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對於古代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外國是誰？可能許多人會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嚴格地說，其實這個答案一定的波斯。其它的比如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地區，則要麼重要程度不夠（比如日本），要麼在很多歷史時期不能完全算是外國曆史（比如隋唐以前的朝鮮半島歷史和宋朝甚至明朝之前的越南歷史），所以他們在古代史範疇裡也不完全算是外國曆史。但波斯卻沒有疑問。那麼今天我們就看看波斯與古代中國的交往究竟深入到了什麼程度。
始於長安，“終”於長安
波斯就是現代的伊朗，其實伊朗人自古就自稱伊朗，即雅利安國的意思，波斯是外部對其的稱呼，桃花石雜談很多文章都詳談過這個問題，大家有興趣可以查閱。而但中國中原王朝與其進行直接交往的歷史，則至少有2000多年了。當然，中原王朝與波斯最初明確的交往，還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之時。當時張騫在到達了西域之後，瞭解到了大量和波斯相關的資訊。
路上絲綢之路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波斯之路
在後來張騫留下的記載裡，曾提到波斯位於大月氏領地以西，當時以種植水稻和小麥為主業，並且會用葡萄釀酒。而當地人會把國王的頭像鑄造的錢幣上，而且會把文字寫在豎直的皮帶上。而此後不久，漢朝與波斯很快就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往來。在公元前110年，漢使就首次造訪了當時被稱為安息的波斯。《史記》記載，漢使抵達安息時，波斯國王派出了兩萬騎兵前往波斯東境迎接，而當漢使結束訪問之時，波斯國王則派遣回使，和漢使一同來到了中原，這也使得雙方之後的交往更加密切。可能許多朋友都知道漢朝時中國絲綢風靡羅馬帝國，而可以說所有被賣到羅馬的中國絲綢，都是透過波斯進行的轉手貿易，所以至少從當時開始，波斯就已經成為了中國海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了。
中國古畫裡的波斯使臣
而除了官方的交往之外，中原和波斯民間的交往可以說也同樣密切。比如許多人認為，在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一名被稱為安世高的波斯貴族曾經起過重要作用。儘管這位安世高在來到中原之前的具體身份目前很難確定，但一般認為他是一名安息帝國的王子，因為篤信佛教，所以放棄了貴族生活，四處傳播佛教。他在大約公元147年來到中原地區，在中原生活了20多年，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甚至曾到達廣州和會稽（浙江紹興）等地，在華期間他曾經翻譯了大量佛經，對佛教在中原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公元3世紀，薩珊波斯取代了安息之後，中原王朝與波斯之間甚至在很多時候形成了準盟友關係。當時中原王朝和薩珊波斯在維護絲綢之路暢通方面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所以雙方都曾在絲綢之路派駐了大量軍隊，防範周邊遊牧族群的侵襲。一些史書中甚至還曾留下了雙方多次協作，一同打擊當時的中亞霸主白匈奴嚈噠（yèdā）人的記載。
南梁朝所畫的波斯使臣
在公元455年到522年之間，北魏曾經至少10次接待了來自波斯的使臣，而南梁至少在在公元533年和535年兩次接待了波斯使臣。一個足以證明雙方密切交往的證據是，中國近代考古曾經發現過數量極大的波斯錢幣，其中曾經提到過至少12名這一時期波斯國王的名字。
唐乾陵61蕃酋像之一，此尊塑像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卑路斯或泥涅師的塑像
而在公元637年，薩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被阿拉伯征服之後，薩珊波斯末代國王伊嗣俟三世被迫逃往東方繼續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而他的兒子及波斯王位繼承者卑路斯三世曾經在唐朝首都長安生活過5年，以請求唐朝助其復國。卑路斯的兒子泥涅師則曾在唐軍的幫助下在中亞抵抗阿拉伯人20多年，最後返回長安被封為左威衛將軍，並在長安去世。也就是說，在薩珊波斯滅亡之後，其最後的王統是在長安結束的。而在此之後，大量波斯王族子弟還曾加入唐朝禁衛軍，而且也很快漢化。也就是說薩珊波斯相當比例的王族最後都融入了中國人之中。
