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西安北郊兩座漢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8（2）：13-24。
［82］同［27］：675-680。
［83］同［27］：508-510。
［84］同［27］：227-229。
［85］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金泘沱小學漢、唐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6（2）：3-19。
［86］同［48］：341-350。
［87］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金谷園西漢墓發掘簡報［J］。中原文物，1987（3）：27-30。
［88］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金谷園東漢墓（IM337）發掘簡報［J］。文物，1992（12）：9-14。
［89］同［35］：10-12，31-33，59-63。
［9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64（2）：107-124。
［91］賀官保。洛陽老城西北郊8 1號漢墓［J］。考古，1966（8）：403-406。
［92］同［29］：9，10，1-2。
［93］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高新技術開發區西漢墓（GM646）［J］。文物，2005（9）：36-45。
［94］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郵電局372號西漢墓［J］。文物，1994（7）。
［95］洛陽博物館。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7（6）：1-12。
［96］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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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信陽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市瞿家屯漢墓C1M9816發掘簡報［J］。考古，2016（1）：54-67。
［99］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李屯東漢元嘉二年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7（2）。
［100］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5（4）：28-38。
［101］同［4］：257。
［102］耿超。晉侯墓地的性別考察［J］。中原文物，2014（3）：40。
［103］謝綺。西漢諸侯王后墓出土兵器現象分析［C］//西部考古（第16輯）：210-218。
［10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僖公二十二年［M］。北京：中華書局，1990：399。
［105］班固。漢書：李廣傳附李陵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2453。
［106］商務印書館。白虎通德論：崩薨（第10卷）［G］。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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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班固。漢書：貨殖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3679。
［109］同［107］：393。
［110］漢文帝時倡導“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遺詔中有“無布車及兵器”。“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a。班固。漢書：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62：132。b。班固。漢書：景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62：134。
［111］杜茀運，韓汝玢。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部分鐵器的鑑定［J］。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武庫［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2-133。長安武庫遺址出土的大量鐵兵器，據測定，除戟、鎧甲是熟鐵外，其餘都是以不同含碳量的炒鋼為原料做成的。
［112］班固。漢書：周勃附子周亞夫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2062。《漢書》記載：“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賣縣官器，怒而變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可見當時隨葬器使用之嚴。
原載《考古與文物》 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