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腔
那場遙遠鄰國發起的戰爭仍在繼續，無關立場，送命的無非都是兩邊的百姓子弟。
槍稿諸位作者中，郝建老師出生於1954年，是最年長、也就是經歷過最多大歷史、大事件的那一位。
昨天，他發來下文，想說的，當然不只是影片中的那場戰爭。
——槍稿主編 徐元
法西斯上尉為什麼不開槍？
文/郝建
作者簡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員。
01
反抗與屍體
清晨，陽光明媚，街道上灑落了斑斑血跡，十幾具屍體躺在石塊鋪設的地面上。死者有男有女，都是些青年人，他們是大學生、職員、護士……
一群百姓站在路口，默默地看著這些屍體。
不遠處的街道高坡上，一隊德國法西斯士兵荷槍實彈站在那裡。旁邊軍用卡車上的大喇叭在播送通知：薩拉熱窩的公民們，現在向你們宣讀德軍司令部的公告：死者父母或親友快來認領屍體……
這情景出自南斯拉夫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1972年在南斯拉夫上映，1973年，北京電影製片廠譯製該片， 此後在80年代公映，併成為國人的一代經典。
影片的故事設計複雜機巧又順暢合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了掠奪薩拉熱窩豐富的燃油資源供應裝甲部隊，德國納粹黨將經驗豐富的黨衛軍上校馮·迪特里士派往薩拉熱窩。他的任務是全力消滅瓦爾特領導的反抗運動，維護佔領區的穩定。
馮·迪特里士的確厲害，他一邊狠毒殺戮，一邊使用間諜手法。他派人假冒瓦爾特，抓捕抵抗者策反成叛徒，成功地阻擊了抵抗運動的多次行動，誘殺了眾多抵抗軍。而真正的瓦爾特由於作戰需要無法公開身份，但他準確判斷，機智應對，終於剝去法西斯五毛的馬甲，讓假瓦爾特現了原形。
電影中真實的瓦爾特智勇雙全，是納粹黨心中懼怕的物件，“瓦爾特簡直是個幽靈，我懷疑他是不是存在。”成為《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經典臺詞。
結尾處，瓦爾特帶領游擊隊員炸燬了裝載油料的火車。德軍的坦克停在平原上，成了盟軍轟炸機的活靶子。影片在1973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翻譯配音，假扮瓦爾特的德國間諜康德爾是葛存壯配的音。我念研究生時，葛老師來講過課，跟我們說到這部電影，還笑談“馬尾巴功能”等文革電影掌故。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寫出了人物群像，許多人物的塑造十分精緻、細膩，寫出了英勇的反抗。
02
當比紹夫上尉面對瓦爾特
認屍現場，兩邊對峙。
那隊德軍的指揮者是黨衛軍的比紹夫上尉，他輕聲命令隊長：“看他們誰走過來，過來就打死。” 這時，跟市民們站在街道另一頭的瓦爾特和抵抗運動成員們也在低聲說話，他們警告大家：“誰也別過去，誰也別過去，會打死你的。”一個婦女要往前走：“我兒子躺在那兒”。一個抵抗運動成員一把拉住她，市民們都沒敢去。
比紹夫上尉身後是薩拉熱窩百姓親人的屍體。
抵抗運動的重要成員鐘錶匠也站在那裡，神情茫然。他的女兒躺在不遠處的石頭地面上。頭天晚上，女兒和男友一起在夜裡去襲擊德軍哨卡。
但是，他們的行動早就被打進來的間諜報告給德軍。當他們走近德軍卡車時，忽然燈光大亮，機槍開始掃射，青年們倒在血泊中。（本片導演哈·克爾瓦瓦茨當時還受委託管教著一個不良少年，名叫庫斯圖裡卡。這少年在那場襲擊行動的戲中扮演一個青年學生，只有一句臺詞。）
