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帝國思想探析
段德敏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
隨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各種型別的文字—書信、國會報告、筆記等在《托克維爾全集》中的不斷完善，托克維爾作為法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堅定支持者的形象逐漸明晰，學界對此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關注。關注的焦點在於這樣一對矛盾：一方面托克維爾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堅定的“帝國主義者”。事實上，在寫作其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之時，托克維爾已表現出對法國在北非的佔領和殖民統治的強烈興趣。1833年，他寫了一篇題為“如何使法國獲得好的殖民地”的文章。1837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闡發其關於鞏固法國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殖民統治的觀點。在1841年和1846年，他兩次親身探訪法國佔領下的阿爾及利亞地區，留下了許多筆記並撰寫了長篇嚴肅的文章。在這些文字中，托克維爾詳細探討了法國在北非的存在為何應該得到加強，以及如何得到加強。托克維爾說：“我毫不懷疑，我們有能力在非洲海岸豎立起一座象徵著我們國家光榮的豐碑。”然而，有意思的是，托克維爾同時又以一個為自由辯護的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而聞名。此一自由與帝國的對勘，我們稱之為托克維爾的“阿爾及利亞問題”。
《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是法國思想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創作的社會學著作，全書分為兩卷。它既是第一部對美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情進行綜合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記述美國民主制度的專著。
托克維爾研究領域已經有一些對此問題的探討。例如，在《托克維爾論阿爾及利亞》一文中，梅爾文·裡希特（Melvin Richter）梳理了托克維爾與當時法國阿爾及利亞政策的關係，在比較了他的帝國立場與其在《論美國民主》一書中的觀點以後，裡希特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在裡希特看來，托克維爾很遺憾地未能將其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社會學視角充分運用到關於帝國和殖民的分析上。他甚至因此宣稱，“托克維爾值得被稱讚的時代已過去了。”托克維爾專家、英文版《托克維爾論帝國和奴隸制問題》（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文集的編譯者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觀點則更為溫和，她將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立場放在一個所謂不斷進化的自由主義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中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觀點和判斷往往與其所處時代和國家的特定境況有關。與皮茨類似，希瑞·威爾奇（Cheryl Welch）也將托克維爾放在自由主義的傳統語境中，但她的基本論點是：同時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托克維爾必須面對他自身思想中的矛盾，為了避免道德上的困境，他有意地選擇種種修辭手段為其帝國立場辯護。威爾奇認為，托克維爾的這種做法在當今的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那裡仍然存在。
以上這些關於托克維爾“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分析雖然各不相同，但在一點上是一致的：托克維爾被當作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中的一員，這一傳統秉持的基本原則包括自由、平等、人權以及普世性的人道主義等等。從這一角度看，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立場只能是對其自身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背叛。本文將質疑這一分析視角。首先，本文將給出以皮茨為代表的“自由帝國主義”式分析。其次，本文將指出這一分析視角的錯謬之處，以為引出一種新的分析視角作輔墊。再次，本文將指出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立場與其思想中的共和主義成份有著密切聯絡。事實上，自由與帝國在托克維爾思想中的真實距離比人們想象的要近得多。
一、自由帝國主義視角
