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古代的普通人，受了委屈蒙了冤，為了保住身家性命，最好還是打落牙齒往肚裡吞，儘量和官府、司法程式乃至那些青天大老爺保持距離。
文｜聞韶
在通俗文學中，怎樣表現一個古代官員的品格與能力？
理民興學這些古代真實的政績工程是次要的，錢糧地丁這些日常瑣碎工作更不入法眼。大眾最喜聞樂見的事蹟，就是他們能鐵面無私、料事如神的斷案。
在各類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經常能看到各種青天大老爺，剛正不阿，明察秋毫，為民做主。
他們可以是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員。如在各種戲曲中，常有「八府巡按」來體察民情，為民伸冤。到了港臺電影中，「八府巡按」成了青天大老爺的代名詞。
《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龍星被皇上賜官八府巡按
他們也有不少是在知縣、知府等地方官任上，得到了精於辦案的名聲。如包拯，就是在開封知府任上收穫了「包青天」的美名。
觀看此類戲曲或影視時，觀眾往往代入了法官或偵探的角色，隨著劇情的推進享受解密的樂趣。然而在現實中，絕大多數人都只能是那個等待青天老爺來拯救的普通人。
如果對換一下角色，假設你是一個蒙了冤或被案件牽涉到的普通人，古代打官司這件事情還是這麼好玩的麼？
危險的法律
答案是否定的。
同今日已經日趨溫和的司法程式相比，在古代中國打一場官司，就像過一次鬼門關。「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用心不良、勸人打官司蓋房」之類口口相傳的諺語，絕不是無中生有。
說到冤案，人們往往怪罪豬油蒙心的狗官、助紂為虐的衙役，但是，許多人不知道，即便官員清正廉潔、衙役秋毫不犯，遞狀子告官這件事情，本身就足夠困難了。
首先，在提起訴訟之前，最好仔細掂量自己的身份，如果是官員、生員、老人、婦女或者兒童，那麼，最好放棄這個念頭。從宋朝起，婦女就不能自己獨立告狀，必須由親近的成年男性代理。
設想某無父無兄的婦人被丈夫毆打，想要告官。但是，她只能請求丈夫代自己告官。這如何可能？
如果她另尋一人，代替自己起訴，那人則可能會被認定為訟師、甚至是「積慣訟棍」，最高可能要受到流刑的處罰。（參見往期文章：誰是「訟棍」？|大象公會）
明清以來，訟師題材的戲曲小說大量增加，訟師宋世傑尤其有名
京劇《四進士》中，宋世傑答應替寡婦楊素貞告狀之後，第一件事情便是認她為義女。否則，名不正言不順、宋世傑沒有替楊素貞說話的可能性。
上述婦人狀告丈夫的戲碼，在宋代尚有可能發生，著名的《鍘美案》即是一例。而到了明清的司法制度下，女性狀告丈夫、晚輩狀告長輩已經變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京劇《秦香蓮》
從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法律一直朝著儒家禮制的方向發展。原有夫妻、長輩/晚輩等身份結構並不會因為法律的介入而發生變化，不僅如此，法律的發展日益強化著這種身份結構。
早在漢朝，就有「親親得相首匿」的說法，也就是說，你的親人犯了罪，你沒有向官府舉報告訴的義務。但隨著法律儒家化的程序，這條法律變成了親屬關係之間不得相互控告。
在唐律中，朝廷要求普通人必須包容親屬犯罪。去衙門告自己或者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是十惡大罪中的不孝，而告關係更遠一點的親屬，則是十惡中的不睦。
隨著中國法律儒家化的不斷推進，明清的法律比前代更注重三綱五常
到了明清，想要控告尊親屬，更是難上加難。
明清法律規定，「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雖得實亦）杖一百，徒三年。」而如果丈夫故意殺死或者毆打妻子妻子致死，絞監候，而如果是殺死或毆打妾致死，則僅僅是杖一百、徒三年。
所以，如果有人為小妾所生，其父殺死其母，他去控告，則其父杖一百、徒三年，他也杖一百、徒三年。
主人和奴僕也是如此。即便主人殺人，奴僕報案，證據確鑿可以定讞，奴僕也要「照例重治其罪」。
然而，起訴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在現代人道主義觀念興起之前，以嚴刑拷打獲得口供是東西方的共同做法。一旦牽扯進訴訟，那麼，總免不了屁股受罪。
清代用刑的情形
在明清的律學著作中，律學家們相信，「……正犯不肯招承服罪，將贓狀證佐緣由明文立案，依法拷訊而邂逅致死者，皆勿論。」如果不肯認罪，可以依法刑訊，打死也是不要緊的。
