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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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如果到泉州,不去塗門街上轉轉,你就不算真正瞭解這座城市。在長達1005米的古街上,分佈有13處宋元文化遺存,從香火鼎盛的關岳廟西行至伊斯蘭教清淨寺,不過1分鐘的時間,與這座中國現存最早阿拉伯建築風格清真寺比鄰而居的,是代表儒家文化的府文廟。一條街上集齊清真寺和文、武二廟,塗門街果然很有泉州“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的特色。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泉州清淨寺,“泉州 :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遺產點之一

據說塗門街之名源於當年人們修建開元寺東西塔時,需要許多土石方,此地因被用來承載、儲存建塔土方,稱“土門街”或塗門街。街的中段有宋朝建的清淨寺,來泉州經商、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商人及其後代大多聚居在清淨寺附近。其中有一戶蒲姓人家,在塗門街南面修了大量房宅,佔了大半條街,塗門街又成了“半蒲街”。

數百年過去,塗門街上的蒲氏遺蹟早已湮滅,但它們以地名的形式留存下來,如棋盤園、講武巷、灶仔巷、東魯巷等,而東魯巷口那塊刻有“蒲壽庚府第遺址”的石碑也點名了這些“地名”均與蒲壽庚有關:棋盤園為蒲氏當年下棋玩樂的場所;灶仔巷因蒲氏兵營廚房在此得名;講武巷與蒲氏所建講武堂有關;東魯巷之名來自蒲氏為子女建的“東魯書軒”。

自建書院、娛樂場所和兵營,可見蒲壽庚在當時的泉州絕非等閒之輩,蒲姓怎麼著也稱得上是大家族。可明代之後,朱元璋明令禁止蒲壽庚子孫讀書入仕,有的蒲姓人家只好改姓,到現在,蒲姓在泉州成了稀有之姓。蒲壽庚到底幹了什麼,以致他死後百年招來明太祖的厭惡,嚇得其族人爭相改姓、離開泉州?

這還得從蒲壽庚的出身開始說起。

泉州首富

蒲壽庚祖上為阿拉伯商人——蒲姓即阿拉伯文Abu(阿布)的譯音,他們赴南洋進行貿易活動,並在那裡定居,把香料從東南亞販運到中國,後來舉家遷往廣州,生意越做越大。到南宋時,蒲氏家族已是廣東最大的香料富商。岳飛孫子岳珂(1183—1243)少年隨父到廣州遊玩,跟著當官的父親拜訪過蒲家,對他家印象深刻:蒲氏住的房子不僅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連花園裡的小池塘都是用黃金砌成的。走進屋內,只見廳堂中有四根大柱,撐起龐大沉重的屋頂,聽人介紹才知大柱皆用沉香木做料,光是這一項建造費用就高達數萬兩黃金,更別說用金銀鑄成的餐具、宴席上出現的珍貴食材和名貴香料。難怪長大後的岳珂憶及當年種種情形,直稱蒲姓為“最豪者”。不過好景不長,岳珂多年後再聽人談起廣州蒲氏時,“其富已不如曩日”,到底是家道中落了。

大約在此時期——嘉定年間(1208—1224),蒲氏家族的一支蒲開宗一家,從廣州遷居泉州渚港的法石鄉雲麓村,繼續從事以販運大宗香料為主的海外貿易。為什麼蒲開宗要離廣赴泉?表面看是因為家業衰敗,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泉州港日益繁盛,大有取代廣州港之意,蒲開宗只是做了更利於香料貿易的選擇。

此時的蒲開宗一家看上去與漢人無異,靠著多年經營的貿易網路,蒲開宗的香料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他還在泉州出資修建了兩座橋——龍津橋和長溪橋,便利貨物運輸。為了鼓勵他將更多的外來香料銷往中國,一來方便泉州皇室宗親的使用,二來增加稅收,南宋政府特賜蒲開宗“承節郎”的官銜,雖是個花錢也能買的上的低階官職,但由政府賞賜,意義可不一樣。

蒲開宗有兩個兒子,蒲壽宬與蒲壽庚,前者喜歡讀書、賦性恬淡,“厭銅臭而慕瓢飲”,蒲壽庚與其恰恰相反,“少豪俠無賴”,是個仗義、交遊廣泛、偶爾耍點滑頭的社會活動家。香料貿易雖是項獲利頗豐的買賣,風險係數極高,家族產業交到江湖氣更重的蒲壽庚手上顯然更加適合。有父親在泉州打下的基礎,加上蒲壽庚出色的運營、管理才能,家族生意很快做大做強,沒幾年,蒲壽庚就把持了泉州港的海外貿易(畢竟香料佔大頭),成了泉州城首富。他有一支屬於自己的航海商船隊,海舶數量巨大。為此,他在晉江出口建起“天風海雲樓”和“一碧萬頃亭”,遙望海船出入。他還擁有實力強大的私人海上武裝力量,對付搶劫和殺人掠貨的海盜。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蒲氏家族墓碑,重刻於清光緒十六年(1890),現藏廣州博物館