街道邊，鐘錶匠看著女兒的屍體，視線模糊了。忽然，他兩眼無神，夢遊一樣地向前走去。每一次看到這裡，我的心都會緊緊地揪住。顯然，死亡在等待著這位老人。瓦爾特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的這位戰友是一個堅定、勇敢、冷靜的抵抗戰士，
在但這一刻，失去愛女的巨大哀傷擊倒了他
。
鐘錶匠的女兒與她的朋友前夜偷襲德軍被殺，此刻滿身槍痕躺在地上。
鐘錶匠下意識地朝著躺在路上的女兒走去。只要他走過去，法西斯軍隊的子彈就會射向他。比紹夫知道，把前來收屍的抵抗者親屬也打死可以有效地製造恐怖，從而震懾市民，使他們臣服。瓦爾特猶豫了幾秒鐘，忽然，他毅然起步，也跟著緩步向前走去。接著，另外三四個抵抗運動的成員也跟著走出人群，向著坡上的德軍隊伍走去。看到這情勢，市民們紛紛跟著瓦爾特起步，人們目光堅定，步伐緩慢地向前，迎著法西斯的槍口，走向自己的親人和鄰居的屍體。
情勢在瞬間變化了，這麼多人都自認是抵抗者家屬，迎著槍口走來，這顯然出乎德軍意料。德軍隊長問比紹夫：“怎麼辦？上尉”。比紹夫猶豫了一會兒下令：“撤退”。德軍隊長髮令：“立正，向左向右轉，齊步走”。鏡頭上升，本片那英雄性的主題音樂響起，電影街道兩邊的德軍隊伍撤走了。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主題音樂《不朽》激昂悲壯的獨特旋律至今令許多影迷記憶猶新。
03
法西斯的罪責
我非常喜歡這一場戲，經常跟朋友和學生一起反覆研讀，發生過許多討論和爭吵。有個著名學者跟我說這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是對“人民力量”的虛假的意識形態化闡釋，完全不可信。
我卻認為這部電影和這個段落有力量，有艱難境遇的設定和可信的衝突以及逆轉，
對類似的艱難境遇有著某種真實、有意義的啟示
。
這裡有意志的角力。瓦爾特等抵抗者引領民眾向前，但抵抗者和民眾們沒有把握，可它又是權衡、評估之後的堅定理性行動。
這一次，正義贏了。
這一段書寫的人物困境關乎生死，我將這種戲劇情境稱為一級困境，或最高級別選擇。
在這種戲劇情境中，人物的選擇或關乎自己的存亡，或決定著別人的生命。
電影后半段鐘錶匠替瓦爾特走進敵人的陷阱，再次選擇犧牲，臨走前對徒弟說“不要虛度自己的一生”。
在《索菲的選擇》《卡薩布蘭卡》《哈特的戰爭》《色·戒》中，我們就在人物面對這種一級困境中看到他們從容冷靜的犧牲，看到昂揚、高貴的人格，看到某種最執著、徹底的奉獻。
本片後段，鐘錶匠為了向面臨陷阱的瓦爾特報警，走向鐘樓自我犧牲也呈現出這種高貴的選擇。
在和平年代，絕大多數人一輩子也不會遇到這種困境，也不會去思考這種選擇的危險和艱難。
手持衝鋒槍的比紹夫上尉是個黨衛軍，他跟馮·迪特里士上校一起嘲笑德國的國防軍軍官，譏笑他們遵守規則，不敢放肆地作惡。在比紹夫等法西斯螺絲釘把槍口對準平民時，他們的內心有一套自圓其說的信條。
戈培爾宣傳部灌輸的“真理”成功地將比紹夫這些納粹機器上的螺絲釘打磨得閃閃發光。他們真的相信，佔領其它地方，控制那裡的人民是為了開拓和保衛德國的“生存空間”，元首的話就應該絕對服從，為了實現德國民族的偉大興盛，需要殺掉一些人，被佔領區的抵抗者必須殺掉，否則就會失去穩定……
影片開頭德國將領在會議中分析南斯拉夫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游擊隊，而保衛德國只能指望20個師了。
