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明清都“以儒治國”，為什麼元朝不推崇儒家那套呢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漸成為中國重要的官方思想。至宋代，儒家思想更是登峰造極，飽讀詩書的儒生透過科舉成為朝堂中堅，孔聖人也成了至聖文宣王。以儒治天下的法則也被後世明清所承襲，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

馬克思曾說：“落後民族征服先進民族，最終被先進民族的先進文化所征服。”北方遊牧漁獵民族入主中原後，都吸取中原地區相對先進的文化制度，從早期的北魏孝武帝移風易俗，到後面的遼金清代皆是如此。元代入主中原後也勸農桑，廢世侯，用漢法，定年號。但是元吸取中原文明的程度，卻不及北魏遼金和清。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儒家思想沒有佔據統治地位。

那麼儒學在蒙元的地位如何呢？

上圖_ 孛兒只斤·鐵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成吉思汗

元儒地位

第一，蒙元在政治上有限度地採用了儒生的建議。

成吉思汗攻佔中都之後，收得耶律楚材兼備顧問。窩闊臺即位後，定課稅，清戶籍。忽必烈開幕金蓮川，任用儒士，大幅度地進行改革。但是，這些改革是有限度的是“附會漢法”，“外漢內蒙”。元科舉時廢時有，實權官中儒士不多，朝廷雖也祭孔，但皇帝從來參加。

第二，儒學被當成宗教一般管理。

元儒自嘲：“十儒九丐。”其實為牢騷話。元人設儒戶，儒戶田賦多有優免。地方至中央設定官學，由儒生做教官，從事儒學的管理與教學，朝廷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

這種管理儒學的方式同管理佛道回耶等宗教差不多。元代對天主教神父（也裡可溫）、伊斯蘭教阿訇（達失蠻）以及和尚道士也實行減稅政策，也在全國設定相關機構任命教職人員為官僚進行管理。佛教在中央有宣政院，地方設有僧錄、僧綱等司；道教設集賢院，地方有提舉、都道錄等官；天主教設有崇福司，同是自上而下一套類似系統；皆可與儒學教官對等比照。這其實是成吉思汗“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宗的規矩”相容幷包思想的具體貫徹。

上圖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那麼元朝為什麼不如同宋金明清那樣以儒治國呢？這是元史研究中間的一熱點，各個專家學者都就此展開過研究，以下介紹幾種較為公認的觀點。

元朝建國形勢特殊，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

蒙元帝國不同於其他的少數民族王朝，他有著獨一無二的建國形勢：

其一，蒙元是唯一一個在牢固控制了塞北之後，再南下完成對中原農耕地區征服的帝國。

先前的拓拔鮮卑進入中原前，只不過佔據代北一角，建立北魏後，北面還面對同是鮮卑人的柔然汗國的威脅；契丹建遼之前，只遊牧在西拉木倫河、大興安嶺一帶。金崛起於東北，對草原只是羈縻，統治很不穩固。清代到康熙時喀爾喀蒙古才歸附，乾隆時才消滅準格爾汗國。

其二，蒙元在進入中原之前，是純粹的遊牧文明，很少和中原文化接觸。

北魏和契丹都長期附塞而住，很早就接觸了漢文化。女真最早為漁獵文明，並非遊牧，並有粗放的種植業，後金努爾哈赤熟讀三國，做過李成梁的乾兒子，皇太極時就仿照中原定立官制，在經濟上，入關前的女真（滿族）就有了大量的農耕莊園。

在這兩點因素的作用下，蒙元有著強烈草原遊牧本位思想，從成吉思汗到蒙哥，“視居庸關以北為內地”，而中原卻是“南方邊疆”，透過漢世侯進行間接統治。

上圖_ 忽必烈出行圖

忽必烈建元以後，統治中心南移，但是以草原為本位的強大思想慣性難以扭轉。祖先輝煌的功業，使得後人對祖宗之制十分的自信，“本朝舊法同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遵用漢法，其故如何？”漠北長期的本位經營，也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草原舊制，分封宗親功臣，大汗透過賞賜換取封臣的支援，元武宗時，一年封賞合鈔八百二十萬錠，相當兩年財政收入。利益集團絕不會放棄自己嘴邊的肥肉：忽必烈改革，漠北西北諸王集體叛變。元英宗登基後，銳意更新，削減賜鈔，結果死於軍事政變。

總之，獨特的建國形勢，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並催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儒學的背後是漢代文人士大夫，他們在草原勳貴面前顯然處於弱勢，儒道不興，自然在情理中了。

上圖_ 元版圖

元朝幅員遼闊，文化多元

蒙古鐵蹄踏遍半個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國，接觸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這與遼金等朝所接觸的先進文明僅漢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漢文化中的一種，蒙古接觸的又不僅是漢文化，在多元體系下，自然很難獨尊儒術。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聶斯脫裡派（景教）就傳入草原，克烈部，乃蠻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親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貴由汗的親信就有很多基督徒，“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貴由身邊擔任太傅一職，使他的性格深受影響”“世界上所有各個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宮殿裡來。”入元之後，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羅馬傳教士約翰-孟貼-科爾維若一人在大都就給6000人施過洗。

全真丘處機曾隨成吉思汗西征，頗得大汗歡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教門宏闡，前所未有”，乃至“毀西京夫子廟為文成觀。”

上圖_ 八思巴（意為聖者；1235年－1280年），又譯八合思巴

對元代政治影響最大的還是藏傳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詔覲見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後，八思巴被冊封為帝師，藏傳佛教取得了類似國教地位。帝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遵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帝師弟子，司徒，司空，國公者，前後相望。”

蒙古征服中亞和中東，大量穆斯林湧入中原，成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色目人）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域區縣邑，必居其精要，專其膏腴。”擅於經商理財，掌握科技文化知識的色目人，被蒙元統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國各地各級官員中色目人就佔大半。元成宗元貞元年，中書省執宰12人中，色目人就佔了10人。

上圖_ 元代官制簡表

儒學“重義輕利”，不完全切合統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劉秉忠、姚樞、郝經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時中原殘破凋敝、經濟蕭條，行用儒法、勸農桑，立綱紀，能夠強化集權，促進生產，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過後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鬥爭中敗下陣來。

元代財政壓力很大，“素無積儲，何以供億”，中書平章色目人阿合馬透過增發鈔票、官營礦鹽、放高利貸、鉤考官員等辦法，給朝廷創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對此頗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發展成理學，主張“重義輕利”，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德者本也，財者沒也”。阿合馬理財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說教在色目人帶來的真金白銀前毫無吸引力。理學家許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馬，也為大汗所不喜，最後罷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