漢文國璽與鄭和——元明時期密切的人員往來
而中原與波斯的交往另外一個高峰期則出現在元朝時期。公元1252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率大軍遠征西亞，而其大軍中就包括相當數量的漢軍火炮隊。旭烈兀的西征軍在公元1258年滅亡了阿拉伯帝國，並在不久之後以波斯為中心建立起了伊兒汗國。雖然伊兒汗國統治階層是蒙古人，但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拉伯對波斯的影響與控制，並把之前幾百年被不同軍閥和割據政權（其中很多有阿拉伯背景）分而治之的波斯又重新統一了起來，可以說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波斯地區重新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
伊兒汗國可以說是加強版的伊朗
而有記載表明，當時隨旭烈兀西征的漢軍火炮隊中有相當比例的成員最終就定居在了伊朗境內。此外，在伊兒汗國存在時期，曾經長期向元朝稱臣，其國璽都長期是元朝所賜的漢文玉璽。在伊兒汗國前期，元朝曾派一個蒙古人孛羅對其進行監督，而孛羅雖然是蒙古人，但其正式的封號卻是直接由漢語音譯過去的“？īngsāng”，也就是丞相。而且根據一些記載，當時伊兒汗國的法爾思行省異密（埃米爾，也就是最高地方長官）就是一位名叫汪吉陽的漢人。當時伊兒汗國的史書裡也曾明確提及該國長期有中國官員存在。
公元1290年伊兒汗國給羅馬教皇的國書，加蓋漢文國璽“輔國安民之寶”，此國書現收藏於梵蒂岡檔案館
直到伊兒汗國末期，其大汗都還需要得到元朝的冊封，一些官員都還會得到元朝給予的漢語封號。比如在公元1324年，伊兒汗國最後一位大汗不賽因在位時期，有一位的權臣出班曾經把持朝政，而他就曾被元朝的泰定帝賜予了“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的漢文封號。
拉施德丁塑像，他曾經和多位中國人合作過
除了士兵與官員，當時還有大量漢人學者和醫生也移居到了伊兒汗國。當時，伊兒汗國另外一位丞相拉施德丁在編撰在伊斯蘭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史書《史集》時，就有漢人學者李大遲和倪克孫參與其中。而且伊兒汗國的宮廷曾長期有漢人醫生作為御醫，其中有位御醫曾經留下了名字，叫Siusa，但現代研究普遍認為這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尊稱，也就是漢語“秀才”的音譯。
中國風濃的不能再濃的波斯瓷器，製造於公元16世紀
而在伊兒汗國，最大的漢人移民群體則還是工匠。現代考古發現，伊兒汗國的宮廷具有濃郁的漢地風格，內部裝飾還有大量中原獨有龍、鳳、獅子、鹿和牡丹等元素，很明顯其建造過程有大量漢人工匠參與。而在這些漢人工匠的影響下，這一時期之後的波斯藝術甚至都帶上的明顯的中國特色。波斯出現了大量和中國瓷器完全一樣的瓷器，波斯國畫細密畫也染上了濃郁的中國特色。在隨後數百年裡，練習中國國畫甚至成為了波斯細密畫畫師的基本功之一。在伊兒汗國存在期間，今天伊朗西北部甚至還曾經長期存在過一個漢人社群，名叫欲夷城。一般認為此地就是漢人工匠及其家庭的聚居區了。
同樣有著濃郁中國風的波斯細密畫
當然，當時中國和波斯地區的交流也絕非單向的，元朝時期一個有名的色目臣子賽典赤就是來自波斯地區，而大家所熟知的明朝航海家鄭和就是這個賽典赤的後裔之一。所以即使在伊兒汗國和元朝都滅亡之後，中國與波斯地區的密切來往仍然得到了持續。伊朗史書記載，在公元16世紀的波斯薩非王朝時期，光在其位於今天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宮廷內，就還有至少300名中國工匠在其中從事宮廷釉面磚製作工作。從事其它諸如書畫創作、器皿製作等工作的中國人還至少有幾百人。
所以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在中國歷史上，波斯地區毫無疑問是地位最為重要的“外國”，而且其與中國的密切交往開始時間非常早，交往的深度與廣度都非常大，持續的時間也非常長，可以說至少從漢朝直到清朝前期西方影響興起之前都一直得到了保持。（圖片來自網路，侵權告知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