蒲壽庚生活的時代,泉州一帶海盜猖獗,他們在海上劫掠往來船舶,上岸燒殺搶奪,有記錄的海寇犯泉事件就有8起,氣力已衰的南宋政府派出正規軍左翼軍也無力阻擋。蒲壽庚為保持商路暢通自行組織隊伍,培養一大批戰鬥力強的民兵,在需要時發揮作用,維持泉州地區的安寧。1274年,海寇再襲泉州,官兵拿他們沒轍,只好徵調民船、借用民間力量。蒲壽庚同剛從梅州(離泉州約160公里)知州任上退下來的蒲壽宬挺身而出,帶領私家武裝幫助官府擊退海寇,蒲壽庚因功得官,擔任泉州提舉市舶使,管理海上貿易、徵收關稅和接送外國使節(“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蒲壽宬也被朝廷授予吉州知州一職,聰明的他“逆計宋事已去,辭不赴”。

此時距元軍攻佔臨安僅剩兩年,南宋政權在搖搖欲墜的關頭任命一位香料富商掌管海外貿易,與蒲壽庚擁有大量海舶、財富,在南海諸國影響力大(“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息息相關。如果說此前蒲壽庚是為自己“打工”的話,當上市舶司官員後便是為朝廷“打工”,“亦官亦商”的身份讓他一邊經營香料貿易,一邊透過官方手段“合法”搜刮利益,增加財富。

壓垮南宋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蒲壽庚擔任市舶使的時間並不長。1276年2月4日,元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獲5歲的宋恭帝,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護送益王趙昰一行人出逃福建,途中趙昰即位稱帝,改元景炎,蒲壽庚被授封新職——福建廣東招撫使,兼主市舶,掌軍事、民政和市舶實權,統領海防。在宋代,招撫使非常置軍職,受命者通常是負有重要任務的高階將領。正常情況下,蒲壽庚不具備相應品級,不得授予如此重要的職務,也只有在“知非依賴壽庚不可”的特殊情況下,南宋小朝廷才會這麼幹:承認他在泉州的勢力,並向其投出橄欖枝,希望藉助他的力量在福建沿海一帶抗擊元軍。

誰都知道,蒲壽庚擁有雄厚的財力,私人武裝力量也很強大,與海外聯絡密切,無論是對於倉促南逃的南宋小朝廷,還是勢頭正勁的元軍,蒲壽庚都是他們想積極爭取的物件,誰拉攏了蒲壽庚,勝利的天平就有可能傾向哪一方。據《元史》載,元丞相伯顏也派遣使者不伯、周青赴泉州招撫蒲壽庚、蒲壽宬兩兄弟,結果如何,史書未提。從後來蒲壽庚的表現來看,他至少沒有當場答應使者與元軍結盟。在張世傑護送小皇帝抵泉州後,蒲壽庚尚親赴拜謁並請駐蹕,當時他仍是舉棋不定,未下決心降元,不過他的“好意”遭到了張世傑的拒絕。其後張世傑因向蒲壽庚索要軍糧物資未果,搶走停靠在法石一帶的蒲氏海舶400多艘及船上財貨,令蒲壽庚大為光火。

法石是蒲氏海外貿易的大本營,那裡停靠的大量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1982年,考古人員在法石試掘了一艘南宋海船,長度在23米以上,載重量約100噸,專家們推測商船主人很可能就是蒲壽庚,粗略估算,張世傑等人劫走的400艘船總噸位至少也在4萬噸,這等於是要了蒲壽庚的“命”。作為商人的蒲壽庚,利益在他眼裡是最重要的。作為宋臣的蒲壽庚,“棄宋仕元”肯定不是最好的選擇。可是站在泉州港的角度而言,於公於私他都不希望享譽海內外的港口毀於兵火。思前想後,他閉城拒命,與泉州知州田真子上表降元。這對殘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無奈之下,宋軍人馬只好繼續南逃,往廣東撤去。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蒲壽庚府第遺址”石碑,位於泉州東魯巷口。

