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渡江後攻克集慶，改名應天。
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起，在朱元璋攻下集慶前，張士誠率本部自高郵渡江攻取了常熟；二月，他攻下平江路，改稱為隆平郡；三月，張士誠從高郵搬到了隆平府，又派弟弟張士德攻取常州路、湖州路，改稱為毗陵郡、吳興郡。
從此，原來侷促在淮東的張士誠一隻腳跨到了浙西。
也是在三月，朱元璋攻下了集慶，改名應天，和張士誠成了鄰居。
兩強終於相遇了。
朱元璋並沒有立即去找張士誠的不痛快，徐達攻下鎮江、金壇、丹陽後，堵住了張士誠直搗應天的通道，形成了一道戰略屏障。
形勢變化得很快，這時朱元璋集團的北面，察罕正準備對劉福通據守的汴梁發動致命一擊；在西邊朱元璋已和天完接境；東邊又有張士誠；而在浙東還存在著浙東元軍，他們與其他元軍的聯絡已被切斷，孤立無援。
這步棋本來沒什麼懸念，劉福通是友軍，徐壽輝和張士誠資歷老、勢力大，招惹不起，唯有孤立無援的元軍是麵疙瘩，不捏他捏誰。
不過，朱元璋的判斷出現了失誤，或許是小看了張士誠，他沒有先取浙東，而是直接選擇了和張士誠正面爭奪浙西。
就算他是明太祖，也不是神仙，是人就總有判斷失誤的時候。
三月攻下應天，四到五月，朱元璋就迫不及待派兵東征逼近江陰。江陰屬於張士誠的毗陵郡，駐守在那裡的是大周政權的參政朱英。
朱元璋集團和張士誠集團終於相遇了，近在咫尺，兵戎相見。
先得手的是朱元璋，經過半年多的爭奪，徐達、湯和和耿炳文分別攻下長興、常州、宜興、江陰，把毗陵郡改為了常州府。
這樣，浙西的一半就落到朱元璋手中，兩軍形成了中分浙西的戰略局面。朱元璋拳打元朝，腳踢張士誠，風頭正勁。張士誠？不過就是個私鹽販子而已，何足道哉，一半的浙西並不夠，我要拿下全部浙西！
張士誠確實是個私鹽販子，可他也是個梟雄。接下來，他就會讓朱元璋遭遇過江以後的第一場挫折。
挾連勝之餘威，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朱元璋派邵榮、徐達率軍攻打浙西重鎮湖州。
徐達大家比較熟悉，邵榮可能瞭解不多，那是因為邵榮沒能活到朱元璋稱帝，否則在明初他的爵位不會在徐達之下。在這個時候，幫朱元璋統兵打仗的，主要就是邵榮、徐達、常遇春這三個人，而且邵榮地位在徐達之上，一度和朱元璋是平級關係。
一下子派出邵榮和徐達一起攻湖州，朱元璋志在必得。可結果卻叫他失望了，邵、徐雖然圍住了湖州，卻遲遲無法攻克。
張士誠並沒有直接出兵增援湖州，他選擇從長興進軍，向太湖以西不斷髮起攻擊，威脅朱元璋剛拿下的常州府。
這是一支奇兵，大周皇帝還是懂點兵法的。常州有失，應天就受到直接威脅，這一招“圍魏救趙”不但能解湖州之圍，還能順帶撈取好處，把剛丟掉的毗陵郡搶回來。
湯和在常州與張士誠反覆拉鋸，戰況相當激烈。張士誠攻勢強勁，剛投降的宜興復叛，吳軍一度推進到了溧陽，這裡到應天已不到200裡。
常州、溧陽有失，常州陷入圍城，湖州之圍已無法繼續下去了。這時形勢已相當惡劣，朱元璋的水軍最高將領廖永安在太湖被吳將呂珍擊敗生擒——
“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眾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水淺舟膠，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
，太湖西濱已是風聲鶴唳。
不得已，朱元璋只能收縮兵力，從浙西和淮東兩個戰場同時撤兵，調回兵力防禦吳軍，湖州之圍宣佈破產。
湖州之役給了順風順水的朱元璋一個教訓，小看私鹽販子是要吃虧的，亂世中能出頭的多少都有兩把刷子。他意識到憑自己現在的實力還無法吃掉張士誠，自此對西吳採取守勢，這才把目光轉向了浙東。
戰爭並不全是軍事層面的較量，政治層面也至關重要，湖州之役的失敗並不全是因為軍事，政治起到的作用要更大。
元末天下大亂，遍地烽火，各支起義軍良莠不齊，他們雖然大都頭上纏著紅布，乾的事卻大不相同。天完紅巾軍這樣紀律較為嚴明的是少數，更多的義軍更像是流寇，他們的軍紀就和嚴明沒什麼關係了，許多可以說是很差。
朱元璋的軍隊，不算很差的那種，也絕說不上對地方秋毫無犯。
這似乎有點矛盾，前面不是講了朱元璋聽從儒生建議，軍紀嚴明，得到民心支援嗎？
並沒有錯，民心是要爭取的，但軍隊的生存優先順序是排在第一位的，起義軍要養活軍隊，就免不了要騷擾地方。
在渡江前後，朱元璋供養軍隊的方法，和其他義軍並沒有什麼不同，多半是採用強徵的辦法。