理解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問題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關鍵在於理解其自由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對托克維爾自由概念的理解中，我們才能真正把握自由和帝國這一對關係在其思想中是如何共存的。本文這一部分試圖給出皮茨提供的“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t）視角，以為我們討論托克維爾的阿爾及利亞問題提供一個理論背景。
皮茨所問的問題大致與裡希特相同，即為什麼奉自由為神聖價值的托克維爾會轉向帝國、征服和殖民？裡希特將這一現象歸為托克維爾的“盲點”（blindness），意即出於某些不得而知的原因，他未能一以貫之地運用他的洞察力和判斷力。但皮茨卻將該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和理論背景中，從而使其更為複雜和有趣。皮茨首先指出，托克維爾對帝國主義的支援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例子。事實上，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中，曾經存在一個“轉向帝國”的浪潮，而托克維爾只不過是這一浪潮的一部分。在皮茨看來，這一事實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例如，與托克維爾一樣，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即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同是又是帝國主義的支持者。除了親身參與英國對外殖民統治—主要是透過在東印度公司的工作以外，密爾還有大量文字為英帝國在海外的統治辯護。值得注意的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些辯護的基礎看上去極為“反自由”（anti-liberal）。在《論自由》中，密爾說：“在與野蠻人打交道時，專制主義是一個合法的統治形式，前提是這一統治的目的應在於促進他們的進步，以及統治的手段事實上能達成這一目的。”在《論代議制政府》中，他說：“落後人類的一個共同且迅速成為普世性的境況是，他們要麼處在更先進人類的直接統治之下，要麼生活在其完全的政治優勢之下。”
《論自由》（On Liberty）是英國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創作的政治學著作，《論自由》中心論題有三個：第一，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第二，論個性自由；第三，論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控制。該書被譽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
根據皮茨的論述，尚有許多其他同時代的思想家在這方面與托克維爾和密爾大致相同，如魯瓦耶-科拉爾（Pierre Paul Royer-Collard）和基佐（Fran。ois Guizot）等。這些思想家基本上屬於自由主義陣營，同時又支援帝國主義政策。皮茨將他們與前一時代——十八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家相對比，發現了這樣一個轉變的模式：
在1870年代左右，對特定的帝國主義行為和無限止的擴張計劃的懷疑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幾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識。然而，僅僅五十年之後，我們就很難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評歐洲帝國主義。的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包括托克維爾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是熱心的帝國主義者。
在《轉向帝國：英法帝國自由主義的興起》一書中，皮茨指出十八、十九世紀文化和政治氛圍的變化主導了人們對歐洲以外人民及其文化的態度。隨著歐洲人對自身文化的資訊逐漸加強，他們對歐洲以外的文化和人民的態度也從包容—甚至某種程度的仰慕—轉向批評和排斥。皮茨所說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從反帝國主義到帝國主義的“大轉變”即與此密切相關。斯密（Adam Smith）、伯克（Edmund Burke）、邊沁、密爾父子、托克維爾、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等人都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普世主義者”，都相信人的普遍平等和大致相同的道德能力，但他們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卻表現得並不一樣，它或許會是一種包容和多元的普世主義，又或許會是帶有強烈進步主義色彩的普世主義。
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在《轉向帝國：英法帝國自由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指出十八、十九世紀文化和政治氛圍的變化主導了人們對歐洲以外人民及其文化的態度。
