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民間傳言，朱元璋之所以能建立大明，除了自身的雄才偉略有關外，還與一位“軍師”有關，這個人就是劉伯溫。他不僅幫朱元璋打下了明朝江山，還將畢生所學寫成了兵書——《百戰奇謀》。正是因為這本奇書，朱元璋不惜屢次派人前去探尋，甚至，還拆掉了劉伯溫的老宅。
那麼，這本神秘的兵書，背後到底有什麼隱情，朱元璋為何執意要搶奪劉伯溫的兵書呢？
相傳，在朱元璋立國後，劉伯溫決意告老還鄉。於是，安定下來的劉伯溫，將生平經歷的所有戰場經驗和領兵歷程都記錄了下來，使得《百戰奇謀》由此產生。
寫完兵書後沒多久劉伯溫便患了重疾，在臨終之際，他對兒子劉璟、劉璉囑咐道：“《百戰奇謀》是我一生的心血，本想將其獻給皇帝，可是，皇帝疑心重，獻上去他也不肯相信。為了避免這本兵書在我死後引發禍端，你們一定要將其燒掉，如此才可保全家平安。”
叮囑後沒多久，劉伯溫就在昏迷中去世了。正如劉伯溫預料的那般，當其死訊傳到京城後，朱元璋便立刻派出胡惟庸前來探望。說是弔唁，可胡惟庸到劉家的第一件事，卻是尋找《百戰奇謀》這本兵書。搜尋無果後，胡惟庸只好直接詢問劉璉兄弟倆，劉璉如實轉告了兵書已被焚燬的事情。
當時，胡惟庸知道劉氏兄弟的為人，他們根本不敢欺瞞朝廷。所以，喪事結束後，他便帶著《百戰奇謀》焚燬後的殘存稿件，以及劉伯溫要其轉交給朱元璋的一本《郁離子》和一封信返回了京城。朱元璋一看胡惟庸帶來的只是《郁離子》和劉伯溫的遺書，便索性將所有書信稿件都扔在了一邊。
回到寢宮後，朱元璋越想越不安，畢竟，劉伯溫寫成的那部兵書彙集了其畢生智慧，若是被有心之人拿了去，肯定會威脅到明朝的江山穩定。況且，朱元璋十分了解劉伯溫的為人，他將兵書視作生命，怎麼會捨得燒掉。即使現在劉家沒有了理想的傳人，可是，劉家有子，子會生孫，難保以後不會出現能撼動朱家江山的後人。想到這，朱元璋坐立難安。
之後，經過一番思慮，他終於想出了一個能找出兵書的計謀。
話說，到了劉伯溫“三七”那天，胡惟庸再次奉朱元璋之命來到劉家，並稱其是奉皇帝之命取走劉軍師生前的所有書信稿件。這次，胡惟庸的陣勢像抄家一樣，他將劉伯溫家中的全部書籍、書信稿件都拿走了。可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找到那本兵書。
於是，胡惟庸向朱元璋彙報後，又在“五七”那天來到了劉家。
他對劉璉兄弟傳達了皇上的詔令：因劉伯溫有功於朝廷，故皇帝決定在劉家老宅的基礎上，為其建造“劉意伯府”。這樣一來，劉璉兄弟就要到臨時小屋中守孝，朝廷也可藉機查詢劉家老屋中可能隱藏的兵書。拆老屋的過程十分漫長，但直至結束，胡惟庸都沒有找到所謂的兵書，任務就此作罷。
到了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患病去世，終年七十一歲。相傳，他在臨終前曾叮囑皇太孫朱允炆：“定要找到劉伯溫藏匿的那本兵書，切不可讓其落入外姓人手中。”可到底，朱允炆都沒有找到所謂的兵書。或許，這本奇書是在等待它的有緣人。
直到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在宮中搜出的書籍中，李自成發現了當年劉伯溫書寫的《郁離子》。李自成曾拜讀過這本書的刻本，如今看到作者本人的手寫稿自然是愛不釋手。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李自成發現一些書頁的摺疊處出現了自然斷裂。
之後，他再仔細一看，竟然發現摺頁裡寫了字。
於是，他好奇地讀了幾行後發現，裡邊居然是劉伯溫寫的兵書《百戰奇謀》。