同時，涉案的「干連之人」也在拷訊的範圍之內。兩人地契爭議，抓了作保的中人痛打一頓並不新奇。影視劇中縣官眼睛一瞪，說「還敢狡辯，給我打」的情形，實為古代司法常態。
當然，嚴刑拷打併不總能帶來真相。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學者孔飛力研究的乾隆年間「叫魂」一案，此案牽連甚廣，席捲半個中國，撤掉若干大員，無數人蒙受牢獄之災。
然而，此案緣起僅是因山東某地居民傳言有人剪辮偷魂，一名被指認為嫌疑犯的乞丐受不住拷打，隨便編了個子虛烏有的幕後主使的名字，之後，清廷浪費無數人力物力追查主謀，釀成巨大冤案。
雖然在儒學思想影響下，各類官箴書都說著要慎刑，法律也禁止過度用刑，但為了儘快結案，完成朝廷的考核，州縣官員們完全不介意打爛「刁民」的屁股。
法外的危險
除卻這些法律所許可的人身危險，在法律之外，牽扯官司的小老百姓還面臨著諸多不可測的危險。
首當其衝的危險來自於衙役。老百姓們深知，縣官不如現管，更知道小鬼難纏。
衙役就是衙門中的差役，他們充當著信使、門衛、警員等多種職務。州縣官員依靠他們推行法律和政令、徵收賦稅漕糧、修建公共設施等等。
在影視作品中，他們通常僅僅以「捕快」的身份為人熟知。早如溫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近如《武林外傳》中的邢捕頭和燕小六。
不同於《四大名捕》將捕快們塑造為武林高手，《武林外傳》中混吃混喝、賒賬揩油的老邢顯得更加真實親民。現實中的衙役捕快們，往往比「老邢」還「老邢」。
電視劇《武林外傳》截圖
在清代，江西省的捕役定額大概是每縣八人。如此少的人手如何能維持治安？因而，在正額之外，每位在編的衙役都有若干沒有編制的「白役」。
據胡林翼《經世文編續》，僅貴州石阡府一處，就有數千名白役。而清代循吏劉衡則記載，他到四川巴縣上任時，巴縣有7000名的衙役。
但是，帝國的財政體系，僅為在編衙役提供了微薄的薪資，白役則無錢可領。即便是有工資的衙役，每天也僅僅夠他和妻子兩人吃一頓飯。於是，上上下下心知肚明的賄賂、腐敗、勒索和搶劫，成為衙役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押送自帶鋪蓋的犯人的衙役
江南人民曾經抱怨過這些衙役，因為他們藉著緝捕盜賊的名義拘捕無辜草民，索要賄賂、掠奪和「沒收」所謂的贓物。
對於打官司這種送上門來的肥肉，衙役們自然也不會放過。如在清代，一旦有命案發生，跟隨者地方官員浩浩蕩蕩而來的衙役們就會巧立名目，向當事人和住在附近的富人討要鞋襪錢、酒錢、飯錢、車船費甚至是僱驢錢。
不僅如此，因為從鄉村到縣衙路遠，為了便於押運，衙役們往往會在當地設些性質類似看守所的「卡子」，把不管是民事還是刑事的原告被告證人一股腦關進「卡子」裡。
據清代進士張集馨的回憶錄《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載，大縣中「卡子」中常年羈禁數百人，小縣也有數十人。「卡子」內不見天日，每日只供稀糜一碗，被關押的婦女甚至可能會被強迫賣淫。
終於捱過「卡子」，進到衙門，這些有罪無罪的人會被投入「班房」中。所謂班房，原指是三班衙役休息的地方，衙役們把犯人人證暫時鎖在班房中，以等待縣官傳喚。
據《清宣宗實錄》，道光年間，福建晉江縣衙班房內「無論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見本官之面」。
直到今天，「進班房」一詞還存在於大眾語言中
即便僥倖得到地方官員的關注，這些涉案人員的日子也未必會好過多少。畢竟，不是每個縣官都是戲文裡的青天大老爺，有時候，他們也希望能從富有的原告被告身上撈些好處。
在人類學家林耀華半自傳性質的著作《金翼》中，直到清朝垮臺後的1916年，他的父親黃東林同父親舅舅的族人為幾顆樹打官司時，地方官吏仍然繼承輪流把雙方當事人投入監獄的古法，希望「嚇唬一下平民百姓中的當事人」，「以便敲詐勒索」。
在《金翼》中，黃東林認為打官司是他前半生的一大劫難
清代散文大家方苞曾因被牽連在刑部獄中羈押。據他記述，刑部大牢共有五室，關押二百餘人，便溺飲食皆在一室而無窗通氣，每日都有三四人因為「疫作」死去。而這些大多是罪不至死的人，甚至是被牽連的證人。
官方並非沒有覺察到監獄中極端惡劣的環境，早在明初，就規定如果獄卒不給犯人衣糧、醫藥，至於犯人生命垂危或死亡，都要依法治罪。到了康熙十三年，又規定犯人應按年齡、身體狀況、罪行輕重分別羈押，保障基本生活和醫療條件。
山西省平遙縣保留著的清代監獄