大部分農民跟著造反並沒啥太高的追求，能吃到口飽飯，能活下去不被餓死就成，在亂世中吃軍糧是比較穩妥的辦法。軍隊缺糧？你試試看，分分鐘就給你顏色看，士兵逃跑還是小事，鬧起譁變來把朱元璋都給辦了也不是不可能，飢餓中的人群，手裡還拿著刀，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為了生存，飢餓的人群可以不擇手段。
不過，現實情況是，起義軍的性質無一例外是叛軍，不會有人願意主動給他們提供糧食。怎麼辦呢，起義軍的辦法很簡單也很粗暴：
每到一地，在顯著的地方貼上告示，要求百姓們供應糧草，給部隊提供補給。
沒幾個人願意給，也沒幾個人不敢不給，如果達不到數量，會有嚴厲的懲罰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明搶——
“所得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之”。
這是“寨糧”，還有“捎糧”。
“寨糧”還溫柔一點，“捎糧”更狠。
軍隊出征時，是不帶糧草的，那如何解決補給問題呢，攻入敵境後就靠“捎糧”了。如何捎法，朱元璋的軍令說得很明白：
凡入敵境，聽從捎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將士檢刮，聽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這就是殘酷的現實，古代戰爭的破壞度是驚人的，縱兵劫掠才是常態。人家給你當兵是為了什麼？不就為了填飽肚皮嘛，你要跟大頭兵談理想，給他們畫大餅說你們以後都會成為開國功臣，信不信大兵們當場就把你砍了。
肚子都填不飽，談什麼理想？這很正常。
不強行徵發軍糧，軍隊就會餓死；強徵軍糧，就難免對地方造成破壞。
這是個難解的悖論，但事實就是如此，也是大家都通行的做法。不管是“寨糧”或是“捎糧”，與明搶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以大凡農民起義，地方上都會遭到破壞。
區別是，有的農民軍在經歷初期的劫掠之後，轉而吸納地方精英人物，收攏人心，開始注重生產，為建立政權作打算；而大部分農民軍意識不到這點，即使意識到了，能力的限制也讓他們無法杜絕破壞行為。
層次，就這麼拉開了。
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是屬於前一種。張士誠起兵比朱元璋早，覺悟得也比朱元璋早，他在地方上本就有一定名聲，得到當地鄉民支援。高郵之戰又讓他聲望暴漲，得到了地方社會更多支援，由此大周也積累了更多與地方打交道的經驗。
朱元璋就要晚一點，這也是形勢所迫，江淮地區本不如江浙富足，幾年來到處戰亂，帶走了大量農村青壯年，糧食產量又下降不少，根本徵不到足夠的糧食，還是隻好靠強制的辦法。
直到過江以後，諸將都提出建議，地盤越來越大，不能再這麼搞下去了，否則老百姓受不了。朱元璋自己也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那怎麼辦呢，幕僚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幕僚們給他出了個主意要“廣積糧”，如何做可以參考古時的屯田之策。朱元璋採納了這個建議，1356年，朱元璋設立“營田司”，用軍屯的方式解決軍糧問題，從1359年起，宣佈“罷各郡縣寨糧”。
這個決定對後世影響重大，明朝軍制的雛形在此時出現了。
張士誠的特點是在地方上口碑不錯，打仗卻不如朱元璋，要真跟老朱硬剛，打十仗他能輸七仗。朱元璋改攻為守，他也沒有能力吃掉朱元璋。在浙西吃了虧，朱元璋這才轉向浙東。
回到浙西，張士誠早已建國稱帝，建立起了一套規章制度，地方上對他的認可度要高於朱元璋。此時的朱元璋集團，屬於北方紅巾軍亳州韓宋朝廷的南征軍，在浙西認同度不高，被認為是叛軍。
如果在朱元璋集團和張士誠集團裡二選一，地方土豪大多數選擇南方的張士誠，這才是朱元璋在浙西遭遇挫折的真實原因。
比如湖州之戰裡，宜興的降而復叛就很說明問題。數年來，朱元璋幾次用兵宜興，結果都差不多，宜興擋不住朱元璋的攻勢，每次都是舉手投降，等到大軍一走，不久就復叛又歸張士誠所有，原因就是當地土豪抗拒朱元璋，接納張士誠。
要等到朱元璋以後有餘力削平當地土豪後，宜興才算真正歸附，但在與張士誠相持時，朱元璋還不敢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