蒲壽庚主動獻城降元不單代表了他個人意志,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泉州海商與地方政府的立場。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泉州知州田真子和受其直接指揮的左翼軍(首領夏璟)的支援,泉州不可能輕而易舉在蒲壽庚帶領下投降蒙古人。這三個人在南宋晚期分別掌管泉州地區的財政、行政與軍政,都是隸籍泉州的地方精英,與身處泉州的趙宋宗室子弟分屬不同陣營。這也容易理解,畢竟趙氏後裔都靠地方財政養著,有的仗著自己的身份為非作歹,甚至明目張膽搶奪泉州商人出海的船舶與貨物,欺壓商賈百姓。當南宋小朝廷抵達泉州,既要仰賴當地人力、物力、財力支撐岌岌可危的政權,又妄圖指揮一切時,勢必引起一部分地方精英的不滿。他們反感於宗室的橫暴行為,比起是否“忠君”,更在意的是地方和家族的利益,明眼人也看得出來南宋大廈將傾。

幾經權衡,蒲壽庚等人棄宋降元,在帶領泉州港依附新王朝的過程中,又做了件讓朱元璋憤恨的事——上千名趙氏後裔被蒲壽庚趕盡殺絕,他們本打算與回師攻泉的張世傑來個裡應外合,結果遭到毀滅性打擊。清除完泉州城裡的反元勢力後,蒲壽庚協助元軍參與剿滅包括東南沿海及海外地區的南宋殘餘勢力。他雖然保全了泉州港,使它在宋元鼎革之際得以平穩過渡,於元代達到空前繁榮,但卻祭出了壓垮南宋的最後一根稻草,加速了南宋滅亡。

一時顯貴冠天下

1276年降元后,蒲壽庚先後被任命為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泉州市舶使、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官階越升越高,可見元廷對其重視程度。雖說蒲壽庚在將泉州易主的過程中主要依靠了漢族地方精英力量,但由於元朝實行的種族政策,相比漢人、南人,作為色目人的蒲氏家族享有更廣闊的政治前途,蒲壽庚是眾多降元人物中唯一一位在新王朝中享有持久和耀眼政治生涯的,幾乎延續到他生命的盡頭。蒲壽庚家族受益頗豐,泉州港也因為他的存在再度煥發生機。

泉州的市舶收入是南宋財政的重要來源,這點元世祖忽必烈不會不知道,他自然不會扔掉到手的“香餑餑”,在泉州港歸元后的第二年就設立市舶司,宣佈恢復海外貿易活動,此時全國還有不少地區處於戰亂之中。1278年,忽必烈命蒲壽庚、唆都詔諭海外:“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佈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唆都一介武夫,驍勇善戰,缺乏海外貿易的經驗,招徠各國商人的重任自然落在“素主市舶”、在海外市場頗有聲望的蒲壽庚身上。加之在元代市舶法規於1293年制定、頒發之前,元承宋制,泉州市舶制度的執行,必須依靠熟知宋制、經驗豐富的蒲壽庚及其親信。於公於私,蒲壽庚都樂意為之,並盡全力“誘諸蠻臣服”。沒有文獻記載蒲壽庚是否親自出海招商,但他的長子蒲師文在擔任海外諸藩宣慰使時曾帶著蒲壽庚的親信出使南海,利用蒲壽庚的人脈和威望對他們進行動員。此後,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並有蒲氏親信參加。

其時,世界各國貿易正處在興旺發達時期,亞非各國商人都在尋找自己的理想市場,加之元朝不斷派使臣出使南海諸國,引起外商對泉州港的矚目和興趣,沒多久就有外國使臣和舶商來到泉州。繁忙的景象在短暫的戰亂後重又到來,泉州港萬國梯航的情形甚於以往任何時候,如馬可·波羅所言:“如此多的商人和商品聚集在這個城市,幾乎讓人難以置信。”

有趣的是,為使海外貿易更順利地開展,蒲壽庚向忽必烈奏請加封媽祖,促成了媽祖信仰在元朝的官方化。他還奉命為元征服日本修造200艘戰船,後來抱怨“民實艱苦”,只建了50艘,此事不了了之,根本上還是因為蒲壽庚出於商人的本能,不贊成元廷黷武海外。他一邊身居高位、為國出力,一邊繼續經營家族生意,壟斷南海香料貿易。