在這樣一種歷史情境所造成的“壓力”和“焦慮”與個體思想家的關係中，皮茨認為，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最終能夠得到準確的理解。皮茨正確地指出，托克維爾一生的理論思考所圍繞的一個核心要點是自由。托克維爾認為，他當時所處時代的社會—包括法國—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個人從公共領域中的撤退，現代的個人主義在物質主義的伴隨下蠶食著自由賴以存在的政治共同體。如果不存在一個有活力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公民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現代社會將面臨著新的專制主義的危險。皮茨的這一描述大致可靠，但問題在於，她將托克維爾對政治共同體的敏感性看作一種負面的、消極的因素，這一因素影響著托克維爾，使民族主義甚或帝國主義的態度滲透進他的思想，使其自由主義帶上了“汙點”。
應該指出的是，如皮茨所說，托克維爾對法國帝國擴張和殖民計劃的支援確實與他對國家榮譽的熱愛有關。對外征服可以使法國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使其國民感到“光榮”，這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使他們意識到他們屬於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使他們能夠更有動力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分享國家的榮譽和命運。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皮茨認為，托克維爾越過了紅線，對國家榮譽的嚮往導致其對帝國主義的支援，這關鍵的一步使得托克維爾與其自身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原則不相符合。這一判斷直接導致皮茨對托克維爾的帝國情結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稱托克維爾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幼稚，最明顯的一點是他將真正的公民美德與誇張的民族情緒混為一談。皮茨說，在這方面“托克維爾經常被一廂情願而非仔細的社會學分析所引領。”
事實上，皮茨並不是第一個作這樣批評的人，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密爾曾給過幾乎一模一樣的判斷。在回覆托克維爾的一封信中，密爾說：最愚蠢和無知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一個國家在外國人眼中的真正的重要性不在於其大聲的、喧鬧的對此重要性的宣稱，這一宣稱的效果只能是帶著憤怒的軟弱的表現。一個國家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其工業、教育、道德以及良好的治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皮茨和密爾在譴責托克維爾向帝國和國家榮譽的轉折時都援引了自由主義的觀念和價值。從而，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顯得沒有那麼真誠和純正。然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種視角具有很大的缺陷。
二、托克維爾帝國立場的再考察
皮茨對托克維爾帝國主義問題的解釋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對托克維爾帝國主義傾向的心理分析大大降低了與有關帝國的文字在他的整體著作和思想中的重要性。皮茨的論述視角暗示，自由主義思想家不可能在自相矛盾的情況下真誠而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帝國立場。為了理解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同一個思想家那裡“不可能”的互相揉合，我們最終需要一個心理學的解釋。正是因為這一點，托克維爾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字在他的整體著作只能佔據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它們也不會對我們理解托克維爾的思想——特別是其自由概念—有多大作用。皮茨提出的一個依據是托克維爾從未詳細而準確地解釋國家榮譽是如何轉化為公民美德的。然而，正如本文接下來將要指出的，托克維爾自己未必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顯然也無法從這一點判斷有關帝國主義的文字在托克維爾那裡有多重要。
有意思的是，當皮茨在討論托克維爾所可能感受到的“壓力”和“焦慮”時，她自己也未能解釋這一心理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儘管她對歷史情境的描述很可能是對的，而且這種描述對我們理解托克維爾也有意義，但她未能清楚地告訴我們托克維爾思想中哪些部分是受到歷史情境的影響，哪些部分沒有。事實上，在托克維爾的著作中，我們很難找到能夠直接證據證實皮茨所指出的“壓力”和“焦慮”。他關於法國對外征服和帝國統治的文字與其《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樣真誠而嚴肅，在時間上這兩部分文字幾乎同步。可以說，在帝國這一話題上他花了與其他著作不相上下的時間和精力。
