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鬼在前文《室町幕府的“嘉吉之亂”為什麼被視為“應仁之亂”的前兆？》中提到，室町幕府的最大缺陷就是存在以“三管四職”代表的“超級家臣”。“三管四職”既控制了室町幕府大部分中央實權，又壟斷了全日本一多半的守護。最終由“三管四職”引發了開啟戰國時代的“應仁之亂”。
根據史料記載，從初代將軍足利尊氏開始，室町幕府的歷代將軍其實都想解決以“三管四職”為代表的“超級家臣”問題。可是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之後，室町幕府的其他將軍對“超級家臣”打擊可謂收效甚微，甚至賠上了將軍自己的命。那麼室町幕府為什麼會培養出“三管四職”呢？
正慶三年（1333年），以後醍醐天皇為首的公武聯盟推翻了鎌倉幕府。後醍醐天皇以此成為日本幕府時代唯一擁有實權的全國性天皇，隨即開始了所謂“建武新政”。然而後醍醐天皇“建武新政”嚴重損害武士階層的利益，很多武士集團只得另尋利益代言人，足利尊氏趁機崛起。
建武二年（1335年），足利尊氏在大批武士的支援下攻佔了京都，後醍醐天皇逃往京都以南的吉野。足利尊氏扶持光明天皇登基，建立了室町幕府（三年後正式成為徵夷大將軍）。然而逃到吉野的後醍醐天皇並沒有去掉天皇名號，日本從此進入兩個天皇並立的南北朝時代。
與之前的源賴朝和之後的德川家康不同，被武士集團架進京都的足利尊氏建立幕府的速度很快。但代價就是室町幕府對武士集團的控制很弱，甚至都無法直轄武士的“龍興之地”關東。而與室町幕府對抗的南朝更不得武士的支援，基本靠所謂的“忠義”拉攏人心，控制力更弱。
因為南北朝對武士集團的控制是一對“臥龍鳳雛”，所以武士集團在南北朝之間擁有巨大的選擇權，甚至連北朝的實際建立者足利尊氏都一度歸順過南朝。為了將武士集團留在本方，南北朝都不得不向他們妥協讓利。然而慾壑難填，妥協讓利反倒讓武士集團更加左右橫跳了。
於是室町幕府決定在各令制國（共六十六個）設立
守護
。室町幕府的守護在令制國內可以裁判訴訟、分配領地、徵收稅款、催促兵役並擁有戰時指揮權，幾乎是完全自治。室町幕府的守護一般都由足利將軍的同族、譜代以及對室町幕府（北朝）忠誠度較高的地方武士擔任。
文和元年（1352年），室町幕府頒佈“半濟令”：除了武士和平民外，公家和寺社也要將一半的財政收入上交守護保管。因為擁有室町幕府給予的巨大權力，所以守護大幅削弱了自己治下的各個勢力（主要是武士）的獨立性，很多地方勢力逐漸變成了本國守護的家臣或附庸。
在守護的地方權力大幅擴張的同時，“揠苗助長”的足利將軍依然還需要同族、譜代以及部分功臣來維持室町幕府的運轉並與南朝作戰。因此很多守護還要在室町幕府中央兼任要職，代表就是“三管四職”：斯波、細川、畠山壟斷幕府管領，赤松、山名、一色、京極壟斷侍所。
由於要靠幕府的支援擴大地方權力還兼任幕府要職，以“三管四職”為首的守護自然忠於室町幕府（北朝）。因為守護在地方擁有巨大權力，所以室町幕府對地方（主要是武士）的控制隨之加強。室町幕府可動員的人力和資源也就逐漸超過了南朝，最終迫使南朝向北朝投降。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室町幕府透過加強守護權力的方式完成了南北朝統一，卻同時培養出以“三管四職”為代表、名為守護大名的“超級家臣”。南朝投降後，守護大名就成了室町幕府將軍的最大威脅。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後著手解決問題，打掉了“三管四職”中的幾個。
應永十五年（1408年），年近五十的足利義滿突然去世，而他正在進行的對守護大名的改革計劃也就此中斷。足利義滿之後的室町幕府將軍沒有能力和威望對守護大名的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只能在足利義滿的基礎上小修小補。名為守護大名的“超級家臣”再無解決的可能。
嘉吉元年（1441年）的“嘉吉之亂”標誌著幕府將軍對守護大名的制約迎來了歷史新低，全日本的守護大名分成了“細川派”與“山名派”，矛盾逐步升級，內鬥愈演愈烈。應仁元年（1467年），“細川派”與“山名派”的矛盾迎來總爆發——“應仁之亂”，日本戰國時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