在泉州,無人不知蒲壽庚,“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鉅萬,家僮數千”是時人對他的評價,其子孫也跟著沾光,“一時顯貴冠天下”。連蒲壽庚女婿佛蓮,手下都有一支由80艘商船組成的船隊,家藏有“珍珠一百三十石”,財力雄厚。這一大家子住在泉州城南佔地300畝的蒲壽庚府第,裡面有花園、棋盤園、驛館、私塾、練兵場等。據說蒲壽庚下象棋方式與旁人不同,他以32名美女為棋子,並在花園北面開闢棋盤園,讓她們身穿紅黑二色衣裙,頭頂上分別寫著“將”“士”“象”“馬”等字樣,下棋時,他和對手在樓上對陣,雙方每走一步就有臺上的工作人員大聲傳令,讓美女按號令在棋盤園移動。他給每一位“棋子”都安排有宿舍,一共32間房,她們居住的地方,至今仍取名“三十二間巷”。在蒲壽庚修建的那座華麗驛館裡,不知接待了多少外國人。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泉州棋盤園

蒲壽庚的輝煌人生紀錄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戛然而止,之後的史料裡找不到關於他的任何行跡,有學者推測蒲壽庚死於1284年。他的3個兒子中,只有長子蒲師文還在經營海外貿易、管理市舶事務。僅至元二十六年(1289),市舶司就向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兩,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泉州,單黃金一項的收入,相當於朝廷歲入黃金總數的1/6。在蒲氏家族的努力經營下,有元一代,與泉州進行貿易和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達宋朝的兩倍之多,其“朋友圈”包含亞非歐諸多國家。無怪乎1297年元廷“開平海省於泉州”時,蒲師文被任命為平章政事,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事務中繼續發揮作用。

泉州蒲氏家族的“百年孤獨”:他們為何棄宋降元,以致在明代改姓避難?

族人紛紛改姓避難

要不是1357年泉州爆發以外族人(蒲氏族人也有參與)主導、長達十年的亦思巴奚(波斯語民軍的音譯)戰亂,將繁榮的泉州港拖向動亂的深淵,蒲氏一族在泉州呼風喚雨的日子也不會就此結束。從蒲開宗落腳泉州法石鄉雲麓村算起,蒲氏在泉州生活100多年,一個經營香料的海商世家能在宋元鼎革之際與泉州港的命運產生那麼強的關聯,甚至主導一個港口的興衰(主要是興),在泉州乃至中國海外交通史上實屬罕見。

誠如閩南史專家陳自強所言:

“蒲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貿易事業中發揮長久的重大的影響,當然有其家族自身的內在因素:世代從事海外貿易,具有經營海外貿易的豐富經驗,熟知海外諸國風情,並在長期的過程中構造了內內外外、政府的、民間的關係網路。但更重要的是所處歷史時代為它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造就了蒲氏家族的輝煌。”

他們作的每一次選擇,無論是在泉州港的興盛期遷居此處,還是加入忽必烈陣營,成為後者開拓海外貿易時的左膀右臂,都適應了歷史的需要,而宋元之際的歷史鼎革,為他們提供了有利的機遇與用武的舞臺。

1366年,亦思巴奚兵亂以元朝政府軍成功鎮壓亂兵、重新控制泉州而結束。戰亂對泉州港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大量商人外逃,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帶著錢財、貿易關係和資源移居中國的其他地方。比如以朱道山為代表的泉州海商先是投靠張士誠,在太倉婁江港從事海外貿易,在朱元璋稱帝后又率先帶領首個外國人商團向大明王朝朝貢,受到朱元璋的禮遇和優待。

相比而言,蒲家人的境遇就要慘得多。如明陳懋仁撰《泉南雜誌》言:“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壽庚、孫勝夫(蒲壽庚親信)之子孫,不得齒於仕,蓋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故終夷之也。”蒲壽庚的曾孫蒲本初都是從母姓楊後,方能讀書入仕。蒲姓後人中,也有不改姓的,世代住在船上,以捕魚為業,也有改姓吳(與蒲音近)、黃、卜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20世紀50年代後期去法石做過調查,發現“卜姓佔全村人口半數以上,相傳此處有蒲壽庚的後裔,元末明初泉州有反蒲運動,蒲姓恐被株連,故相率改為卜姓”。有的蒲姓後人乾脆離開泉州,避居永春、德化、詔安等地,繼續從事香料生意。至今,蒲壽庚的後人中仍有人在“香都”永春、德化等地從事香料業、經營制香廠。

參考資料:

蘇基朗《論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的關係》

莊為璣、莊景輝《泉州宋船香料與蒲家香業》

毛佳佳《蒲壽庚事蹟考》

陳自強《論蒲壽庚家族對泉州港海外貿易的貢獻》等

END

者丨

李崇寒

編輯 | 詹茜卉

排版 | 薛夢緣

*本文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1年10月下,原標題為《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宋元鼎革之際的泉州蒲氏家族》,有刪節,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