為了更好地瞭解阿爾及利亞的社會和民情，他閱讀了《古蘭經》等伊斯蘭教文獻，瀏覽了大量政府公文，透過私人關係長期保持對阿爾及利亞當地局勢的瞭解，甚至考慮過與他的表兄弟克爾郭來（Louisde Kergoly）在那裡購買一塊土地做殖民者。他的兩封《阿爾及利亞之信》（Deux Lettres sur L’Algérie，1837）寫於《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出版之間。1839年他當選國會議員，阿爾及利亞問題在其政治生涯中佔據重要位置，因此也才有我們今天在《托克維爾全集》中看到的寫於1841年的《論阿爾及利亞》（TravailsurL’Algérie）和1847年提交給國會的兩篇關於阿爾及利亞民事和軍事狀況的長篇報告（Rapports sur L’Algérie）。
1830年，法國國王查理十世派遣3萬軍隊遠征阿爾及利亞，將其變成法國殖民地。
以上這些以及許多我們在此尚未列出的文字理所應當被看作托克維爾思想發展的一部分，應該與其他更“正式”的著作一樣值得我們瞭解和研究，它們必須能夠告訴我們一些其他更“正式”著作中所不能告訴我們的東西。
其次，由於自由帝國主義視角將托克維爾對政治共同體的強調看作一個錯誤，它大大低估了這一點在托克維爾自由概念中的地位。皮茨認為，總體而言，托克維爾與密爾一樣應該被歸入自由帝國主義思想家的行列，因而他不應該如此強調政治共同體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對外征服和殖民統治這一話題上。換而言之，在皮茨的視角中，托克維爾對政治共同體的強調與她所理解的托克維爾的自由的概念是背道而馳的。本文將在下一部分詳細解釋此理解的錯誤之處，但在此，我們只需要指出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在事實上與皮茨的描述有很大出入即可。
由於對共同體價值的強調，托克維爾事實上更願意揭示歐洲國家在與其他文化接觸時所產生的“暴力”。這種暴力不僅包括直接的物理意義上的暴力，如他在《論阿爾及利亞》中所說“，我們現在在戰爭中比阿拉伯人更加野蠻”，還包括不可見、但程度甚至更嚴重的暴力。托克維爾在很多地方都描述過後一種暴力，它存在於歐洲國家殖民統治的權力結構之中，而且往往以文明和啟蒙為名。在1847年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托克維爾說：僅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接觸便導致前者對後者的壓迫和貶低，文明人並不一定自覺地想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並不自知這一點。對歐洲人來說作為自由和財產的保證的行政法規和正義原則對野蠻人來說不啻於難以忍受的壓迫。
這一評論與托克維爾先前在《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結尾處“居住在美國的三個種族”一章中所作的觀察遙相呼應，在這裡他用更多的筆墨分析了為什麼歐洲殖民者所謂的自由社會對黑人和當地印度安人來說不亞於監獄。密爾為英帝國擴張政策辯護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帝國能為歐洲以外的人民帶來文明和進步，而托克維爾的觀察正好相反。托克維爾說“：你可以使軒人獲得自由，但你無法使歐洲人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人。”在美國印地安人身上，這種權力支配的關係體現得更為明顯，歐洲人的存在成功使原本自由的印第安人低等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托克維爾在其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展示了某種程度的來自歐洲的文化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從來沒有達到用“文明程度”來合法化帝國統治的程度。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一個將殖民統治看作歐洲人向外傳播文明的途徑的意識形態—在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那裡被廣為接受，啟蒙思想家如孔多塞（Marquisde Condorcet）認為歐洲以外的人在文化上較歐洲人更為低階，因此歐洲人有某種“責任”使他們在文明進階的序列上取得進步。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的對外擴張、帝國統治、甚至某些暴力的行為都在長遠意義上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
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和哲學家。
皮茨未能區分自由帝國主義思想家內部的這些重要的分歧。一方面，托克維爾不相信一個所謂“高階”的文明能“提升”所謂“低階”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絕對的普世主義與人的境況不相符合。他曾經嚴厲批評種族主義知識分子戈必諾（Arthurde Gobineau）的觀點，稱其理論的實踐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自由的重大挫折，如果不是徹底消失的話”。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托克維爾對殖民地人民的共同體生活和文化存在有高度的敏感和同情心，這與皮茨對自由帝國主義的一般性描述有很大出入。那麼，如果不是自由帝國主義的話，托克維爾支援帝國的原因是什麼？事實上，答案應該在托克維爾自已的文字—而非某種潛藏的心理因素—中尋找。托克維爾對此有明確的表述，只不過這些表述在皮茨的分析中並沒有獲得重視。在1841年《論阿爾及利亞》一文的開頭，托克維爾說道：我不認為法國可以認真地考慮離開阿爾及利亞。在世界的眼中，這一放棄將是我們的衰落的清晰表現。……如果法國從一個只有地域的自然阻力和些許野蠻部落反抗的事業中退出，在世人的眼中這將會是屈服於其無能和缺乏勇氣。輕易地放棄已經獲得的，選擇平和地從原先的疆界退出，任何這樣做的人無異於宣佈其偉大的時代已經過去，從此明確地進入衰落時期。