但是，他內心多少也知道，屠殺平民是不對的。戰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區分過納粹時期德國人的四種罪責。而黨衛軍分子，犯的是刑法罪。就是說，向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開槍，即使按照納粹德國的法律也是犯罪。而在本片這個情境中，比紹夫有可能犯下的是反人類罪。這是紐倫堡審判確定的新罪責，專門用來指認、判定和制裁那些躲在“服從命令”這一藉口下的法西斯官兵。
根據比紹夫在這裡的反應，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決定撤走。是面對多數勇敢覺醒的民眾，他感到了某種壓力，感到某種局勢失控的焦慮？也許，在緩慢而堅定走向自己的人群面前，他心虛退縮了？
也許，他知道向平民開槍是一件罪惡的事情，即使在一個被自己佔領、控制的城市這樣做也是踏破底線的。
隨著民眾走向屍體，手持武器的德軍撤走，比紹夫上尉在自己的得意計劃中裡敗下陣來。
04
面對平庸之惡
面對作惡者，我經常感到思想被凍結，感到面對一個理性徹底被吞沒的黑洞。
阿倫特認為在極權機器上的許多執行者是“平庸的惡”，他們不思考，只是被動地執行。但是，仔細辨析思考後，我注意到此說有偏。雖然我們把納粹黨統治機器上的官員和士兵稱為螺絲釘，
但他們是人，那他們就絕對地具有主體性，善惡選擇的責任永遠無可逃避地架在他們的肩頭
。
文明社會必須認定，他們在做出惡行的時候是一個有責任能力的人，他們得為自己做的事情負全部的責任。當他們下令把衝鋒槍子彈掃射向人群的時候，就是做出一個他自己必須負責的行動。無論何時，為正義和自由而戰的人們必須讓前前後後的比紹夫、馮·迪特里士、高特上校（《辛德勒的名單》中以殺人取樂的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赫爾曼·戈林及希特勒等人知道，紐倫堡國際法庭在等著他。
《辛德勒的名單》中高特上校人物原型也是雙手沾滿鮮血的納粹集中營戰犯。
最危險和最艱難的選擇是瓦爾特做出的。在這個危機情境下，瓦爾特可以做出兩個選擇。躲避，那鐘錶匠必然慘死在德軍的槍口下；冒險搏一下，不僅不知道群眾會不會跟著自己一起來，也不知道邪惡的對方會怎樣反應，會不會帶來更大的失敗與犧牲。
瓦爾特是在賭一把，而且認定這當口必須賭。他在壓力巨大的危機情境中做出的判斷，扭轉了形勢，瓦爾特召喚和引導著市民做出了偉大的抉擇。
這個段落還讓我想到一個帶普遍性的道理：不要妖魔化統治者——就是一味地誇大邪惡力量的作惡能力和非理性程度，把法西斯統治者認定為無惡不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瘋子。
不要妖魔化統治者，是要強調任何人在任何嚴酷的境遇中都不應該放棄思考和辨析，不能放棄抵抗邪惡的責任。
為此，我跟許多朋友爭吵辯論過。我時常看到許多人將法西斯極權的作惡力量和掌控能力無限誇大，將法西斯的殘暴無限誇大，將法西斯描述為徹底失去理性的瘋子。而這恰恰是我們自己躲避到犬儒主義的最好藉口。
面對納粹，人們願意用生命捍衛自由、尊嚴與獨立的悲壯歷程為南斯拉夫贏得了世界聲譽。
在這個具體情境下，如果瓦爾特內心認為統治者毫無顧忌，他就患上了一種被統治者的受迫害妄想症。如果認為法西斯統治者掌控一切，永遠會殺人取樂，那任何評估、權衡、鬥爭反抗都是徒勞的，就只好一切逆來順受。
瓦爾特和鐘錶匠等人的故事呈現出一種真實的、富有張力的戲劇情境，其中面對的死亡抉擇極其艱難，而那些血色場景、具有荒誕意味的境遇逼著我們思考，在法西斯恐怖統治下反抗與生存的悖論，思考在邪惡狂潮襲來時，抵抗者乃至普通人的境遇和艱難選擇。這些思考和辨析咄咄逼人，具有永恆的意義。
編輯/徐元
排版/青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