看了書中的“料敵”、“用計”以及“佈陣”等幾章內容後，李自成激動地落了淚。從那以後，無論走到哪裡，李自成都會帶著這本兵書。從李自成的反應來看，劉伯溫的《百戰奇謀》應該是本兵書中的奇書。可是，寫出如此著作的劉伯溫，果真如影視作品渲染的那般“神通廣大”嗎，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劉伯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在智謀文化早熟、發達的中國，人們總是喜歡崇拜智慧人物。而在這眾多的智慧領袖中，當屬三國時期的諸葛孔明與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最具代表性。在古人的筆下，這兩位智者不僅神機妙算，甚至，可以“呼風喚雨”。不得不說，這樣的描繪太誇張，使得諸葛亮和劉伯溫都成了“多智而近妖”的存在。也難怪魯迅會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特意批評神化諸葛亮的小說《三國演義》。
其實，在史料的記載中，劉伯溫是青田縣武陽村人。按照元代的行政區劃，劉伯溫的老家應在如今浙江省處州路附近。
因為，江浙一帶人文氣息濃厚，再加之劉家祖上還曾在宋朝為官，故到了劉伯溫父親這一代，劉家依然保持著讀書及第的風氣。根據《明史》記載，劉伯溫自幼聰穎異常，私塾老師還曾親自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並非池中之物，將來必定會成為光宗耀祖的大人物。
據史書記載，劉伯溫從小飽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尤精象緯之學”。在《明史》中，劉伯溫的人生被勾畫出了兩條軌跡：
一個、是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儒者”劉伯溫；
一個、是手搖鵝毛扇的“謀臣”劉伯溫。
兩者並不偏廢，然而，經過民間野史的一番渲染後，“謀臣”劉伯溫顯然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不無悲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各種光怪陸離的傳說中，成了一個”滑稽多智“的江湖術士，全不復傳統知識分子應有的氣度和風範。
元朝至元二年，進士劉伯溫正式走上仕途，身任江西高安縣縣丞，官階不高，大抵屬於正八品。官階高低倒是無所謂，畢竟，有才之人終是會遇到伯樂的。
但是，真正令劉伯溫心灰意冷的是，自己當前效力的元朝已經是大廈將傾的局面。眾所周知，元朝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其江山完全是在馬背上打下來的。正因為如此，元朝統治者普遍重武輕文，仍然奉行“馬上治國”的方針。
一開始，朝廷尚能穩固大局。可是，因為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元朝統治的執行漸漸變得遲鈍和腐朽，直至元順帝時徹底崩潰。面對這樣一個衰世，劉伯溫無奈又失望。他作為飽讀詩書的儒家知識分子，自然是極其希望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
可是，當他在江西做了五年小官後，一切願望都化為了泡影。在史書的記載中，劉伯溫在江西做官時“政嚴而有惠愛”，當地老百姓都將其視作慈父，想來是幹出了一番政績的。可史書中也有記述“豪強數欲陷之”，即：劉伯溫在江西做官時，當地豪強處處與他作對。
或許是內心過於失望，劉伯溫於1340年辭官回到了老家。當然，這段經歷還是未能徹底打消其對元廷的期待。從那之後，他做了江浙儒學副提督，官至從七品。即使如此，劉伯溫也無法對現狀滿意。至正十二年，他再次以身體不適為由辭官還鄉。
其實，對於劉伯溫的兩次辭官之舉，後世眾說紛紜。可是，無論其是否患病，劉伯溫對元朝政權到底是越來越失望，這一點從其辭官後所著的《郁離子》中可以得到答案。
參考資料：
【《明史紀事本末》、《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傳第十六》、《明史·太祖本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