皮茨與密爾都未能看出托克維爾在這裡實際上更為現實考慮，而非為浪漫情緒左右。他們都強調托克維爾將軍事榮譽與公民美德相關聯時的“幼稚”，但他們未能意識到他將重點放在了別處。托克維爾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字大部分是關於海外殖民地的鞏固如何能夠增進法國的國家實力和地位，他非常清楚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現實的實力的話便很難有真正的榮耀。在這裡，托克維爾展現的是一種典型的“現實政治”（real politik）的邏輯和政治家（statesman）式的思考。他說：“如果我們能將非洲海岸牢固並和平地控制在我們手中的話，我們在世界一般事務中的影響將會大大加強。”在十九世紀所謂“新帝國主義”時代中，歐洲國家之間對海外領地的爭奪異常激烈，它們往往面臨著兩種可能性：參與到這場爭奪中並盡力增強實力，或者被其他歐洲強國排擠出去。托克維爾非常瞭解這一情形，他也明確地表明，如果法國退出爭奪，那麼它將會犯一個巨大的錯誤。而且他也很清楚這對非洲人民來說意味著什麼。他說：“我很明白，非洲從此進入了文明世界的運動之中，並將永難離開。”
在《論阿爾及利亞》中，托克維爾列舉了對阿爾及利亞的佔領將有益於法國的兩種方式。首先，法國將獲得米爾斯克比爾港，該港位於迦太基對面以及法國和西班牙形成的海峽之首端。“這一地理位置明顯扼制地中海的出口和入口，”從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法國可以獲得第二個戰略要地是阿爾及爾，在完成其基礎建設後，這裡有潛力成為非常重要的軍事和商業港口。托克維爾說：“這兩個地方在我們時代的政治海洋（指地中海—筆者注）之上，位於法國海岸對面，形成互相支援之勢，它們將無疑大大增強法國國力。”托克維爾接著評論道，“同樣確定的是，……如果這些地方不在我們手裡，它們必將落入別的歐洲國家手裡。”
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托克維爾支援帝國主義的真實動機在於維持國際層面的權力平衡。作為一個關心現實政治的思想家，他認為法國應該成為一個強大但溫和、負責任的帝國主義國家，否則的話它必將被其他歐洲強國排擠出有影響力的圈子之外，失去制衡其他強權的能力。而一旦此危險不再那麼緊迫，法國並非不可以放棄阿爾及利亞。但在當時，在“（法國）好像正在淪為第二等級的國家，任由歐洲事務的控制權落入其他國家之手時”，它不能這麼做。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法國的確放棄了阿爾及利亞，但這時殖民統治的時代已經過去。然而，這一“放棄”還是導致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結束，其原因不禁使人回想起托克維爾。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65年以類似托克維爾的口吻說道：“事實上，可以說第四共和國不是缺乏保衛阿爾及利亞的能力，而是缺乏放棄它的能力。法國需要一個足夠強的政府以承擔起‘放棄的英雄主義’。”
三、托克維爾和自由主義
我們可以將前一部分的內容看作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的“另一面”，這也是皮茨所未能看到的一面。透過將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與其帝國主義相對立，皮茨排除了托克維爾可能前後一致地同時支援這二者的可能性。這裡仍有待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托克維爾是否符合皮茨所描述的那個“自由主義”？換句話說，我們仍需考察已被皮茨排除了的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與其自由觀念之間存在“理論聯絡”的可能性。
皮茨引用托克維爾的話說，“所有人都從自然那裡獲得指導其自身行為的智力，他們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務上不應該受他人的干涉，應該有權以其自身的意志規劃其未來。”這一關於個人自由的觀念顯然與皮茨對自由主義傳統的看法有關。個人“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務上不應該受他人的干涉”的原則與密爾著名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類似；它也可以被追溯到洛克（John Locke）關於財產權先於國家，國家乃經由個人建立以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之設施的思想；它還可以使們想起霍布斯關於國家作為一個工具，其唯一的目的是儲存個人的生命和財產的論述。在這一傳統中，國家的角色被限制在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利益，任何對此目的的超越都被認為是危險的。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難免導致某種形式的普世主義，因為嚴格意義上的“個人”是沒有國界限制的。從這一角度看，皮茨認為托克維爾與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沒有太大區別。皮茨引用威爾希的話來為自由主義作一簡單的定義：