另外，明清還加開「熱審」，在夏日對犯人例行減等，以求騰空監獄，以防大熱天流行病發作，讓大量在押人員病死在監獄裡。然而，直到道光咸豐年間，依舊是「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受了委屈蒙了冤，為了保住身家性命，最好還是打落牙齒往肚裡吞，儘量和官府、司法程式保持距離。
告不起的御狀
當然，人生一世，總有「不蒸饅頭爭口氣」，要梗著脖子上訴的時候。又或是涉及祖宗、名節、生死大事，又或者至親之人被冤抓冤判，除了告狀別無他法。
到了這一關頭，古代中國人的做法和今天的上訪者高度類似：在「中央是恩人，省市是親人，縣裡是惡人，村裡是敵人」的信念下，踏上漫漫上訴、越訴之路。
這條道路的終點只有一個——皇帝。
皇帝並不在「官官相護」的鏈條之中，這一超然的地位似乎讓皇帝比官員們更加公平。通俗文學中，皇帝往往是壓制官僚、懲治昏官的最佳選擇。
《楊家將》中，害死楊六郎父兄的反派潘仁美位高權重，楊六郎只得透過告御狀翻盤。《新白娘子傳奇》中，許仙不滿知府陳倫對白素貞和小青的判決，也是揚言要去告御狀。
連環畫《楊家將演義之六郎告狀》
但是，御狀並不是那麼好告的。在民間傳言中，告御狀，不管有理無理，都要「滾釘板」。
歷史上當然沒有滾釘板的說法，但代價也並不輕。在明清，如果越過本管衙門，直接向上級陳告，那麼，無論是否屬實，都必須接受笞刑五十下。如要告御狀，則必須在蹲守宮門和攔住皇帝儀仗車架中間選擇一個。
可是清代法律同時規定，如擅入午門、長安等門內叫訴冤枉，即便情實也要枷號一個月，枷號完還要再打一百杖。即便沒有衝入宮中，只要跪在午門、長安等門處，也要面臨相同的處罰。這種處罰實際上相當於死刑。
枷號是明清特有的一種恥辱刑，雖為恥辱刑，但因刑具極重，對身體傷害很大
第二種方法是去攔截皇帝出行的儀仗隊伍。清律規定，遇到皇帝車駕，必須迴避，如果來不及迴避，必須跪倒俯臥在路旁。如果衝入儀仗隊申訴，冤情是假，會被判絞刑，但如果冤情為真，則可以免罪。
這樣看來，只要確有冤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去攔住皇帝的車駕了。然而，事實未必如此。
乾隆二十二年，在南巡歸途中，乾隆皇帝被兩個河南夏邑縣的災民攔住了車駕。二人稱夏邑縣水災嚴重，但夏邑縣令與河南巡撫沆瀣一氣，瞞報災情，賑災不利，所以前來告御狀。乾隆聽訴冤情後，把二人交給河南巡撫，讓他督辦此事。
沒想到幾天後，夏邑縣又有災民告御狀。乾隆皇帝立刻判定，這些告御狀的人背後肯定有政治勢力操縱。
乾隆皇帝畫像
在嚴刑拷打和誘導式提問下，嚇得魂飛魄散的災民們只能供述他們喊冤確有所謂的幕後主使，即致仕的前朝大員彭家屏。於是，災民攔車告狀案件，最終變成退休官員反清大案。
災民覺得自己確有冤情，才敢冒死告狀，而皇帝只會覺得，必定另有隱情，才有人會拼死告狀。
這是否意味著，告御狀是一條看似有希望的死路呢？倒也未必。
清末確實有告訴成功的御狀，即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舉人楊乃武被誣與小白菜私通，並因姦情殺死了小白菜的丈夫，兩人屈打成招，身陷死牢，想要翻案，只能告御狀。
《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被視作晚清四大奇案，被數次改編為各種文學影視作品，至今為人樂道
但楊乃武案的成功，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楊乃武是舉人出身，熟悉法律，會自寫訟狀；家資甚厚，能夠上下打點。又有密友認識當朝大員，將此事包裝為浙江士林大事，為其活動的家人也盡心盡力，幾次上京告狀周旋。外加剛剛興起的現代媒體《申報》的輿論監督，這才為楊乃武和小白菜洗脫冤情。
如果換做是沒文化、沒錢、沒關係、更沒社會地位的小白菜家人試圖告御狀，其結果可想而知。
然而，我們大部分人，難道不是如同小白菜一般麼？
參考文獻：
［1］ 瞿同祖著、範忠信譯：《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版。
［3］ ［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89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三聯書店2012年版。
［4］ 徐忠明、杜金：《誰是真兇：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5］ 林耀華著，莊孔韶譯：《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三聯書店2008年版。
［6］《清實錄》
［7］ 蘇亦工、謝晶等：《舊律新詮》第二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