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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我們繼續來談司馬光時代裡的蘇秦、張儀問題。
上一講談到蘇軾施展戰國縱橫家話術，向朝廷建議陝西獨立，一系列議論時政的意見給他贏得了北宋有史以來的科舉最高分。那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的事情，是三蘇第二次進京時的經歷。
二蘇賦詩
第二次進京是走水路，沿長江出三峽，到達荊州一帶，這就是秦國佔領巴蜀之後順流而下進攻楚國的路線，秦軍會從長江南岸棄舟登岸，三蘇則是從長江北岸泊岸，轉為陸路。
三蘇走水路這一程，一路之上游山玩水，在各種名勝古蹟寫詩題詠，這是飛機火車時代體會不到的生活方式。詩文彙集起來，編成一部《南行前集》。這一年，蘇軾、蘇轍兄弟還只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途經峽州清溪寺的時候，當地有鬼谷子故居，兩兄弟自然不會放過。
至於這裡到底是不是鬼谷子故居，蘇家兄弟倒也沒耐煩做考訂，只是正好藉著這個由頭髮一下自己的議論。首先交稿的應該是蘇轍，蘇轍要解答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鬼谷子真有大本事，為什麼自己不出山拼事業，博富貴，反而只是甘於山居課徒呢？難道真像俗話裡說的“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父”？
蘇轍的答案是，鬼谷子口才卓越，明明可以憑這張嘴縱橫天下，卻只覺得這個世界根本就不配讓自己勞動口舌，所以他就自顧自地過著隱居的小日子，啥都不說。但他畢竟名聲在外，免不了會被蘇秦、張儀這種投機分子找上門來竊取本領。
蘇秦、張儀等學業已成，哪裡禁得住花花世界的誘惑呢，馬上就搖唇鼓舌給自己賺取功名富貴去了，把大國諸侯們忽悠得五迷三道的。後人看到蘇秦、張儀的飛黃騰達，誤以為他們青出於藍，比老師有本事，哪裡知道鬼谷子洞察世事，深知在亂世當中，人生最好的選擇就是在深山裡邊自得其樂，頤養天年。
不信就看蘇秦、張儀的下場吧，一個在齊國死無全屍，一個在魏國寄人籬下，好不淒涼。
蘇軾偏偏要跟弟弟唱反調，意思是，口舌之利不是真本事，靠不住，鬼谷子很清楚這個道理，所以自己並不出去賣弄口才，而是開辦口才培訓班，賺培訓的錢，然後由著學生們出去碰運氣——當然，所謂碰運氣，大機率就是作死。
這樣一看，鬼谷子非但不是世外高人，簡直是個大大的奸徒。鬼谷子的書有流傳下來的，翻開看看，內容實在不入流，我蘇軾根本看不上。只有蘇秦、張儀這種沒見識的人，讀書學習不懂得分辨好歹，看得到利益卻看不到風險，這才著了鬼谷子的道兒。
戰國亂世，大國諸侯就沒有一個走正道的人，這才使蘇秦、張儀這兩個投機分子瘋了一樣上躥下跳。這種人怎麼可能會有善終呢？鬼谷子早就預見得到他們的結局。人生啊，越是耍小聰明就越是反被聰明誤，倒不如笨一點的好。鬼谷子倘若在天有靈，一定會贊同我這些話的。
口才和忠心
這是蘇軾早年的意見，很難說沒有幾分為賦新詩而故作高論的味道。等蘇軾歷盡波折，晚年被放逐到海南島，撰寫史論性質的著作《志林》（也叫《東坡志林》）的時候，讀《漢書·晁錯傳》忽然想到了張儀。
晁錯是西漢削藩的最大推手，赤膽忠心報效皇帝，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維護大漢王朝的領土完整，不顧個人安危，最後也真的把性命搭了進去，怎麼就能跟張儀扯上關係呢？
蘇軾是這麼說的：張儀拿商於之地600裡忽悠楚懷王，事情幾近兒戲，天下人因此都厭惡張儀的詐偽，也都嘲笑楚懷王的愚蠢。
但是，要論土地，600裡的土地說到底也沒多少，要論人品，人家張儀身為秦國大臣，替秦國謀利益坑害楚國，這也算不上多大的罪過。哪裡比得上後世某些誇誇其談的大臣，忽悠的不是外國君主，而是自己的皇帝，說什麼只要採納自己的謀劃，就可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禮樂大興，社會安寧。
好傢伙，這麼大的好處，哪是區區600裡土地能比的？但結果呢，往往賠了夫人又折兵，可見這種人連張儀都不如。
這話罵的是誰呢？罵的顯然就是當時新舊黨爭當中新黨裡的那些銳意進取，敢說大話、做大事的人物。站在治國的層面來看，做一樁大事往往如同一場豪賭，就算僥倖賭贏了，操盤手功成名就，但社會無論如何都要傷筋動骨，更何況勝率實在太低，十賭九輸。但為什麼這種人總能登上權力舞臺呢？沒辦法，口才太好了，痛點找得太準了，把皇帝忽悠住了。
臣子應該怎樣使用口才才對呢？蘇洵早就講過，忠心和話術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忠心而缺乏話術，那就難免殺身之禍；如果只有話術而沒有忠心，那就淪為蘇秦、張儀了。
但問題是，話術的高明與否是外顯的，忠心卻未必看得出來，更何況忠心未必就能保證好的結果，甚至好心往往辦了壞事。皇帝應該怎麼抉擇呢？
三蘇的政治對手王安石寫過一篇《委任》，探討帝王用人之道。文章拿蘇秦舉例，說蘇秦滿世界忽悠人，卻唯獨對燕國忠誠守信，這都是因為燕國國君對蘇秦精誠以待的緣故啊。
人和人相處，態度是相互的，國君如果想要臣子拿出國士精神來為自己服務，那就應當首先對這位臣子以國士之禮相待。臣子會有怎樣的表現，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臣子自身，而取決於國君的態度。
這個邏輯貌似合情合理，但問題就在於太賭運氣了。國君如果循名責實的話，就顯得對所謂國士不夠信任。而一旦以國士相待，不循名責實了，放手讓他做事，真等到事情徹底搞砸了，沒法收拾了，再後悔可就晚了。王安石沒這個顧慮，對個人能力太有信心，自然認為只要自己被皇帝以國士相待，就不難辦成改天換地的大事業。
國士待遇果然來了——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絕對超過燕昭王信任蘇秦，當然也超過秦惠文王信任張儀，王安石的忠誠度和道德感當然也遠超過蘇秦、張儀，但王安石終歸沒能實現他的宏偉藍圖。
在以上種種觀念和是非的糾葛裡，透出了一個管理學上的經典難題：循名責實也好，費邊策略也罷，在競爭高壓當中很難貫徹到底。而能夠貫徹到底的辦法，就只是在各式各樣的蘇秦、張儀當中勇於任人，搏一搏運氣。
等見了成敗之後，人們自然會來腦補出各種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這樣一看，二程那種迂腐的歷史觀反而呈現出合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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