自由主義包含對某些個人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等）的承諾，對重商主義國家政策的反對，對王權——如果不是王制政府的話——的反對，以及社會同情心的包容性。
啟蒙運動為打倒法國舊制度的法國大革命等革命運動提供了自由的革命思想。
本文認為，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托克維爾與這一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事實上，托克維爾並沒有將國家看作服務於個人利益的人造工具。相反，他給予了國家很多遠超出“工具”以外的正面價值，這一點很清楚地體現在他對法國國家榮譽的強調中。在他關於帝國和殖民地的文字中，國家的“榮譽”和“偉大”是一個經常的話題。在前文提到的托克維爾給密爾的信中，他說：親愛的密爾，我無需告訴你，威脅著如我們一般組織起來的人民的最大病症是民情的逐漸衰弱、心性的墮落、品味的平庸化……。我們不能讓這一民族輕易地養成犧牲他們認為崇高的事業以獲取安逸、放棄偉大的事物而安於庸碌的習慣；這樣做是不健康的：允許一個民族認為她在世界上的位置比現在更低，她要從祖先為其安排的位置上衰落下來，但她可以從建造鐵路、和平地獲取繁榮—不管這種和平是在什麼條件下取得的—以及私人個體的福利中找到安慰。
顯然，密爾並沒有被他的朋友對國家榮譽的強調所打動，他認為工業、教育、道德和良好的治理要重要得多。值得一提的是，這一不那麼愉快的通訊似乎在曾是朋友關係的兩人之間創造了一個難以彌合的鴻溝，他們的友誼此後再也沒有恢復到之前的狀態。
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托克維爾對偉大和榮譽的熱心與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觀有很大的共通之處。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家傾向於將自由看作不同群體之間鬥爭的結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一種需要爭取來的特權，而這種“爭取”很多時候要透過戰爭來進行。這在馬基雅維利那表現得很明顯：在共和國內部，自由依賴於內部權力的互相沖突和制衡；對外，自由需要透過戰爭來保持共和國的地位和權力，防止共和國被他國征服從而跌入被奴役的境地。而這一機制不可避免地需要其公民具有充分的公共美德、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以及一定程度的國家榮譽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托克維爾更符合這一古典共和主義的傳統，而非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他和密爾之間的分隔也比許多評論家估計得要大，後者比前者要“現代”許多。
與此相關聯，與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同的是，托克維爾為權力本身也賦予了一些正面價值。我們在前文提到托克維爾支援帝國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加強法國的國家力量，尤其是在與其他歐洲強國競爭之時。權力之間的互相制衡是古典共和主義關於自由的永恆話題，也是托克維爾自由概念的核心組成部分。與對國家的權力和榮譽的強調相似，他曾激烈地批評七月王朝在處理對外事務時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習氣。在其《回憶錄》中，他說：資產階級不僅成為社會的唯一指導者，而且是社會的培育者。……緊接著，政治激情遭遇了谷底，像是一種普遍性的萎縮，而與此同時公共財富卻迅速增長。中產階級特有的精神成為政府的一般精神，它支配著外交政策以及國內事務，……與人民或貴族的精神相結合，這種精神可能會創造奇蹟，但僅其自身卻只能創造一個沒有美德和崇高感的政府。
以上這些例證皆指向這樣一個事實，即托克維爾與傳統的自由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現代民主社會實現和儲存自由是托克維爾政治思考的核心主題。與身份不平等的貴族社會相比，現代民主社會中個人從傳統社會組織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平等的個體。但同時，隨著貴族階層的消失和傳統有機社會組織的瓦解，社會逐漸原子化，個人儘管獲得了平等的地位，但他們又是孤立和軟弱的。托克維爾說，這樣的社會很容易產生過度集中的權力，這種集中化的權力又很容易導致專制主義。在缺乏中間階層以及積極的政治參與的情況下，國家往往成為社會的主人和庇護者，個人成為依賴於國家而存在的平庸的、軟弱的原子式的個體，這一狀況被托克維爾稱為“新專制主義”。
因此，托克維爾說，人們只有參與到政治中去才能獲得自由。透過這種參與，個人得以與其他人建立起聯絡，從而為其共同的命運而堅守。這種自由與政治參與及某種程度的自治之間關聯非常典型地來自於共和主義的傳統。正因為此，托克維爾在其著作中持續性地批評現代社會中的非政治化傾向，個人只關注其私人事務而不顧公共利益，決定共同體命運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機構手中，等等。托克維爾認為，與貴族社會相比，現代社會很容易被平庸的個人及其物質欲求所淹沒，而某種程度的愛國主義則可以說是某種古代貴族精神在現代社會的代替品。公民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和對政治共同體的情感聯絡需要明智的政治領導和恰當的政治體制來幫助維繫。托克維爾舉例說，美國的聯邦體系透過“結合小共和國和大國家的優點”來完成這一點，各個自治的州相當於是一些小共和國，它們使得人們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可以培育出互相關聯的歸屬感和責任感。“這種共和精神，即一個自由民族的這種風氣和習慣，就是這樣先在各州產生和發展起來，而後又順利地通行於全國。”而當時的法國人則嚴重缺乏政治生活和自治的習慣，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法國可能是歐洲國家中政治生活最為缺乏的國家。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盪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避免現代社會中的集權主義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權力的互相制衡。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說：“我認為必然有一個高於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在托克維爾看來，現代社會尤其需要一些所謂“中間組織”來聚集個人，形成一些能夠與國家和社會的權力形成制衡的局面，從而使自由得以儲存，這正是他極力讚賞美國自由結社和地方自治精神的原因所在。在這一點上，托克維爾可以說繼承了孟德斯鳩關於權力分立和制衡的思想。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托克維爾將此權力制衡的原則運用在了國際層面上。一國人民的自由不僅依賴於其國內狀況，而且與國際狀況有關。在小共和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中，托克維爾認為，雖然小共和國更容易培育出積極的公民精神，但大國可以保證其不受其他國家支配。“小國往往貧弱，不是因為它小，而是因為它弱。大國之所以繁榮，不是因為它大，而是因為它強。”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維爾從來沒有為權力而支援權力。他說：“如果只有小國而無大國，人類無疑會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不可能沒有大國。”因此，托克維爾秉持的是一種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正如前文所述，這正是他支援帝國擴張的核心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托克維爾、列貝爾和白芝浩：自由主義面對世界》一書中，大衛·克林頓（David Clinton）用托克維爾的帝國立場來說明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何理解國際政治，他正確地指出了托克維爾對國家及其榮譽的重視，國家為了保證公民對其的忠誠和情感上的向心力，因而需要在國際舞臺上展現自己。但很成問題的是，他認為托克維爾所強調的“公民美德”指向一種“更高階”的道德。在托克維爾那裡，政治和道德有很清楚界限，這一點顯然並沒有為克林頓所重視。我們當然可以選擇相信託克維爾原意促進國際社會中的“道德責任”以及“自由和有榮譽感的行為準則”，但他所強調的權力之間的制衡並不一定能被歸入道德話語中，甚至不可避免地包含強制和暴力。
因此，我們可以說，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既不是虛偽地以普世性價值自證合法性的“自由帝國主義”，也不是毫無原則地將本民族的重要性抬高到所有其他民族之上的自我迷惑的民族主義。我們在其對帝國的辯護中找到的最主要是“國家理由”（Raisond’Etat）這一共和主義的觀念，在這種觀念中共和主義式的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強大並不矛盾。用鄧肯·貝爾（Duncan Bell）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共和主義式的帝國主義”（republican imperialism）。
四、結語
托克維爾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熱心支援似乎在托克維爾的研究領域創造了相當大程度的疑惑甚至憤怒，如同我們突然在一個自由主義的、和平和人道的托克維爾身上發現了“另一個”不道德的、暴力的和帝國主義傾向的托克維爾。然而，我們實際上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考察托克維爾“另一面”，他可能並不如我們一般預設的那樣是一個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的自由概念也並不一定與自由主義傳統中的自由概念那樣與國家的權力和榮譽相沖突。當皮茨評論說托克維爾思想中的這一矛盾不可能有一個理論上的解決辦法時，她暗示的是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多少為其自由主義思想塗上了汙點，她也因此傾向於用一種非理性的民族情緒來解決這一矛盾。但顯然，在這樣的解釋中，托克維爾對自由和權力之間關係的洞見便被掩沒，而這一洞見卻是其整體政治思想中的關鍵組成部分。
本文載於《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北大政治學（微訊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註釋，並有刪節和調整。
文字編輯：耿 直
技術編輯：曹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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